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近年的论文结集,主要论述了价格机制、市场机制与企业家三者的关系,对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书中的一些观点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过时，值得反思和研读。

  本书收集的是作者在1984—1987年发表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在当时的经济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有些论文中的观点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直接作用，本书将它们按内容分为七编，每一编都写了一个“提要与说明”，以使读者对论文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也有助于读者评价其中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所在。

从中国改革看制度变革的演进特征《代序》

第一编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

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论价格功能

论动态经济增长中的价格

第二编企业家与所有制

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

造就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家与所有制

——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第三编 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日本的经验

政府·市场·企业家·所有制

“公家报销”与价格扭曲

“乱摊派”与税制改革

第四编 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

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

关于人才流动的经济学探讨

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济学考察

第五编 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

货币、物价与生产

——1985年紧缩效应分析

关于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的几个理论问题

宏观经济讨论中的若干理论分歧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财政赤字

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预算软硬

(五)第五个观念——消费观

关于消费观念现代化的问题，最近报纸上讨论得很多，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个公式，叫快乐公式，即：快乐=享受／欲望。这个公式，高小程度的人都能理解：追求快乐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就是缩小分母，使欲望小一点，即使分子不变，快乐也会增大；第二种途径，是扩大分子，使享受多一点，欲望不变，那么，快乐就大。

我刚才讲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是有限的，享受也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历来追求幸福的道路是缩小分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清心寡欲”、“知足者常乐”的消费观念。具体地说就是节制欲望的消费观。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这种自然经济消费观念的集中反映。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青年人只要一谈吃好些，穿好些，我们的传统教育就来了，也不管你是在哪种场合、哪个环境下说的，便不分青红皂白，来一套老掉牙的训斥：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真是让你哭笑不得，好像一辈子吃不饱、穿不暖才是真正做人的本分。

在商品经济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分子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所以，人们追求幸福，不是缩小分母，而是加大分子，增加享受。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消费观。在商品经济下，享受是欲望的函数，你的欲望越大，你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你得到的享受就越多。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一个没有欲望的民族，是很难进步的。因为没有欲望，就没有不满，没有上进，没有奋斗!如果一个社会始终停留在抑制欲望的消费观上，那么，这个社会就只会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消费不增大，生产就上不去，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卖得出去。

培养消费观，对企业家来说就更重要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家都努力作广告，大街小巷、汽车、电视、广播，都作广告，为什么?就是为了刺激消费。除此之外，企业家还应当刺激本厂职工的消费。如果你这个工厂职工消费欲望不强，你的工人干劲就不会大，你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就会有所限制。举个例子，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着消费欲望小的问题。外国企业家到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办厂，他把工人工资提高一倍，结果这些工人劳动时间就减少了，原来劳动六天，现在只劳动三天，另外三天他游逛去了。你三天的工资能够买到他六天内所需要的东西，他另三天自然不会干了，因为欲望饱和了。还有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伐木场的老板看到工人不好好干活，怎么加工资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他就从外边请来一个经济专家，请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位专家说，下星期我给你带一个商人来，就把事办了。到了下星期，由他引来的商人对老板说，你的工人之所以不好好干活，是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钱装满腰包没处花，他们还挣钱干啥?商人最后用流动售货车载着许多高档消费品，一宣传，工人觉得美气得很，抢着买。一买，钱不够。嗨!这下就得好好干，拼命挣钱。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受旧观念的束缚，总以“苦”、“穷”为荣。有些干部认为穿得破一些就是艰苦朴素。实在是大谬而不然。艰苦朴素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认为艰苦朴素就是吃得差一点，穿得破一点，那我看这样的艰苦朴素传统作风将是靠不住的。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不应当对人们正常的消费进行谴责，而且应当鼓励、诱导人们消费。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消费。我们有责任让人民穿得好一些、吃得好一些。当然，我们所说的消费，是指人们用自己的智慧挣来的钱，而不是歪门邪道搞来的钱。

P96-98

20世纪80年代是激动人心的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体制转轨中的矛盾不断暴露，中国经济学家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改革的实践也培养了一代经济学家，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丰富起来。作为初出道的年轻经济学者，我有幸直接参与了当时有关改革政策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对改革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论著，这是我深感自豪的。这期间，与当时大多数站在改革前线的经济学者一样，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可以说，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去思考、去探讨。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显得有些不太专业，但在当时，每一个现实的问题都对我有吸引力，并且自认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很难抗拒诱惑而只专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不过，尽管研究领域比较宽，但是我的思想逻辑是统一的，这就是对市场机制的坚定信念。

本书收集的是我在1984—1987年发表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在当时的经济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有些论文中的观点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直接作用，我将它们按内容分为七编，每一编都写了一个“提要与说明”，以使读者对论文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也有助于读者评价我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所在。为展现时代感，文章本身此次出版未作任何修改。

从1982年上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有23年的时间。从我自己的经验看，中国经济学家最难做到的是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以我的判断，大量的经济学论文和文章都充满了套话、假话。

我聊以自慰的是，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人云亦云，也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当然，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这一点读者可以从这本文集中体会出来。

从1984年底到1990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近六年(期间有一年去牛津大学进修)。作为国家机关的研究人员，我的职责应该是从事政策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但我个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者，追求的是理论上的彻底性。对我来说，每个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绝不为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做注脚，也不会为迎合政府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观点。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政府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当然，我也不会因为政府没有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指责政府不尊重学者的意见，因为我明白，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我不愿意纠缠于一些概念之争，而是喜欢单刀直入讨论问题。在整理本文集的时候，我对每一篇文章都通读了一遍，我自以为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这是彻底的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当然，书中的有些观点免不了有历史和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过去一些学者不敢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上不敢这么说，因为有政治压力。现在这样的压力越来越小，但今天的经济学界面临着另一种压力，即公众舆论的压力。当前社会上有关经济学家“独立性”的议论不绝于耳，但现在一些人所谓的“独立性”，实际上是献媚大众，误导甚多。在我看来，一个学者的独立性，是在学科规范下，思维逻辑、学术思想上的独立性。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什么结论就说什么话，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当我们评价一个学者的思想的时候，也不能用代表哪种利益的标签——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只能问，他做的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符合科学规范；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逻辑，这是最重要的。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我们之所以需要科学，是因为真理往往与多数人的认识不同。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哗众取宠，像商人一样，公众想要什么就兜售什么，尽管个人可以出名，但对社会的损害极大，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如果未来不能形成一批真正有独立学术精神的人，或者这样一批人受到非常严重的摧残，无论是以语言暴力还是以其他形式，和谐社会都不可能形成。

我必须指出，当前一些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现象蔓延下去，社会上的好多人都将越过做人的道德底线，这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在本文集出版之际，我必须表达对20世纪80年代体改所的同事们的感激之情。我的不少观点是在与同事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没有那样一个自由宽松、追求卓越的学术气氛，我不可能提出那些既对当时的改革政策产生影响又具有一定学术生命力的观点。今天，我当年的绝大部分同事已弃笔从商或从政，不再从事经济学理论或改革政策的研究，我一直为此感到非常遗憾。我要特别感谢我当年的研究室领导和合作者宋国青，他对我在学术上的启发和帮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是我最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常常令我自愧不如。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是与他合作完成的，我感谢他同意我把这几篇合作论文收集在我的个人文集里。我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中，他的贡献比我的大。

我还要感谢茅于轼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他是我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张五常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基本同意。我以为，茅于轼先生是最精通价格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一直是我做人和做学问的楷模。

最后，我还要感谢肖梦女士，没有她的督促，我不会花时间整理这本文集。她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和组织者，她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女士和责任编辑张慧卉女士对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张维迎

                2005年12月5日

                 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