这是一个关于电影的意象空间，全书分成国际篇、上海篇和华语篇三个部分，“国际篇”，主要揭示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在电影制作与电影研究方面的表现；“上海篇”，主要分析性别想象及都市叙事在电影中的呈现；“华语篇”，主要仍以“华语电影”中的城市为对象，包括上海、香港和台北，既有整体发展的描述，也有具体作品的分析，议题涉及香港历史上的超区域想象，社会转型期的城乡情怀，以及台北世纪末的时空重建等等。不管你是电影爱好者，还是对电影有深入研究的专家，都能在本书中找到想要的内容。

这是一部关于怀旧电影的评论文集，它将带你畅享世纪电影的无限美学。

本书所集有关中国电影与电影研究的文章，按主题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篇”，主要揭示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在电影制作与电影研究方面的表现，既分析好莱坞近百年塑造华人形象的模式，又指出西方国际电影节在意识形态和审美艺术方面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影响，还探讨西方近年来关于中国电影研究方面的理论及方法问题。第二部分是“上海篇”，主要分析性别想象及都市叙事在电影中的呈现，人物形象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娼妓和摩登女性为例证，并探讨近年于香港和上海颇为盛行的对老上海的怀旧情绪。第三部分是“华语篇”，主要仍以“华语电影”中的城市为对象，包括上海、香港和台北，既有整体发展的描述，也有具体作品的分析，议题涉及香港历史上的超区域想象，社会转型期的城乡情怀，以及台北世纪末的时空重建等等。

序言

一、国际篇：好莱坞，电影节，学术圈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神话背后：西方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的形象

 回归主体：解读“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中国电影研究在欧美的发展简述

二、上海篇：娼妓，新女性，怀旧

 娼妓文化、都市想象与中国电影

 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

 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形象

 游离于香港与上海之间：怀旧，电影，文化想象

三、华语篇：城乡情怀，区域想象，时空重建

 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形象

 香港电影中的“超地区想象”：文化、身份与工业问题

 质朴乡村与现代城市：影片《桂花巷》和《恐怖分子》中家庭的构造

 多元风格与形式表现——记2000年台北电影奖

 中国内地电影观察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格里菲斯执导，1919年)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85年的历史。本文选择6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20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成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正面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19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患”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卡普拉执导，1933年)。到了中国的抗战及欧美的二战时期，美国的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大地》(富兰克林执导，1937年)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与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诸如《苏丝黄的世界》(奎因执导，1960年)那样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20世纪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现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罗杰斯执导，1961年)。作为难得一见的反思西方中心神话的影片，《蝴蝶君》(克罗嫩贝格执导，1993年)布下性别迷阵，揭露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做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所论，“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下列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许多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爱情悲剧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涉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平和与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异同，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计，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于鸦片而醉心于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获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的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供于床上，烧香超度，尔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即透露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本质：吉什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凋谢天折。在影片中，格利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床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床边精心照料露西饱受刨伤的心灵，尔后在床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床边殉情自杀，与露西同归于尽，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可的跨种族、跨文化的一段情缘。由于导演格利菲斯刻意营造影片结尾时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两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结”及视觉上的“一性快感”，因此为影片更增添了欲望和幻想的空间。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性，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所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性形象。格利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其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其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一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为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称黄人为一个“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利菲斯正是利用这一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利菲斯在影片的纽约市首映式上设计了一出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即可观看的一般默片。

不可否认，格利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削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1915)中对黑人歧视性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利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问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P1-4

本书所集有关中国电影与电影研究的文章，按主题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篇”，主要揭示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在电影制作与电影研究方面的表现，既分析好莱坞近百年塑造华人形象的模式，又指出西方国际电影节在意识形态和审美艺术方面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影响，还探讨西方近年来关于中国电影研究方面的理论及方法问题。第二部分是“上海篇”，主要分析性别想象及都市叙事在电影中的呈现，人物形象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娼妓和摩登女性为例证，并探讨近年于香港和上海颇为盛行的对老上海的怀旧情绪。第三部分是“华语篇”，主要仍以“华语电影”中的城市为对象，包括上海、香港和台北，既有整体发展的描述，也有具体作品的分析，议题涉及香港历史上的超区域想象，社会转型期的城乡情怀，以及台北世纪末的时空重建等等。

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先后任教14年，至今已出版6部英文学术著作，为本书文章的来源。这些中文文章约一半分别发表于国内及港台学术刊物，如北京的《电影艺术》、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以及台北的《当代》和《中外文学》。另一半的文章是我作为美国福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2003—2004年度中国研究员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写就，其中有些近期登于国内刊物，如《当代电影》和《读书》。有关2000年台北电影奖的介绍是我当年应聘为台北电影节商业影片三位评审之一时的命题作文。为保留近年中国电影研究发展过程的轨迹，早年发表的文章收入本书时不新加修改，只在篇末注明原文书刊出处。虽然成书时尽力统一，由于内地、港、台三地发表的西文译名经常不同，书中难免出现同一人名、书名不同译名的地方，还请读者见谅。本书中所有图片皆由苏静波从纠灯片翻制成数码影像光碟，刘青峰允许我此书收入已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的数篇论文，在此特致谢意。

                2004年3月初稿于香港九龙塘

                2005年12月定稿于美国圣地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