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结了作者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的论文，有三个特点：一是从先秦两汉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二，作者是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联中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三，作者强调文献资料，从研究资料人手，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这里集结的是我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的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已发表过。因为汉人将楚辞也称为“赋”，所以取其雅称，题书名为《诗赋论稿》。至于书的最后所附《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和《评论陆侃如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是因为高、陆二位先生是《诗经》和楚辞研究的大家，而目前学术界对他们的《诗经》、楚辞研究的评价却有不同的认识，二是因为我所评论的恰是他们关于《诗经》和楚辞的研究，所以也收在集子里了。

论《诗经》的文化品格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上)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下)

周代宗法制度与《诗》

周代“敬德”思想与《诗》

周代的伦理道德与《诗》

周代士人忧患意识与《诗》的讽刺诗

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

论《诗经》的比兴手法兼及诗歌意境的起源

战国时代的哲学发展与《楚辞》的艺术表现

论《诗》、《骚》艺术空间观念的不同

《楚辞》对《诗经》抒情方式的突破

从汉代拟骚创作看屈原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诗经》和楚辞对汉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汉代辞赋的理性精神

汉代抒情赋的理性回归

论郑玄《诗谱》的贡献

论汉代《诗》经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

汉代《齐诗》传授的特点

《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对比研究并论及《毛序》的作期

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

从《汉书》称《诗》、引《诗》看《毛序》应基本完成于秦汉之间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从《汉书》称《诗》、引《诗》看《诗》在西汉的功用

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评论陆侃如先生的楚辞研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中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文学必然是人们对外部世界感应、认识和表现的过程，只是文学又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而已，而且，文学的表现方法、特征又与不同民族独特的认识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以上表现上的不同，从认识论上看，《诗经》的文化品格带有我们民族重中庸、和谐的特点。

中国古代认识论在如何把握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方式上和西方认识论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有理性思辨的成分，但总的说来，理性思辨不如直接的体验更发达一些。这些特点，研究古代认识论的专家都注意到了。已故的著名学者金岳霖说：“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情况会使习惯于系统思维的人得到哲学上料想不到的不确定感。”①汪建也说：“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易传·系辞》中所概括的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方法。所谓‘取象’，就是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等方式，对天地万物的物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反复观察和感受，‘拟诸形容’，概括提炼为意象”，“这种取象以体道的方法，显然不可能运用分解的抽象方法，而必须把对象作为活动着的整体，作为相互关联的生化整体的一个部分，运用凝练、浓缩‘简易’方法和相互比较的比类方法才能实现”①。中国认识论的重形象思维影响到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重要特点，这就是重意境而轻写实，中国诗歌以含蓄胜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我们的先民按照已经习以为常的直观、取象、顿悟的认识特点去把握、认识以至于去表现某种事物的时候，那种带有整体性的、伴随形象而出现的、简洁凝练性质的思维方式，就会不自觉地发挥作用。《诗经》中的一部分(主要指“国风”)诗篇形成意境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比兴式的，一是描写和叙述式的。即使构不成意境的诗篇也受到这种表现形式的影响。当然，我这里所讲的诗的意境，尚处在缺乏理论自觉的萌芽状态。

P8-9

这里集结的是我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的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已发表过。因为汉人将楚辞也称为“赋”，所以取其雅称，题书名为《诗赋论稿》。至于书的最后所附《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和《评论陆侃如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是因为高、陆二位先生是《诗经》和楚辞研究的大家，而目前学术界对他们的《诗经》、楚辞研究的评价却有不同的认识，二是因为我所评论的恰是他们关于《诗经》和楚辞的研究，所以也收在集子里了。

从先秦两汉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是这些论文的一个特点。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而言之，一个时代的文化影响及一个时代的文学；小而言之，一个作家的创作特点，一种文体的形成和嬗变，也都与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文化又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文化所包容的诸方面因素，其对作家的创作、文体的形成和嬗变所起的影响作用又决不是等同的，作为历史文化接受主体的作家自然有对历史文化或选择或摈弃的权力，就是文体的形成和嬗变也会因其特点的不同而接受历史文化中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从古代文化的研究视角切人研究古代文学，虽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真正做好却并非易事。这里的关键是找准文化与文学真正的连接点，并做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集子中的这些论文并不是说都做到了这一点，但最起码，我是按照这个方向努力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晰，这也是我着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的一个原因。

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联中研究《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是这些论文的第二个特点。任何事物从表面看都是孤立的，但任何事物既都与周围其他事物相对比而存在，又与它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仅就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共时性而言。除了共时性之外，任何事物的发展又都有历时性。只有对某事物作共时和历时的交互观察、研究，才能对其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作为一种事物，《诗经》、楚辞和汉代辞赋也都具有上述的品质。因此，我的观察和研究始终将其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来看待，也就是说，既注意到属于共时性的即在同一生存空间中其与其他外在事物的联系，也注意到属于历时性的即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过程。论文是在“纵”和“横”联系的交叉点上，在普遍认识“共性”的基础上，强调研究对象的“个性”特征的。诚然，集子所收论文只是上述认识不太成熟的实践。

强调文献资料，从研究资料人手，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这些论文的第三个特点。我曾经把从事某一课题的研究比作开发一座矿藏，不摸清这座矿藏的全部底细，怎么能将其中的宝藏开发得好呢?强调文献资料、从研究资料入手就是摸清矿藏全部底细的做法。我向来认为我从事研究的方法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但我又认为强调文献资料、从研究资料人手并不是也不应该忽视理论的审视和把握，而理论的审视和把握就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联系认识事物的个性特征，把握事物的本质，总结出某一些文学历史运动的规律或说明一种文学现象。凡真正从事某一种文学的研究，理性的思考是不可或缺的。读者从集子所收的文章中会发现我的这种努力。

读者会很容易发现这些论文的历史印记：早期的论文文末的注文很少，甚至没有注文，而随着历史的推移，注文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有的文章因为论述的问题属于同一个范围，虽然论述角度不尽相同，但在使用的材料上，有个别重出之处。在编集这些论文时都没作统一的调整，也算保留一些历史的风貌吧。

最后要说明的是，论文中的观点纯属一己之见，材料的运用也未必都尽合理，诚恳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王洲明

记于山东大学五宿舍

2005～2006新学年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