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次把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结合起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揭示了丧服制度与礼制、宗法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丧服制度的社会功能进行全面认识，尤其是揭示了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相辅而行、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需要的历史规律，由此凸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自然经济下以宗法伦理为特色的社会土壤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自商周之际至春秋战国历经数百年时间完备的丧服制度，影响我国长达数千年，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无人不与它发生关系，为死者服丧几乎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丧服制度对于维系我国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从礼制看，丧服制度属于五礼中凶礼之丧礼部分。丧礼主要包括丧、葬、祭三大部分内容。“丧”即是指丧服制度，是丧礼的核心部分。从西周开始，历代统治者就把礼制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自汉代以后，历代多有官修礼书，说明为政者都非常清楚礼与政治活动以及人类的生活规划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关系个人生命安顿的服丧条例，更是礼书中的主要内容。于是唐有《贞观礼》、《唐律疏议》、《显庆礼》以及《开元礼》，宋代则有《宋刑统》、《政和礼》，明代有《集礼》、《大明律例》、《会典》、《孝慈录》，清代则有《大清通礼》、《大清律例》等礼书与法典的修订与颁行，其中，丧服制度方面虽然仍以《仪礼。丧服》为母体，不过在具体内容上，则都各有损益而呈现各时代特殊的色彩。

研究中国法制史，除应当研究历代法典，也应当研究历代礼制，如果脱离礼来谈古代的法，我们就无法揭示法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为此，对中国传统法制应从历史、社会、文化、法律等多视角进行研究，立体地、全面地展现传统社会的法制状况，揭示传统社会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打破以往以政治制度史为线索、过分强调阶级性、局限于历代官方法典的法制史研究。作为古代礼制的重要部分之一，丧服制度本身就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瞿同祖先生也认为丧服制度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并用作刑事法律上判罪定刑的一个标准。丧服制度既是民间的礼俗，又是国家的礼制，既体现在礼制层面，又体现在法制层面。中国古代的法律以“以礼人法、礼法合一”为根本特征，法律体现着强烈的宗亲原则。丧服制度的内容和精神多为历代法律所吸收，它与古代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自魏晋“准五服制罪”以来，丧服制度在法律上的作用日趋重要。以《唐律疏议》为例，在总数502条中，直接以丧服等级(期亲、大功、小功、缌麻、袒免)表述者达8l条，加上虽不以丧服等级表述但涉及亲属关系而量刑不同者，共为154条。法律文献登载“五服图”，则始于《元典章。礼部》，以后为明、清律所沿用。可以说，如果对丧服制度没有深入的理解，那么对传统法律文化很难有深入的研究。

《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是本书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本书作者在认真吸收和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第一次把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不乏创新见解，体现了作者的见识与胆略。作者把丧服制度的产生、发展放到当时的社会、自然环境与伦理哲学、宗法制度等大的空间进行考察，从而冲破了以往研究丧服制度就事论事的狭窄天地，把研究引向深入。把丧服制度与礼制、宗法制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揭示其相互关系，有助于对丧服制度的社会功能进行全面认识。特别是作者把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从《晋律》“准五服以制罪”开始，对历代丧服制度在历代律典中的反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相辅而行、共同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历史规律，由此突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从而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记得作者以此论文提交专家评阅和答辩时，同行专家一致认为全文结构严谨、材料丰富、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文字流畅，并以全优通过。当然本书也存在某些缺漏与不足，但瑕不掩瑜，本书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著作。

本书作者马建兴同志，自1994年硕士研究生时起即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教研室从事法律史的学习与研究，分别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该同志来自较偏僻的井冈山区农村，家境较贫寒，但多年来他能够克服困难、摒除外界干扰，潜心从事本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在思想、学识、能力等方面均不断成长。作为导师，对于他在人生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本书付梓之际，欣然提笔为序，以为嘉勉焉，并祝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曾荣义

2005年2月]o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