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为了逃避纳粹的种族屠杀的德国犹太小提琴家莱隆德·维森多夫；他，上海的日本特务合津康弘，要千方百计的找到维森多夫；他，是抗日遗孤陆晓阳，酷爱小提琴。在血淋淋的战争、侵略和屠杀面前，维森多夫、合津与陆晓阳，这三个不同种族、不同年龄和不同经历的小提琴家之间的爱恨情仇终于爆发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生死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疯狂的种族屠杀(Holocaust)期间，上海，是世界上惟一对犹太难民不需要签证便可以登陆的港口。从1934至。1940年，上海共收容从欧洲逃亡的犹太难民3万多人。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但在上海犹太社团和中国人民的救援下，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生存了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新生活。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入德、意一方的轴心国，1943年夏，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最贫穷的虹口区建立犹太难民隔离区(Ghetto)，对犹太人实行监控。这是犹太难民在远东最艰险和苦难的日子。小说讲述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经历，同生死，共命运的感人故事，再现了犹太难民在远东的难忘岁月……

上篇 1

下篇 121

陆晓阳歪歪斜斜地在路上走着。他把小提琴抱在怀里，琴匣子立起靠在肩膀的一侧，活像一名愤世嫉俗的剑客，仿佛前面有数不清的人间不平事正等着他去施展手脚。这个姿势是他最近才采用的，因为他越来越感到，那种手里提着小提琴匆匆走路的模样，实在是太像那些"洋琴鬼"了。

"洋琴鬼"是一种绰号，是上海人给那些专门在交际舞场里当伴奏乐师的音乐家们起的。上海有许多这一类舞场，舞场里准备着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专门当作舞伴的女郎。每到晚上九点，她们就准时在场子边上或者进门的地方一字排开地坐着，浓妆艳抹地等待男舞客上门去挑选。而给这种舞场伴奏的乐班子，就被人称做"洋琴鬼"。

每当陆晓阳走过八仙桥的"大世界"，看到那些珠光宝气的游客，望到大厦顶上闪着霓虹灯的尖塔，他便常常在心里叨唠着，想起自己的未来。  

陆晓阳的琴是爸爸亲手教出来的，加上自己的天分，他拉得相当出色。他喜爱小提琴，也相信他自己命定就是要延续爸爸的艺术生命和艺术抱负的。自从三年前爸爸被日本人杀死后，这一切就突然地改变了。那一年陆晓阳十一岁，姐姐陆晓念十五岁。陆晓念真是个无比坚强的人，她放弃了女子高中的学业，在上海红十字会和天主教仁爱会所开办的一家慈济卫生院里当了护士，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姐弟两个人的生活。同时严格督促着弟弟练习小提琴。陆晓阳本在虹口读寄宿初中，他再小，家里的难处也是明白的。后来，日本人为了建兵营，将那所学校夷为平地，他干脆从此不再上学，向陆晓念提出到街头拉琴的想法，理由是在大街上拉琴，练了琴，还能挣些钱。经过他不断的吵闹，陆晓念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要晓阳保证两件事：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许和人打架，准时回家。第二，要有自尊，看热闹的不给钱不要追讨。晓阳都郑重地答应了。

从那以后一晃三个月，他在街上拉琴，行人的反应是十分冷落的。那时候，不要说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就是在上海这样最"洋气"的城市里，大多数的人也并不知道小提琴为何物，这种以古怪的姿势才能演奏的乐器被人们称为"梵哑铃"，再加上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每天收摊的时候，琴匣子里的钱真是寥寥无几。

"洋琴鬼"!"他有些悲凉地想，"我的前途就是一个出色的"洋琴鬼"吧!"

他天天在街上混，人在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有一天，他终于闪过一个念头，以卖艺挣钱为主，不再管许多了!

陆晓阳暗暗下定了决心，心里有了非常痛快的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在蚊帐里面翻来覆去，暗暗排练着要拉什么样的曲子，要用什么样子的姿势才能耍出噱头来，想到滑稽的地方，不由得"噗嗤"笑出了声。幸好他是单独睡在一间房里，要不然姐姐肯定会发现他的诡计的。

陆晓阳拉琴常常是在跑马厅一带的热闹地方，但从这儿以后，他就改到静安寺附近去了。因为陆晓念知道他通常拉琴的地点，万一被姐姐发现了，就都完了。那天等他连跳带扭，动作夸张地拉完一首流行小曲儿，果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即便是在他拉到许多高难的段落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人会给他鼓掌，可这一回不得了，周围停下来的人都是张着嘴，不听拉琴，倒像是发现了什么稀有的动物那样直直地打量他。末了，有了鼓掌的了。到了下午，陆晓阳琴匣子里的钱，竟然比以前多了三倍。

陆晓阳在不知不觉中变了，他学会了在大街上混日子的所有本领，但是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没有被陆晓念察觉到。

今天，陆晓阳在街上挣得又不错，时间还早，却不想再拉下去。拐过街角的时候，他见到一家日本人开的杂货店，正在向露天摆放的竹子笸箩里添加秋天的白梨，他馋了，就故意挤上去碍手碍脚的。那个登着木屐的日本小老板怒了，用混着日本话的上海话叫着："滚开!滚开!小蚩佬!滚远一些!滚远一些!"

陆晓阳回嘴道："侬个东洋小日本!侬当心一点儿!"他瞪了一会儿眼睛才悻悻地离开。转过一条街，他冷笑着，从袖管里抖出一个白梨，得意地将它举起来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学着那个日本小老板的口气说道："滚开!小蚩佬!滚远一些!"说完，这才狠狠咬了一大口。

陆晓念没有想到，这一次她的房子招租广告登在犹太报纸上面的第二天就顺利地租出去了。这是她听从了以前的房客，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马尔库斯夫妇的建议的结果。马尔库斯先生是《上海犹太早报》专门负责广告的业务员，因此广告的收费是半价。这次出租不但是价钱上非常理想，更让她感到满意的是房客本身，这个风度翩翩的犹太老头原来是一位小提琴家啊!

P15-17

一九九八年年底的一天晚上，我收到洛杉矶《犹太新闻报》主编菲尔·布雷泽先生(PHILBLAZER)打来的电话，说是翌日上午上海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制作小组要对他进行摄影采访，希望我能够到场，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他沟通。

这次采访很郑重，内容是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大屠杀逃往上海。后来不久，我就看到了这部制作得十分认真的文献片，片名叫做《亡命上海》（FLED TO SHANGHAI）。

在那天采访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上海电视台的采访人问道："您能否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德意志民族--一个在历史上有着高度的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却对犹太民族做出大屠杀这样残忍的事情来?"

布雷泽回答道："您的提问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在历史上有着高度文化的民族，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事情--拯救了近四万犹太人的命。这就是你们中国人!"

当时，我坐在后面，心中非常感动。这种感动便成为了我日后力图用写作的方式来表现这段历史的第一次冲动。

二00一年，我从中国回到美国，几天后去看望菲尔。菲尔托我为好莱坞的著名电影演员保罗·纽曼创作素描肖像，他同时提出在上海的虹口区，当年日本人建立的"犹太隔离区"的旧址上竖立纪念雕塑的设想，并且委托我来设计这个雕塑的草图。他说，这是洛杉矶犹太社团代表全世界的犹太人送给上海的礼物，用以感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难民的拯救。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并且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光荣。由此，我又开始翻阅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有关上海犹太人的书籍资料。

在这里，我要感谢洛杉矶犹太大学(THE UNIVERSITY OF JUDAISM)图书馆给予我的帮助。我不但得到了特殊的借阅许可，而且得到了图书馆的海依姆·葛沙克(HAIM GOTTSCHALK)和保尔·米勒(PAUL MILLER)的全力支持。海依姆的父亲便是当年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我从海依姆先生那里得到了特权，一而再、再而三地续借有关书籍。而保尔则帮助我查找到图书馆里全部的有关上海犹太人的书籍报章。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所获得的参考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了创作一座纪念雕塑的需要，但是这些书籍是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依然津津有味地将它们通通读了一个遍。这次阅读是一次热身和素材的储存，而文学创作的计划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还非常感谢中国IBM公司的郭维德先生(VICTOR GUO)。他几年如一日地为我寻找着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史料，哪怕是报刊上的一篇短文，都用快递寄到我的手里。我在美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文资料都是由他找到的。在我于两年前回到中国之后，他又利用每一次到国外的机会，为我收集了大量的英文的图片书籍。他曾经特意跑到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为我收集资料。这些麻烦而且细致的事情是年复一年始终如一的。我在这里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想说一声"谢谢"的人还有很多：

上海虹口区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陈俭先生。两年前他邀请我去上海，带领我去参观了当年所有犹太难民的旧居，使我获得了非常难得的感性知识。这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直为我的写作打气加油。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他赠送给我的由他主编的大型文献画册《犹太人在中国》，对我的帮助极大。

德国朋友白莎(ELISABETH KASKE)，她在搬家的忙乱之中为我查找德文资料。

关于小说本身，我想说明几点。

第一，这段历史发生的地点、空间和人群都很小，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又如此之近，这样的情况其实留给小说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在收集有关"上海犹太人"的资料的同时，我又翻阅了其他的一些有关二战中类似内容的作品，像《安妮日记》、《这个孩子应该活着》、《拉贝日记》等等。两年前，我有事去香港，在书店里偶然买到了被译为《战地琴人》这本书，是电影《钢琴师》的文学原作。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这部非常出名的电影。书很薄，所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便一口气读完了。那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惨场景竟然被如此平静与客观地描述着，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生命的坚强与脆弱，这淋漓尽致的一切令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似乎已经被我们忽略的词，那就是"道德"。我们常常谈到性格，谈到人性的弱点，似乎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假如我们没有了人类道德的这一道价值的底线--它的延伸便是正义，那么我们在这一切的面前便真的只有唏嘘的份儿了。 

记得那一刻飞机正在云层上面飞行，远处是一片巍峨如山的云彩，在夕阳下染成耀眼的玫瑰色。我由此想到了自己，那时候我刚刚考虑将写出的电影剧本《逃亡上海》改写成小说。我没有写作方面的经验，一直犹豫不决。我想，我画了那么多有关犹太历史与现实的绘画，我又一再被上海犹太人的题材激动着，不论优劣，将它写出来是我的一种责任，就试一试吧!

当我真的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件事的艰难。好在我是个画家，艺术上的许多道理是相通的。遇到问题，我便用绘画上的法则时时提醒自己。比如，注意把握大的结构，情节的穿插不可分得太散；注意细节的刻画但不可过分，以免感到处处用力而太死；要努力保持戏剧性的张力与人物的性格塑造，等等。这样，等到我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部小说，在电脑上打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故事中的人物仿佛都成了活生生的真人，我的心中竟生出依依不舍的感觉。

第二，在国外呆了许多年，回国再看翻译电影，对于影片中外国人无一例外地说着一口"非常洋味儿"的中国话，听着十分别扭。可回想起来，我们自幼对于西洋文化与艺术的认知就是与这种"外国式的中国话"分不开的。那种装腔作势其实体现了译制人员对于"信达雅"之"雅"的追求，也是我们自己对于"洋"的理解。所以我想，我在本书里创造众多犹太人形象的时候，一定难以摆脱这种自认为"洋"之"洋"，我笔下的这群犹太人在本质上最终或许会是一群"非常洋气的中国人"也未可知。尽管我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

第三，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意识行为与世俗意识行为密切相融的民族，这其实也是犹太民族在近两千年的流亡史上历经磨难却依然凝聚为一体的根本原因。但是犹太教并不是开放的宗教，因此我对于犹太教的知识远远少于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知识。但事实上，在上海的犹太社团里面，宗教活动对于社区生活的介入之深，产生的力量之大，是我们从文化的根上便欠缺宗教意识的中国人所难以体会的。所以，我虽然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史料，但在小说中对于这些宗教方面的内容最终回避了，以免露怯。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

在历史上，犹太人最早以集体的方式选择中国作为自己的生息之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北宋后期，在时间上大致是公元十一世纪的时候。这批人大约有一千多人，据说是由印度经海路而来的。他们受到了大宋皇帝的欢迎，不但允许在首都开封定居，而且赐予了中国的姓氏。这些犹太人以经营细布和印染品为生，是十分成功的商人。

后来，在金大定三年，犹太入开始在开封买地兴建犹太会堂，取名为"清真寺"。犹太人围拱清真寺而居，渐渐形成了中国境内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团。而这些教众也就被中国人冠上了"蓝帽回回"的别名。

在明朝年间，开封的犹太社团步入了鼎盛时期。入口也发展到了四五千人。经济和政治地位也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于是，犹太人中间的知识分子渐渐放弃了犹太经典的研读而走向了努力跻身中国封建士大夫行列的方向。他们读孔孟之书，有许多人通过科举成名。随着这批入在全国更大范围的活动，犹太社团渐渐向中国的其他地区移动。后来，在几百年漫长的历史中，随着中国社会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变迁，开封犹太人渐渐失去了与外部犹太人的联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至于犹太人移居上海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商贸社团的强力兴起。而这也是犹太人在历史上第二次以群体的方式大规模落户中国。

"塞法迪"是西伯莱语中对西班牙的称呼，所以，顾名思义，"塞法迪犹太人"便指的是历史上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裔。

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受着罗马帝国残酷的压迫。在他们的反抗失败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外迁，从此开始了犹太历史上长达一千八百年的"大流散"时期，犹太民族也由此成了没有祖国的民族。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生活中饱受歧视与凌辱的犹太人，却依然顽强奋发地创造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塞法迪人和塞法迪文化就是这其中主要的一支。

至于来到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则主要是来自英国统治下的巴格达。他们是相当富有的商人和企业家。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沙逊家族、哈同、嘉道理等等。这些人凭借出色的经商才能和在世界上的商贸联系，加之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发展进出口贸易转而投资上海房地产和制造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上海滩最为活跃的工商团伙。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些人在上海形成了大约有八百至一千人左右的富足的塞法迪犹太人财团。

犹太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中国是在上述的第二次之后不久，时间上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大批俄国犹太人为了逃避沙皇俄国的反犹暴行以及这之后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引起的内战而来到中国。他们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到华北的天津，再南渐至上海，这些人是犹太人另一个重要的分支--阿什肯纳吉犹太人的一部分。

"阿什肯纳吉"是人们对于居住在莱茵河及日耳曼地区犹太人以及他们后裔的称谓。阿什肯纳吉犹太人所创造的文化便是人们所熟悉的意地绪犹太文化，而他们的日常用语便是众所周知的意地绪语。

来到上海的俄国阿什肯纳吉犹太人与巴格达来的塞法迪犹太人比起来穷得多，在上海经营餐饮杂货等等小型生意。他们渐渐富足起来，成为上海的中产阶级。

这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在希特勒上台开始迫害欧洲的犹太人的时候，上海的这两个犹太社团的人数，发展到了五千之众。在上海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都为他们后来面临的救济欧洲犹太难民的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

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向上海移民，却与近代史上的前两次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纳粹德国的排犹屠犹政策，使得犹太民族在一夜之间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许多国家或慑于法西斯的淫威，或由于自身实力的考量而袖手旁观，关闭了大门的时候，上海，却是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惟一的对于犹太难民不需要签证，便可以自由上岸的港口。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主要是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便如同潮水一般地涌进了上海。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难民又在日本人于虹口建立的"犹太隔离区"度过了一段艰险的日子。但是靠着自身的顽强奋斗与中国人民的支援，他们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其实，关注与了解这段历史，有一个方面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犹太难民在上海强力的经济与文化活动对上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你了解了这些情况，便不禁对这个似乎永远处在逆境之下却永远自强不息的民族产生出钦佩之情。犹太社区带来的犹太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上海社会的生活形态。所以，回顾这段历史，会使我们联想到中国人和犹太人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和现在。

三年前，布雷泽先生曾经给了我一份资料，是一篇报章的摘录，内容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犹太人又渐渐回到了上海，并且在时隔五十多年之后第一次举行了犹太式的婚礼。

何宁 二00五年五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