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本书真实再现了爱国名将张学良辉煌而悲壮的一生。他作为少帅的成长历程，“西安事变”前后他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后半生充满神秘色彩的幽禁生涯……一路娓娓道来，让你对这个爱国名将更加爱戴和景仰。

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作为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雄兵的第二代“东北王”，他始终扮演着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旋乾转坤、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局的焦点和中心人物。1936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与杨虎城将军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奋不顾身，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政治囚徒”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被软禁时间之长竟创下世界纪录。在他身上，完整体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他是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千古功臣。

上

序言

第一章 军阀之长公子

“双喜”临门

立志救国

“小丈夫”

迈进讲武堂

第二章 非凡的“少帅”

最年轻的将领

崭露峥嵘

直奉大战成名

郭松龄反老帅

内战中的反思

接纳红粉知音

日本中途换马

第三章 第二代“东北王”

沉着应对危局

未完成的营葬

继承父亲霸业

顶住压力易帜

“杨常事件”

东北新建设

中东路事件

第四章 一人之下的副司令

时局中的中心人物

风光无限的副司令

在东北的最后日子

“福兮祸所倚”

第五章 “不抵抗将军”

“日本人要动手了”

“不抵抗”的对策

又一个“九一八”

“莫须有的公案”

究竟谁不抵抗

第六章 不抵抗中的抵抗

有限度的抵抗

不战而弃锦州

撤汤玉麟受阻

与汪精卫交恶

热河备战空忙碌

第一个跳下危船

第七章 人生的重大转折

矢志戒断毒瘾

漫游欧洲大陆

第八章 从反共泥潭超拔

坐镇华中“剿共”

合组“四维学会”

研究共产党

誓言复土雪耻

响应新生活运动

整顿东北军

反思不抵抗

西北“剿共”

第九章 促成“三位一体”

秘密联系中共

两次洛川会谈

张周延安会谈

“三位一体”形成

下

第十章 “逼蒋抗日”

思想组织准备

寻求国内外盟友

抗日舆论准备

艳晚事件

从苦谏到哭谏

第十一章 “西安捉蒋翻危局”

兵谏部署

骊山捉蒋

应变措施

扣留中的委员长

中外的反应

化解内战危机

中共的和平斡旋

宋子文“探路”

独自“负荆请罪”

第十二章 “西望云天”

审张赦张的把戏

关注西北善后

少壮派自毁长城

东北军被分化

第十三章 二十二载囚禁

孔公馆成临时监狱

雪窦山“读书”

“四省驰车不久留”

“夜郎国”八年

企盼自由到来

正义的呼声

劫持去台湾

“城门失火”

嘉宾远道来访

“枕上泪难干”

险恶的年代

奉命写“反省录”

幽禁中的读书思考

接受“洗脑”

第十四章 三十一载幽居

迁居台北“朴园”

“白首缔盟”

几位特殊朋友

公开接见记者

“此中有真意”

第十五章 最后的自由岁月

争取全面自由

庆祝九十大寿

接见日本记者

赴美探亲访友

初尝自由滋味

回乡之梦难圆

艺术家的问候

定居美国檀岛

庆祝百岁大寿

听从上帝安排

黄炎子孙同悼

附录一 张氏世系表

附录二 张学良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三 1929年1月东北军序列

附录四 日本关东军沿革及编成

附录五 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序列

附录六 1936年东北军序列

附录七 1936年第十七路军序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张学良请战不成，备感失望，而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的发生，更激起他的无比愤怒。11月22日，在日本侵略者施加的强大压力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奉蒋介石的命令，命令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七位著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这是蒋公开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倒行逆施之举。爱国者有罪!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人士谴责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七位爱国领袖。

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与救国会领导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张学良认为救国会领袖与自己主张相同，意见一致，爱国无罪，因此格外关注这一事件。为此，张学良于11月23日亲自驾机飞抵洛阳，晋见蒋介石，一是请求蒋批准东北军改编方案，二是要求将东北军开赴绥远抗日，三是当面请求释放被捕的“七君子”。在离开西安前，张学良对亲信谋士黎天才说：“他如果仍然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要考虑自己的问题。”

到洛阳后，张学良首先交上东北军改编方案，同时口头要求率领东北军赴绥远抗日。对此，蒋答复说：“日本无意扩大绥东冲突，现在应该集中力量剿共。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委员长去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一番。”蒋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和东北将领谈话。”当时蒋的自信心很强，认为凭借老调重弹，可以统一军心。

最后，张学良要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同时说明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才可称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之灵魂。蒋介石断然拒绝，张学良愤怒地质问道：“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一听，大发雷霆，指着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除了到西北，除了你张汉聊，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没有人敢这样批评我。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两人再次不欢而散，矛盾开始尖锐和表面化。

当时，蒋介石已意识到“东北军之军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共之举，几将功亏一篑”。加之蒋的调兵遣将工作也已经接近完成，于是，蒋介石决定趁热打铁，再次前往西安，亲自坐镇指挥，加紧实施“围剿”陕甘宁苏区计划。

蒋介石从洛阳动身前往西安之前，曾多次召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万耀煌等高级将领开会或个别秘密谈话，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将东北军调出潼关，调往河南、安徽等地驻扎，同时将豫鄂皖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委员长开封行营，以张学良为行营主任，以“作曲突徙薪之计”。陈诚还建议蒋介石最好留在洛阳不要动，或者干脆进驻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下的甘肃平凉，西安绝对不能再去。当时在场的陈布雷、贺耀组、何廉等人也一致表示赞同陈诚的意见。

但蒋却认为非自己去西安不可，否则不可能解决西北问题。他说：“我不去，能行吗?我去，总比别人去妥当些，可以向西安部队讲讲抗日和安内的道理。要抗日，一定先要安内。要安内，必须剿灭共产党。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主要靠我们去抗日，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我相信，向东北军、十七路军讲讲这些问题，他们是会醒悟过来的。”当然，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自信，与前不久不发一枪就平息了两广陈济棠、李宗仁发动的反蒋事变有关。西南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蒋有些得意忘形，认为西北问题总不会比西南问题更难解决。他很自信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我相信我的威望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P372-373(下册)

2001年10月14日20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悄然去世，享年101岁。

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老人，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的一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作为拥有四省地盘、数十万大军的第二代“东北王”，张学良始终扮演一个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旋乾转坤的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成为政局的焦点和中心人物之一。1936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自投罗网，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政治囚徒”达半个多世纪，其被软禁时间之长，创下了世界纪录。笔者认为，张学良的百岁生涯，堪称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千古功臣，值得大书特书。

一

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我们的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吞并琉球王国后，将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按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规划的侵略路线图，其步骤是：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迫使腐败的清王朝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王朝被迫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后在德法俄三国的干预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暂时赎回)、台湾、澎湖，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等。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争夺我国东北而开战，日本战胜俄国，迫使沙皇俄国政府于1905年9月5日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从沙俄手中接管了我国东北南部(即所谓南满)的侵略权益。从此，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人了东北并逐步扩大其侵略权益，直至将东北变为日本殖民地为止。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继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所受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横行无忌，欺凌中国官吏与百姓，中国人凡是稍有人心血性者，无不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张学良晚年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我们东北人啊……我们受日本的压迫很厉害。您知道我们在东北受日本的压迫，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给予张学良心灵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目睹国势之凌夷，曾经一度异常悲观绝望，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凭列强宰割，不再有任何希望。1916年，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应邀到奉天(今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作《中国之希望》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国”。这段话，对于年轻的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张学良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爱国狂”。

二

尽管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爱国、救国思想，但囿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张学良走了一条曲折起伏的传奇式的人生道路。

28岁以前的张学良只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公子，人称“少帅”。这个时期的“少帅”是张作霖麾下的一员大将，他独当方面，为乃父的霸业冲锋陷阵，是军阀混战中的英雄。但参加军阀混战，对于张学良来说却是恪于父命，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在内战中不断地进行反思，终于认识到了军阀混战的非正义性和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他说：“余于19岁时即参加战争，历年来对于内战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余曾因战事至马牧集，下车后，至附近加以视察，该地人民多躺卧地上，面黄肌瘦，呻吟憔悴，痛苦不堪言状。姑询之，则均谓家中壮丁均被拉佚，田产房屋又被军队占领，于是余之内心即感觉万分痛苦。盖人民之所以流离失所者，全因军人之压迫，而军人之所以压迫人民者，又因战事之发生，故内战实为罪恶之母。于是，余之人生观即从此改变。且作战时不择手段，不论方法，只以争得最后胜利为目的，故作战时只知破坏，专事残杀，受害者人民而已。在作战之将士莫不以抛头颅溅热血为无上之光荣，殊不知男儿不协力对外，为国牺牲，徒事内讧，实为极大耻辱。其实内争之肇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故余常谓如今后军阀欲争胜利者，不如同聚一堂，赤手空拳，决一胜负。绝不宜耀武于战场，而贻人民莫大之痛苦也。”

在意识到军阀混战的罪恶后，张学良逐步形成了“息内战，御外侮”以及“和平统一”等政治主张，成为他执政以后的政治指导方针。

三

1928年6月3日，日本侵略者悍然以阴谋手段炸死了张作霖，这对张学良又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张作霖一生与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可解的关系，张作霖从草莽崛起到称雄于东北乃至于问鼎中原，与日本侵略势力的扶植有很大的关系。但仅仅因为张作霖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最终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暗算。张作霖遇难给予张学良的一个明确教训就是，绝不能与侵略者合作。所以，在张作霖遇难后，年仅28岁的张学良，毅然顶住日本侵略者施加的巨大压力(包括赤裸裸的武力恫吓)，宣布东北易帜，加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希望以举国一致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以东三省的力量来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次具体的实践。

张学良在主政东北后，一方面全力推行“东北新建设”，增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另一方面，对于关内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混战，张学良则采取劝和息争的态度，不再参与任何内战，其目的在于保存国力以抵抗外来侵略势力。

应当说，张学良“息内战，御外侮”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是有助于蒋介石推行消灭异己政策的。我们知道，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形成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五大军事集团和十余个次一级的军事集团，其中五大军事集团对政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蒋介石集团占据了中央政府的名号，在政治上处于最有力的地位。但从军事实力上讲，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约50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约40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约20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约20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约30万人。单纯从军事实力上说，蒋介石要凭借他的第一集团军打败所有异己的军队，以建立清一色的蒋系军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的战略是远交近攻，张学良不参与内战的态度正好可为蒋利用。蒋因此可以不必顾虑张学良而全力对付冯、阎、李三个集团，集中军事力量，一一击破，先打败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然后打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东北军的张学良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左袒左胜、右袒右胜的时局中心人物，交战双方不遗余力地争取张学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决定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一边，使内战得以早日结束。张学良为何最终选择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其出发点还是：“倘蒋介石胜，中国可以统一；倘阎锡山、冯玉祥胜，内战还将继续下去”。为了促成统一以抵抗外来侵略，张学良决定出兵关内威胁阎、冯的侧背，导致反蒋派的垮台。从客观上讲，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这个时期起了蒋介石战略总预备队的作用，为蒋介石政权的巩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当然是指望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做他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后盾。但事与愿违，蒋介石从其狭隘的阶级和集团利益出发，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心腹大患”，是最大的敌人；而视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为所谓“癣疥之疾”，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顽固推行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十年内战，严重摧残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事夕，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蒋介石于9月12日赶到石家庄与张学良会晤，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是要你令东北军凡是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电令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令东北军放弃抵抗，导致东三省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3000余万东北人民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这一恶果当然是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张学良作为地方长官，守土有责，也应承担相当的责任，但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显然有难以明言的苦衷。有学者分析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是由以下几种思想决定的，即听命中央思想、依附国联思想、全国共同抗战思想、以和止战思想、保存实力思想等。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要抗日，就必须举全国之力，如果仅凭东北军一家抗日，必定失败，而且无济于事。正如他在接见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代表时所答复的：“兄弟诸事皆听命中央办理，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他还说：“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由于丢失东北，张学良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张学良在丢失东三省后，率东北军20多万进驻河北、热河两省。但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在完全吞下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华北地区，热河省首当其冲。至此，张学良已是退无可退，本想以东北军主力与日本侵略者一战，保全热河以屏障河北之安全。但无奈防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把兄弟，是一个残民以逞的军阀，他无心抗战，不战而弃热河。热河不战而失，致使张学良再次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当时，蒋介石为了继续推行其对日不抵抗政策，乃决定以张学良为替罪羊，让他于1933年3月11日宣布辞职下野“以谢国人”。同时派亲日派头面人物何应钦、黄郛分别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坐镇北平，主持华北军政，并负责对日妥协外交的执行。

五

张学良辞职下野后，首先来到上海，在朋友的帮助下，痛下决心，戒断了多年的毒瘾，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随后游历欧洲大陆各国。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大陆，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不可一世。张学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期间，几度与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见面交谈，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对法西斯党的运动、组织等进行了专门研究，对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持赞赏和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中国也像德国、意大利那样，需要一个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专制独裁的领袖人物，而且他认为只有蒋介石有资格做这样的独裁领袖。他游欧归来，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说：“意、德两国，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残败不堪的国家，皆能转否为泰，墨索里尼成旋乾转坤之大业于前，希特勒造起死回生之伟绩于后，固由于两个领袖忠诚无私，努力奋斗之力，实是人民拥戴之热烈有以成之。反顾我们的国里，想要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你猜我忌。假如一个首领有成功之势，必阻力横生，使之功败垂成。所以我感触到中国人第一个亡国病症，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以至组织无力，团结难成，结果宁可受外国人的强力压迫，也不许自家兄弟来统治。弄到今日，国不成国，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全国人若是不愿当亡国奴，必大彻大悟，痛改这个弱点，姑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的机会，姑拥护一个主义，使得发展其效能，然后中国始得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中国始得免于沉沦永劫之祸。”他在私下里与友人王化一谈话时还明确说：“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们决心拥护他做领袖。”欧洲之行，是张学良思想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开始积极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理论，从而构成了他回国以后拥蒋“剿共”的思想基础。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张学良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认识误区，错误地以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拯救中国，并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于1934年3月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职务，从此陷入反共内战的泥潭。这个时期，张学良不断宣传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鼓吹安内是攘外的先决条件，鼓吹“剿匪是现阶段救亡的惟一任务”。在红军长征离开华中后，张学良又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之职权)，在反共内战泥潭中越陷越深。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历来是“一石两鸟”的借刀杀人之策。一方面是要消灭红军，另一方面是要尽可能削弱乃至消灭杂牌军，以达到清一色的蒋系目的。东北军在华中没有与红军打多少恶仗，因此使东北军官兵滋长了骄傲与轻敌态度，在东北军官兵中一度流行着这样的论调：“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张学良本人也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实力已经大为削弱，不难在短时期内“剿灭”，所以初到西北时，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红军非常卖力。但与红军开战的结果，东北军接二连三遭到惨败，从1935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东北军损失了两个师，两名师长何立中、牛元峰阵亡，两名师参谋长、六名团长非死即俘。

反共惨败的结局，使张学良认识到两点：第一，中国工农红军是正义之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是支撑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张学良从此认识到先消灭红军然后再去抗日的路是根本走不通的，是一条亡国之路；第二，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十分险恶，如果自己再不醒悟，东北军将完全消耗于无意义的反共内战中，打回东北、赶走日本鬼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正因为张学良意识到了这两点，才促使他重新思考拥蒋反共之错误，从反共内战的泥潭中及时超拔出来，并在中共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及时回头，在苦口婆心劝说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无效的情况下，联合杨虎城将军，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毅然对蒋实行兵谏，迫使他放弃推行十年之久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从而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也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的发生。

六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感到，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无数的闪光点，其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信念和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弘扬与身体力行。

张学良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随意蹂躏的半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上层社会的自私自利劣根性造成的恶果。他说：“我更敢说一句大胆的话，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正因为有地位、有知识、有学问，所以做好事有能力，做坏事也有能力。臂如一个作文章的人，他只为一时的快意而信笔写作，出出风头，弄点稿费，当他提笔的时候，毫未顾及说出这些话之后，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心有什么不良影响。就是一般做官吏的也绝不问他的贪污行为对于国家社会有怎样危害。就是中国国势濒于如此危急，一般民众蒙受重大苦痛，我们做军人的还不是要负大部分责任吗?推求过去一切罪恶的形成，就是由于国人过于自私自利了。”

在另外一篇演讲中，张学良还说：“我们一切落后是因为国人过于自私。人类生来有自私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自私心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广义的自私心以不妨害旁人作出发点，先谋得团体的福利，由团体的福利中去求个人的福利，这种自私心不但不是短处，而且是美德。我常说英国人极端自私，惟其极端自私，他们才事事认真，处处有礼貌，结果彼此都有好处。至于狭义的自私心，只顾个人眼前的福利，不顾未来，也不顾团体，结果不但谁也得不到福利，反而迟早都要受害，这种狭义的自私心最要不得。……许多(中国)人心口不一致，凡事口里说得非常冠冕堂皇，肚子里却肮脏不堪。遇着一桩事情，先打算于自己有没有利益，要是认为于自己没有利益，无论怎样容易，怎样有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要是于自己有利益，虽然特别艰难，或明知道妨害旁人，也要去做。于是大家的利害互相冲突，结果大家都受害，以至民族整个文化不能进展，事事落伍。这能说不是由狭义的自私引出的弊病吗?”

由于对国人自私自利心理的危害有深切的认识，所以张学良在演讲中总是念念不忘提醒同胞要认清自私自利的危害性，告诫大家要摒弃这种不健康的民族心理，把自私心的范围扩大，自利而利他，利他以自利，养成牺牲小我为大我的健康的国民心理和民族品格，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有一年，张学良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当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在船上看到一个烧火的中国人，不断地到甲板上看报，注意中日问题，及至问他何以不回到祖国去参战，他却老实地回答，因为怕死，但整天在希望日本大地震。”张学良听了这个故事，心中十分难过，并发表感想说：“这就是我们国民性不肯为公牺牲的一种表现。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人各有责，谁也推不干净。你说他没有国家思想，自然是因为他太为自己打算了。殊不知他来看你，亦正复如此。所以你笑骂人，人亦笑骂你。大家都无妨回到本身来检查自己的事业，把平日狭义的自私心去掉，拿出广义的自私心来，为我国家，为我民族去吃亏，去吃顶大的亏。凡事只争义务而不争权利，我敢担保最后结算，你绝不会吃亏，必会救了国家，救了自己。”

翻开张学良的文集，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无须一一列举。

张学良认为，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在世界民族史上占有极光荣的一页。虽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伍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由衰落到复兴的历史事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是不会长期沉沦下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坚定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念。……今日的中国，虽然沦于风雨飘摇中，但终有复兴的一天，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念，不可妄自菲薄。”在另一篇演讲中，张学良同样肯定说：“我们中国的复兴条件一点不成问题，是绝对够的!对此，我们要有一种最大的信心!我们打开历史看看，我们的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那么，只要我们肯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有伟大的事业出现!”

张学良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能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为之努力。他指出：“个人是国家的单位，国家是个人的集体，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国家的复兴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你们不要以为个人是很渺小的一个单位，在四万万人中不过九牛之一毛而已，但没有个人，怎能有四万万人?……在民族复兴运动中，我们不要渺视个人的地位，我们应该承认个人在民族复兴中的责任。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祖宗，在古代文化领域里，确曾有过伟大的贡献与创造，假设我们甘愿沉沦，不知自强，那不但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对不起我们的总理，简直更对不起我们的祖宗。所以大家要承认自己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责任与地位。”

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有一句名言：“中国不会亡，何以不亡?有我在!”这句话对张学良早年爱国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张学良也经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的部下和所有听他演讲的人，并由此发挥说：“中国绝对能复兴，何以能复兴?有我在!如果四万万同胞都能这样想，都能自觉自动，从自身做起，中国怎能不复兴呢?”

张学良这些精辟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仍然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复兴确实有赖于中华民族每一分子的自尊自强和努力奋斗。

张学良不仅苦口婆心向大家宣传牺牲小我为大我的道理，而且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其表现就是西安事变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是他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不惜牺牲小我的伟大壮举。

对于张学良放蒋乃至亲自送蒋回南京，学术界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轻率和错误的，它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蒋介石对张学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监禁，东北军的瓦解都因此而起。这种说法，从表面看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扣留蒋介石后，事实上张、杨只有两种选择：其一，不顾一切，杀死蒋介石。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全国性的内战。这种结局是全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张、杨都不愿看到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其二，是“不留痕迹”地放蒋，其结果必然是牺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个团体的利益。那种认为既要放蒋，又要保全张、杨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利益的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只要放了蒋介石，那么即使逼迫他做出了某种保证，蒋到了南京以后照样可以不认账，随时都可以翻脸。对于这一点，张学良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张学良明了问题的症结后，毅然决然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办法，这无疑是处置蒋介石的最佳选择，绝不是什么轻率之举。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许多肺腑之言，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在致傅作义的电报中，张学良还说：“弟此次举动，绝对为国家，为介公，毫无私意。如介公即能领导抗日，立即发动对外战争，弟虽置身鼎镬，亦所不惜，弟之要求中枢者仅此。”这样的语言，只有无私无畏的伟大爱国者才有底气说出来，不可想像自私自利之徒能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因此，西安事变从捉蒋到放蒋乃至于亲自送蒋，从张学良的角度来说，正是他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三者完美结合而产生的伟大壮举。

张学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包括他的显赫地位、他的东北军团体以及他的家人和自己大半生的自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但他从不后悔，到了晚年，他以自豪的口气说：“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为我的国家!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

七

张学良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爱国的初衷始终不改。到了耄耋高龄，他依然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他认为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条件，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希望“台独”分子改弦易辙，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创造前提条件。张学良还表示：“如果在和平统一大业上，国家民族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意出来做些事。”

然而，台湾政治局势的发展却让张学良失望了。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死硬分子相继上台执政，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摆脱这恶劣的政治环境，张学良、赵一荻夫妇于1993年底离开台北，最终选择美国的夏威夷定居下来。

2001年10月14日，101岁高龄的张学良在夏威夷驾鹤归去。消息传来，全球炎黄子孙同声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了张学良将军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这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英雄所作的盖棺论定。

笔者研究张学良已经陆续进行了十余载，从1990年起，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党史研究》、《团结报》等报刊上发表《对西安事变的再探讨》、《对西安事变几则史实的辨证》、《马君武与张学良的一桩公案》、《蒋百里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论文以及专著《张作霖幕府》，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写《张学良全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96年初秋，我与研究生时代的同学、西南财经大学刘红教授约定，两人合作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张学良传。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刘红兄于2000年底完成了20多万字的初稿，并寄给我，由我负责增补定稿，并核对史料。因为我同时还承担着其他课题的研究任务，此项工作只能抽空进行，一拖就数年之久。

近20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多部张学良传记，但过去写张学良传有一’个客观条件的限制，就是1936年底张将军失去人身自由后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幽居的地点时间都是严格保密的，外人很难知其行踪和活动情况。这样，张学良后半生60多年的生活，就只能依赖当事人一鳞半爪且很不准确的回忆录，很多地方都是空白。对此，严肃的学者只能望而却步，如张魁堂先生的《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是大陆学者撰写的一部严整的学术传记，但全书2l万字中，1937年以后60余年的历史只有2万余字，仅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这也是严肃的历史学者无可奈何的事情。

2001年10月，张学良将军以101岁的高龄在美国夏威夷去世，一时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关注的焦点。这几年有关张学良的文集、合集、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陆续出版或披露出来，使研究者第一次有可能比较完整清晰地勾画张学良将军101年的漫长人生。笔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放下其他科研任务，集中近两年的时间对《张学良全传》进行修订补充，并逐一订正初稿，尽量使错漏少一些。当然，由于很多档案资料仍未解禁，这部传记要做到完全没有疏漏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衷心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张学良将军是制止国共内战、促成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第一功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一位伟大的爱国者。2005年8月15日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伟大日子，我们谨以这本书缅怀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以张学良将军为榜样，自尊自强，同心同德，为中华复兴而努力!

张学继

乙酉年春三月

于杭州北高峰下西溪

家喻户晓的张学良将军，……是一位充满传奇性和浪漫性的历史人物。其言其行，使人有幽默感和真实感，予人以难忘的印象，为大家所欣赏。如能准确地记录下来，确能成为一部生动而有趣的传记。

——蒋永敬(中国台湾历史学家)

张学良是海峡两岸知名度很高的世纪传奇老人，平生足以写成厚厚的一部史书，他的家世、他的情史、他的功业，都为人津津乐道。

——聂传清、曹宏亮(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