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本书是他根据他在加州大学一年一度的韦勒克系列学术演讲改写的。在这部作品中，詹姆逊以他惯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和总体性，提出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方式的命运，心里充满了焦虑，却又找不到任何可行的、合理的方案，于是便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今天，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土地和自然的彻底破坏，而不是那么容易想象后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也许我们的想象力还不够强。”然而他并不甘心，仍然试图在种种矛盾中找到某种方法。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他的《时间的种子》是一部重要的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作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后现代时期一些难以解决的悖论或二律背反；第二部分通过分析乌托邦小说说明“乌托邦”的意思；第三部分以建筑为例说明后现代的局限。本书的主旨是：后现代时期矛盾重重，难以解决，但可以通过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为参照，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批判。

译者前言：重温詹姆逊和《时间的种子》

作者前言

第一章 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

第二章 乌托邦、现代主义和死亡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的限制

参考书目

人名对照

附录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

人们常常——可能还有些妄滥地——谈论或暗示有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学或文化，沿此人们也常常承认存在一种第一世界的文化，但是，任何可能想象为一种第二世界文化的东西，即使未被粗暴地否认，至今也一直被忽视。不过，在我看来，一种真正社会主义文化的存在，一种以构成社会主义特色和教育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很可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予以承认，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所有制(对此一种假社会主义文化过去被认为是最充分的意识形态的掩饰或警察的指令)在苏联东部到处都已退缩。我们将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在非市场、非消费者一消费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事实上，如果我们抵制将这种差异——这里指某种纯系斯拉夫人世界观中的差异——归诸旧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特征的诱惑(现在到处都在复活)，我们甚至可能发现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文化的萌芽和初生形式，但这种文化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它表明人类历史中我们其余的人无法预见的某种遥远的未来。

没有商品化的人类关系是什么样子，没有广告的生活世界看上去如何，什么样的叙述会规范没有外国商业机构和利润的人民的生活——很久以前乌托邦的空想家就思考这些问题，而这些思考使他们至少达到一种演绎的、外在的、纯形式主义的关于特征的描述。换言之，即使我们自己根本不能写出乌托邦文学，我们也可以说出真正的乌托邦文学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去的乌托邦文学大部分是积极的，甚或是肯定性的(就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贬义而言)：它的“睡眠之梦”(莫里斯)带有一切补偿和拒绝的特征，压制它的空想机制无法加工的东西，排除消极的观点和承受苦难与死亡的身体，排除人际关系中一切无法解决的事物。不过，幻想的真理价值，作为一种哲学思考的工具在认识论上对白日梦的正确运用，却完全在于对现实原则本身的正视。白日梦可以成功地作为一种叙述，但不是通过成功地逃避或欺骗现实原则，而是像亚可伯的天使那样与之斗争，胜利地从中夺取完全可以在我们自己和它自己的时间中这样梦想和幻想的东西。

这也许等于承认，白日梦更深刻的真理在于它对现实原则本身所揭示的东西，而不在于关于我们愿望的实现它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后者的整个戏剧性——按照弗洛伊德和他的癔病患者所教给我们的——在于试图确定我们真正首先需要的是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希望的东西，或者不能变成白日梦或乌托邦幻想的叙述修辞的东西，远比贫乏的、实际存在的三种愿望本身(“我希望午餐有些美味的香肠！”“低能儿，我希望它们挂在你的鼻子上！”等等)更有意义也更有代表性。因此，历史地看，在这种意义上，乌托邦的使命在于失败；它在认识论上的价值在于使我们感到围绕我们思想的壁垒，在于它使我们通过纯粹的感应发现看不见的局限，在于在生产方式自身当中使我们的想象陷入困境，在于使奔驰的乌托邦之脚陷入当前时代的泥沼，想象那是地球引力本身的力量。正如路易。马丁在其《乌托邦》里所教导我们的，乌托邦的文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不能想象的事物的生动的教训——只是它这样做时不是通过对它的具体想象，而是通过文本中的破洞，即在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围墙之外我们自己不能看见的东西。这使人联系到马克思的伟大的名言，联想到它的正面和反面，从而了解到他有生之年的理论和实践——这里所说的名言是：“长期以来世界都在梦想它只需意识到就可事实上将它占有的某种事物。”(1843年9月致鲁格的信)但是，意识到某种事物也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一种现实和当前形势的特征，而不是通过意志或命令或通过完全接受一种思想而获得的某种事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自己的制度——后期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便将它们置于我们自己和未来之间，但对于一种令人迷恋的文化，例如我们自己的文化，最好用另一种语言来描述，最好表明很难幻想我们自己可以摆脱现时的迷恋，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刺激的世界，因为正是种种刺激才使我们得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种力图达到一种根本不同制度的尝试，以一种根本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方式，即一种包括不同类型的叙述可能的方式，释放出想象力和乌托邦的幻想。我遵循沃勒斯坦的观点，相信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选择的制度，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都只能有一种世界制度支配，确切地说，各种社会主义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制度本身的力量领域里的反体制的运动。由于只适应于单一形式的资本主义，它们大部分都因资本主义预想不到地突然转变到一个不同的阶段而失败。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称之为后期资本主义，它的新的法则和强化的制度专横地破坏了那些只是为经受早期阶段更原始的压力而建成的结构。因此，人们所达到的至多是从文化上对新的上层建筑或形式趋向的预见，在其所处的形势之下，只有对一种新的基础或经济状况的临时速描能保持一段时间。

            P63-P65

本书共三章，原是1991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韦勒克图书馆所作的一年一度的系列演讲，目前的新标题旨在强调三章之间某种更深刻的相互联系。甚至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似乎仍然存在某种历史的好奇性，这种好奇性具有一种总体的系统性，而不只是对逸事的好奇：不只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要作为对我们的制度或生产方式本身更大命运的一种更普遍的焦虑——对此，(一种后现代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焦虑必然是永恒的，虽然我们从理智上认为这种感觉绝不可能，但对它的分裂或替代却提不出任何可能的合理方案。今天，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土地和自然的彻底破坏，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后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也许那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有某种弱点。

我已经开始认为，“后现代”一词应该为这种思想保留下来。这个术语及其各种各样的词组，似乎反而已经演变为各种党派的价值表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这种或那种多元主义肯定或否定的看法。但是，这些是更容易以具体的社会术语(例如，各种女权主义的术语或新的社会运动的术语)来论证的观点。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我们最好理解为整个社会及其文化或生活方式中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一种征象。

但是，由于那些变化仍是一些趋势，而我们对现实的分析又要受到我们认为什么会保持或发展的支配，所以要说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几乎很难不涉及它究竟会走向何处这个更难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要解开它的矛盾，想象它的后果(以及那些后果的后果)，推测那些现在至多是某些倾向和潮流的东西在充分发展成熟之后会采取什么形态和机制。因此，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都是对未来的一种说明，具有不完善的一面。是否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总是一个如此有趣的问题，一个我不想决定的问题：也许对现代主义的上千种看法，以某种方式比我们今天的看法更接近其现时的想象。对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这些想象是什么，它们既不是上千种，也不是乌托邦的。

不论怎样，本书每一章都试图分析判断文化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前景，虽然很明显它们不可能在任何预言的意义上进行预测。但是，三章所作的分析判断则依据三种相对不同的方法论的运作。第一章论当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不考虑各种立场观点的非连续性，找出一些关键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甚至对立的观点似乎也共同面临一种概念上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没有在任何地方以其自身的方式加以说明或反映过。因此这里所作的设想是：一批特殊的观点和文本(它们本身或多或少是连贯的、自成一体的)共有一种无法表现的基础，这种基础只能作为大量的逻辑悖论和无法解决的不合逻辑的概念来传达。当然，这些都不可能从任何更高的观点来“解决”，而且我料想还存在着比这里所列的更多的二律背反(或至少它们有更多的表现形式——诚然，逻辑学家可以将它们归纳为某种更简单的原始形式)。在一种这里仍然只是具粗浅轮廓的雄心勃勃的想法当中，我觉得应该做的是，为许多当代(即后现代)争论中看似最关键的问题提供一个外貌和一种无法表现的外部状况。未来像许多相互关联的遗传学的信息似地缠绕于那种无法表现的外貌。所以，这一章是试图表现矛盾的运作方式的一种实验，因而根据辩证法的某一种运用它可以称做“辩证的”，即使它一开始所依据的是一种受到阻滞或抑制的辩证法。

在同样的程度上，在一种非常笼统的意义上，最后一章可以说成是“结构的”，因为与第一章不同，这一章假定了一种严格的封闭概念，采取了格雷马斯符号学矩形的形式，提出了它的有限数量的概念组合和可能性。这种符号学的技巧现在用来勘察探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如像在第一章里那样，而是美学上的多样性或“多元主义”。实际上，它产生于我自己和其他人的某种气恼，他们和我对现代艺术的(该章中指建筑的)形式和风格中无限的、难以驾驭的丰富性，都常常表现出自己的热情，而这些形式和风格从现代的目的中解放出来，现在以大量新的、令人鼓舞或激人进取的方式成了“无规则约束的”东西(这些形式、风格人们最好不要称做“新的”或独创性的，因为正是从那种旧的现代主义对“新颖性”的禁忌中解放，才像魔棒似地使后现代获得自由，达到它无法想象的当代的繁荣)。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想恰恰是“风格”的概念——从前一个时期我就非常熟悉——长期使我不能摆脱这种无限多元论的影响，但这影响是否定性的，因为它使人确信，经过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统治之后，个人风格本身已不再可能。同时，它将整整一个时期归纳为某种一般化的时代风格，例如巴洛克或哥特式的风格，似乎不仅是难以容忍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也是非辩证的；它未能考虑此后在当代或后现代的生产中，整个前一时期的和世界的风格一直历史地持续到我们现在(现在几乎以调停的方式充斥着那些风格)这一绝对事实所发生的作用。换言之，后现代还被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风格从构成上加以限定，因此，从外部看，它自己的包容能力在总体上具有任何一种特殊风格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抵制美学或风格的整体化(这种美学上的抵制，可能正是在不正确地抨击政治或哲学上的整体化时总有的)。

因此，我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存在的后现代“风格”的多样性，似乎忘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教训，即一种整体性是一种结合或置换的结构，不论它的过程具有多么不可言喻的历史性和流动性，其本身仍有一种封闭性。这就是说，任何想把这种过程概念化的企图——例如，采取混乱或灾变理论——只有赋予它们一种表现才可能实现，而表现本身就是一种封闭的形式。不过，在环境的封闭和对其反应的封闭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在反应当中，在行为或作品或风格当中，而不是在物质环境本身当中假定一种结构上的限制。我在建筑作品本身当中寻找那种限制(如果能找到它，如像它在某些历史时期那样，这种形式上的限制将采取一种特殊的时代风格的形式)。但事实上，结构上的限制要在环境或困境中发现，个人建筑师以及他们的独特的设计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环境或困境作出反应。

如果谁认为我的论述以某种方式冒犯或伤害了建筑师本身，或所有难得的天才的艺术家——这些人我都非常敬佩——那他就还不明白创造性应在于-反应之中，而不在于环境本身最初已有的东西或原始的材料。关于自由和不确定性的错误，即认为它们对这种讨论形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连带后果，也属于一种类似的性质：他把旧式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归之于对结构限制的版图绘制，而对于结构限制，因果关系毋宁被重新解释为“可能性的条件”。就像纪德的拉夫卡迪厄那样，谁都不想成为可以被预言的人，谁都不想事先被充分了解(他们认为，上帝、“整体化”或决定论倾向于做那种事，倾向于预先决定你对虚假的创造性做出最少误导的努力，或徒劳地运用一种虚假的自由意志)。确实，限制的学说走得极远，深入到了个人的精神深处，并作为一种内在的情境深入到它的结构的形成，而在这种内在情境之内，同样需要一种缩小的个人自由发生作用。这种学说并不完全排斥或取消能动作用，相反，它恰恰使这种能动作用的详细说明成为可能。

我对建筑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封闭性所画的小小图表——其本身只不过是个概略，就像在第一章一样——并不想预言未来，设想什么东西会克服这些对立(或者被它们变得中立或麻痹)。相反，它受到黑格尔的旧观念的激发，就是说，当我们识别一个界限或一种限制(康德所说的街区)时，我们仍然会稍微改变那种受限制的情境、那种绝对局限的情境或经验，把整个情境纳入它自身之内，使这个限制成为它迄今已经限制的范围内的一个部分，从而它自己也发生改变。但是这一模糊的目的或奢望，那时也与结构主义的限制相一致，而结构主义一旦达到真理或决定的阶段，达到某种实践的前景时，它的精确性总是消失，变成昏暗不明的东西。

剩下的一章，即第二章，像是一根疼痛的拇指从这些其他的后现代讨论中突出出来，几乎脱离了我这里评论的秩序。根据弗洛伊德或深层心理分析的方式，从形式上也许它最好被说成是关于压抑和否定的问题，甚至是崇高的问题，也可能是哀伤的问题。 因为在除了字面之外的各种意义上，我们这里都面临着已经从后现代场景中消失的东西(因为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种全球性后现代文化倾向的统治时期，普拉东诺夫的这一十分重要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才被重新发现并第一次出版)。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考虑现在应该说是第二世界的文化，一种新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以其东欧或南斯拉夫的形式发展，现在已经中断。我想论证的是——至少这里的第二章包含这样一种论证——不仅存在一种特殊的第二世界文化，其独创性可以通过它脱离商品拜物教部分地得到说明，而且在西方被称做不同政见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种文化的一部分，正如目击者索儿仁尼琴所愤怒地发现的，尽管佛蒙特是非共产主义的，但它是腐败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与任何斯拉夫的或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一向预言的情况毫无二致。 因此，不同政见是知识分子生活的一种第二世界的形式，其美学实践者的反共产主义看法，并不会使他们成为第一世界的作家或艺术家，就像在这里反对美国政府，并不会使我们不是资产阶级一样。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虽然在我看来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不是反讽性的，但它所产生的可怕景象和幻象，预先未获警告的读者很可能认为是反讽性的，认为那是反共产主义的论点而不是对共产主义经历的表达。换言之，我想论证的是，《切文古尔镇》的真正暴力——我们当中有些人几乎无法忍受——恰恰是为其乌托邦冲动的真实性所付的代价(因为那种冲动在新的、永远消除自我的修辞潮流中产生出它的文本)：为拯救乌托邦不致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单纯化而付出的代价。但正是这一切一定要详细地论证——包括乌托邦幻象中一切粗野和原始的东西，它的村民肤浅简单的头脑——以便使我们再次抓住从后现代世界观中丢失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抓住过去不得不以某种新的暴力从中压制的东西，使那种“世界观”(当然，在旧的意义上它并不真正是一种世界观，而是以实证主义和技术统治取消所有的世界观)首先形成存在。因此，这一章是其他两章间的一种缓慢的过渡，它使某种过去的反响处于适当的位置，虽然这种过去在结构上并不出现，但一定也大致上限定了我们即将到来的未来，这未来几乎比我们现在最明显的一些成分会更好。

题写一位老朋友的名字，是为了感谢他在知识和社会方面的款待，这还将从另一个范围来限定此书，将一种全球的(但仍是西方的)后现代性与中国本身巨大的异序原素并置起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于康涅狄格州吉林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