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生前最后一本完整的书，为他惟一的信念——人文主义辩护……

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已经被攻击了很多年。在这本萨义德最后的著作中，他论述了人文主义更民主的形式——其目标是共享、解放和启蒙——仍然是可能的。在深入到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与前哲们展开对话后，萨义德提出了他的主张：“言词”是历史和政治变迁至关重要的载体，而阅读则教会人们去不断地质疑、推翻、革新。在这个日益紧密相关的世界中，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怎样承担自己新的公共角色？萨义德的答案在这本书中，它为人文主义教育和更民主的批评模式提供了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辩护。

由于他巨大的政治勇气，由于他的勃勃雄心一再为巴勒斯坦的自由而破碎，由于他那么多广为人知而且深入人心的著作知性地继续着那些政治主题和斗争，还由于这一切通常在具有政治戏剧之高昂激情的文章里，萨义德的知识遗产主要是政治性的——不仅是在大众的想象中，甚或在学院式研究者的眼里看来也是如此。这是不可避免的，或许也是适得其所。但是，这部著作，他所写的最后一本完整的书，却使我们得以将这份遗产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哲学背景之中，那就是他的人文主义——这也许是他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一直公开承认的惟一“主义”，尽管在最近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前卫的文学理论发展成果弄得有些道貌岸然又多愁善感似的。

前言

自序

人文主义的范围

变化中的人文主义研究和实践之基础

回到语文学

艾里希·奥尔巴赫《模仿》导论

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译后记

这两个真诚关注社会的美国学者一批评家群体相隔近四十年，却使用着非常相近的术语；他们常常感时伤怀，叹惜技术、专业化和冷酷无情的(在后者的情形中，则是坚决敌对的)大众思潮所造成的对人文学科愈演愈烈的侵袭。照例进行自我谴责之后，两者都重复着得到认可的琅琅上口的言辞，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对这样的言辞是不可能不同意的，因为这两个群体都认为，有一个(用非常雄辩的语言予以保证的)人性的核心，它不能受到人文学者的冒犯，而是应该得到提高。并以各种方式得到强调。这有点像艾丽丝因为在槌球游戏中欺骗自己而自打耳光!

在这两个阶段之间保持不变的是一种未经阐明的感受，那就是：这种讨论的目的始终是召集一些著名人物，他们将为了他们的研究领域而发表确实可信的声明；经过长时间的课堂讲授和演说，在图书馆里的研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其中大部分显然隐藏在大众的视线之外)，这种讨论公布出来，并且立即使其影响达到顶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这种讲授和批评实践能够持续到另一个阶段，等待着下一次诸如此类的聚集。我这么说完全不带贬义，因为我在上一次演讲中说过，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从本质上需要修正、反思、新生。一旦它们收缩起来，因循守旧，它们就不再是真正的它们所是，变成了崇拜和压抑的手段。

我刚才说过，“危机”是一个口号。显然，人文学科实际上跌跌撞撞的度过了“危机”，继续坚持下来，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在此所看到的情形是不是反复不断地叫喊“狼来了”。不过，我并不是说要目空一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为止的这些年里，美国的人文主义所经历的其实不仅是一个不断延宕的危机，而且是一个重大的转型。我们也许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一种不安，也就是通常的策略——谈论回归人文主义价值、伟大的文本和作者，如此等等——不再具有它曾经有过的说服力，或许应该暂时将其舍弃。

我想，有一种真正可供选择的，也更有意思的观点，我稍后就会谈到它的。但是现在我还得设法表明，实际上，变化已经发生，有时是悄无声息的，而且通常未曾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思考。相当长一段时问以来，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践之现实存在的基础已经有了变化。在第一章里，我把过去这些实践的特征概括为一般意义上的阿诺德式的，然而，已经超越了这种阿诺德主义的变化如此深刻，甚至使得阿诺德剩余的影响多少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也将一直会说，我们中的很多人赞同阿诺德和T.S.艾略特，相信我们必须以某种也许近乎本能的方式，坚持伟大艺术作品稳定得令人惊奇的秩序，这些作品持久的能量对我们每一个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简单地忽略这个世界中的重大变化，像以前那样把它压制下去，我知道，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像鸵鸟那样回避现实的办法。

P38-39

这本书的三个主要章节最初于2000年1月作为系列演讲发表于哥伦比亚大学，那是由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关于美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年度系列演讲。最初的邀请来自教务长乔纳森·科尔，他是我在哥伦比亚长期共事的好朋友，他恪守知识分子准则，而又允许自由探究，有助于使我们学校成为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地方。2003年10月和11月，我把演讲扩展到四个，并且调整了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包含第四个演讲(收录在这本书里的关于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杰作《模仿》的那一章)，也是为了包含一个变化了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四个演讲的发表是缘于剑桥大学伊恩·唐纳森(Ian Donaldson)教授领衔的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的盛情邀请，在那里，我妻子玛利亚和我享受到了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殷勤款待。我无比感谢伊恩和葛雷霞·唐纳森(Grazia Donaldson)的热情和超凡的精力，感谢研究中心的玛丽一罗斯·谢德乐(Mary-Rose Cheadle)和梅勒妮·雷格特(Melanie Leggantt)非同寻常的热忱而有效的帮助。对于国王学院院长派特·贝特森(Pat Bateson)和其他同事，对于他们在我感到颇为困难的时刻所给予的盛情，我们的感激之情简直无法言表。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纽约和牛津的这两个系列演讲都是在化疗和输液的紧张间隙里发表的，因此，我确实需要也衷心感谢我所得到的一切帮助。现在，为了便于出版，这些演讲都经过了重新修改和校阅。

介于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两个日期之间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一种风云突变的政治气氛笼罩美国，也在不同程度上笼罩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这些都造成了一个敌意高涨的世界，造成了美国对于世界的一种更有进攻性的态度，并且——考虑到我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也造成了所谓“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更加恶化的冲突。而我早就发现，“西方”和“伊斯兰”这两个标签都是误导的，它们更适合于集体激情的动员，而不是明晰的理解…除非得到分析性的和批评性的解构。文化的共存和彼此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远甚于它们的斗争。这些文章正是旨在促成共存、共享的人文主义文化的理念，无论它们是否成功，我至少已经作了尝试，如此足矣。

我的演讲是关于美国人文主义及其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由于上述这些个人的和普遍的情形，我的演讲既不是一种界定性的陈述，也不是要诉诸武力。我当然应该让后面的这些文字自己来说话，但是，我要说，我试图以一种反思的方式来讨论这一重大主题的各个方面，在我看来，它们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譬如，我一直想要知道，人文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受到相当限制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它如何与其他维度上的知识分子的担当联系起来，而不至于变成社会学或政治学之类的东西；这是我在第一章里讨论的内容。其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我一直是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和教师，我认为重要的是注意我受教育的世界和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何等的截然不同，而一个人文学者的职责与现在对我们的期待有时是何等惊人地不一致——它从来没有像“9·1l”之后那么严重。在第三章里，我讨论了语文学的重要作用，其中，除了仔细的描述之外，我运用了带有想象的细读，我所期望的是，对一个文本所言说的内容的一种经过训练的敞开(在那种敞开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反抗)乃是达到最宽广、最好的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理解之正道(royalroad)。

我还增加了一章作为尾声，标题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这篇文章最初是由于一个学术活动的机缘而写的，那是2000年9月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场有关文学界的研讨会。这个文本的很多重要改动也反映了“9·11”恐怖事件施加给我们的特殊气氛，但是，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的基本论题依然是我开始写作时的初衷。  EWS

纽约，2003年5月

在这本书里，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词是“适用性”(relevance)。它最早出现在阿基尔·比尔格雷米的前言里提到的“人文主义在美国生活和政治中的适用性”——当然，实际上萨义德此前已经在这些演讲中多次用到了这个词和它的动词形式。它提示着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而一旦涉及特定社会环境，又具有很多特殊性的问题：何为人文主义在当今社会的适用性?

相比之下，更加频繁出现也更容易引起注意的，或许是萨义德爱用的另外两个关键词：“历史”和“世界”。这两个词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维度，那是萨义德从维柯那里得到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世界是人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在此意义上的“历史”和“世界”这两个词界定了“当今社会”。就西方文化而言，设立而且反复强调这样的界定，针对的是近代以来的逐渐突破宗教藩篱的思想历程；显然，萨义德还以此针对现代性的、西方的、欧洲中心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这样的界定对抗、阻挡(虽然并未消除)宗教的来世和理想的乌托邦，彰显人类所具备的力量和应该担当的责任——却也使得当今社会在某些人看来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在某些人看来又好像是没有希望的。在这样的界定之下，考察人文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适用性，大概就会顺理成章产生这样的期望：人文主义代替宗教、理想，它为人类社会编撰一个谱系，提供一种归依。如果暂且认定这就是人文主义在当今社会的适用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文主义才可以担当如此重任?换言之，既然知识分子——在这里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担任着确立、阐释和实践人文主义的工作，那么，他们怎么样才能够担当这种类似于牧师或导师的角色?

在第一个演讲的结尾，萨义德有过一番较为明确的阐述：“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以我对于它在今天的适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不是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质问、颠覆、重新塑形的途径，针对那些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确定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

这样的阐述看似激进，让人耳目一新，其实却是接续着一种古老的传统，其中的主要手段是语文学，而在中国学术传统中与之类似的是训诂学。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按照这样的阐述，知识分子似乎担任着苏格拉底那样的“无知者”的角色；或者说，他们遵循着孔子的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识分子可能针对任何一个习以为常的、主要是观念性的东西不断诘问，追根究底，使得原本自以为对它非常熟悉、很有把握的人最终就像揭开了一直挡在眼前的一块毛玻璃，对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对于诸如何为“幸福”、何为“需要”与“欲望”之类的问题，回到曾经有过的真切的认识；或者，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开发出新的路径。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揭示帝国、国家、政党、跨国企业、媒体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精妙的修辞和优美的抒情之下的真实意图，破除千变万化的、或有意或无意、或善意或恶意的遮蔽。

知识分子似乎总是在怀疑、追问、修正、颠覆一切“语言文字成果”和“确定的事实”，这或许会让人想要给他们贴上虚无主义的标签。其实，他们是真正的、带有几分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人之为人的理念，从而树立起人类社会之所以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标准。为此，他们上下求索，而又不得不左右摇摆，前后顾盼。他们不像某个阶级、政党的代言人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或者说，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统摄于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他们已经在思想上成为“世界公民”(Weltburger)——如果他们最终没有离弃故土，往往不是力有不逮，而是心有所系。他们的理想主义与血肉相连，不能学太上之忘情。譬如，作为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成长的法国人，加缪在1945年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撰文呼吁：“我们应该坚信，在北非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义，那么法兰西的一切也都无法得到拯救。”后来，他宁可采取两面不讨好的立场，既反对残酷的镇压，也反对鲜血淋漓的恐怖主义，因为他的母亲就住在阿尔及利亚，而后者威胁着她的生命。虽然在更多的时候，萨义德的言论不仅针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且面向整个世界，但是，作为巴勒斯坦后裔，他也会时不时地流露出一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不过，这种值得尊敬的真情并未妨碍他在最后一次演讲临近结束的时候，也表示了对于正在沦为难民的以色列人的同情。加缪和萨义德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政治，也都不是完全以现实的政治活动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之上，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的维护和坚持——否则，一旦涉足政治，知识分子非常容易迷失自己，就算免于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为当局者帮闲，也难免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原本应该予以批评的执政者帮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涉足政治，往往是迫不得已，对他们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如柏拉图所言，乃是整天谈论美德，无奈眼前的现实状况在他们的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理念映照之下实在是太不如人意了。因此，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总是无可救药地担当着社会现实中的怀疑、彷徨、焦虑，甚至绝望。政治家、企业家、军人、医生等等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情绪的干扰，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转；而普通民众也难以一直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在这个至今还是远远说不上完善的世界里，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就已经让他们非常劳累、非常沉重了。而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总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或者说，他们总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对社会现实充满乐观情绪，得心应手、翻云覆雨的知识分子是可疑的；对社会现实充满悲观情绪，不断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的知识分子也是可疑的。概言之，知识分子总是希望在现在成就未来。当然，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善良愿望。他们的怀疑、彷徨、焦虑乃至绝望就是一种防范。很多人不仅无法忍耐如此这般的煎熬，而且，就是把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他们也像看到了过于强烈的光芒，不由得要举手遮挡，或者宁愿转过脸去，转向幽暗的洞穴。很多人破除了禁锢，就陷入了虚无，而知识分子必须在虚无之中坚持职责和操守，更为艰难的是，如萨义德所强调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阵地。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极其强大、健康的意志。这种意志不仅来自理想主义，更是来自现实土壤中绵绵不绝的底气。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并不自以为真理在握，他们渴望的是投身于真理之中。他们的谦虚绝非故作姿态，而是时刻存有敬畏之心；他们的骄傲也绝非轻狂放诞，而是通常只有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如此说来，所谓人文主义的适用性，并不是以人文主义来代替宗教或理想，因为它并没有承诺一种来世，也没有预设一种乌托邦；而知识分子的任务也不是充当牧师或导师，因为在很多时候，他们好像只是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他们甚至难以向其他人解释自己是“做什么的”。他们虽然也有具体的工作，他们孜孜不倦地讲授、著述、发表言论，可是这些看得见的行为其实并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们真正的职责所在。在媒体上露面、接受采访、发表评论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好像很有学问，很有用，然而那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里所说的适用性。毕竟，relevance的本意并非实际的应用，而是某种“关联”(relation)。换言之，人文主义在当今社会的适用性，就是它们之间的“息息相通”。或许，也可以说，人文主义之“适用性”恰恰在于某种意义上的“无用”。人文主义与每一个人、与各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密切相关，却又似乎无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现实利益的增长，事实上，它所能发挥的作用，恰恰是让整个社会放慢向着未来奔跑的步伐，让更多的注意力指向现在，尤其是经常被认为次要的，被认为必须作为代价而放弃或者受到暂时的损害，甚至意在改良而使之伤筋动骨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不是阻挡社会进步，制造令人不快的障碍和阴影；这也不是起着润滑和协调的作用，让高速发展中的社会减少磨擦和冲突，防止出现意外。归根到底，人文主义之所以“无用”，在于它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那么，究竟何为人文主义?回顾上面引用的那一段话以及这一本书，可以发现，萨义德始终未曾就此作出正面回答，他所说的都是人文主义的实践——践行于“一种质问、颠覆、重新塑形的途径”。从字面上看，“人文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它们在英语里都是humanism。尽管这三个概念以及相关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广为人知、深入人心，“人何以为人”这个问题依然令人困惑不已——只要还有人想到这个问题。两百多年前，康德就曾经感慨：“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之以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无法作出让很多人满意的回答。因此，有待于“人何以为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能得到解决的“何为人文主义”这个问题也就只能继续搁置。不过，正如我们虽然无法回答“人何以为人”，却不妨碍我们继续做人，我们虽然无法回答“何为人文主义”，也仍然可以从事人文主义的实践——如前所述，在萨义德看来，这种实践主要是批评实践。这是对世界、对历史的无穷无尽的追问，亦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终，都是为了“认识你自己”。或者说，人文主义的批评实践首先针对的是自己。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这种有些苛刻的态度从当时直至今天，都使很多人感到不安。近世学者颇有人热衷于探究王阳明的“致良知”一说，至于他所强调的“知行合一”，或许因其相对而言缺乏理论阐释和推衍(或日再生产)的余地，认真践行起来又有相当的难度，故此言者亦非谆谆，听者更其藐藐。而在多年的欺上瞒下、口是心非的表达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人们对自己的人格分裂、对内心深处和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就连承认和正视它们的勇气也提不起来了。从事人文主义批评实践的知识分子唯有痛下决心，真实到对自己也不欺瞒，庶几可以在方寸之间寻得安身立命之地。

一定会有人觉得这样的说法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了，仿佛未经世事的痴人说梦。众所周知，当今社会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们的所作所为，每每令人摇头叹息——其实，这也是“历来如此”。近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卷二六“霜红龛词”末了说：“大抵古人于诗书外，必习一二艺事。道得行，则黼黻治平；道不行，则隐居以资口腹。故多狷介高洁，不为升斗污其身。令人习诗书且不精，技艺百术，以为鄙琐而不屑一盼，故据盛势，则患失之念炽；遭沉沦，乃旁决横流，无所不至矣。”这段话的末了几句似乎有些偏颇，或许作者别有所指，实际上，更为常见的倒是另一种情形：遭沉沦，则以清高自命；据盛势，乃飞扬跋扈，无所不至。不管怎么说，这段话确实切中要害，也反映了传统社会逐渐转型进入现代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某种困境：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更为严重的是管理越来越全面，控制越来越严密的时代，知识分子在组织和体制之外独立谋生的能力越来越弱，也就越来越难以抵抗各种各样的异化。于是，他们不得不彷徨在帮忙与帮闲之间，在名与利的诱惑、实现自我和维持生计的驱动之下，就算痛心疾首，也只能随波逐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出路呢?吴宓日记1919年记陈寅恪有言：“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这几句话出自揭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奉为圭臬的陈寅恪，分量特别重。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在穷困潦倒的境遇，他终究未尝以经商谋生——或许，真正的大家学者，就算兼有经营才能，也终究是难以两全的。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无论现实情形如何令人丧气，这个“世界精神忙碌于现实”的历史时刻，却也正是凸显人文主义的适用性之际。历史不断沉积，世界不断扩张又不断压缩，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在历史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维度上更加深远、宏阔——且不说在意志、学识、方法，以及生理、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条件——才能担当自己的使命，展开人文主义之适用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主义在当今社会的适用性?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实际上，关于人文主义，关于知识分子，我也没有说出任何新意，也许，“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谁知道呢?

此书的翻译得到了毛尖、张炼红、张治的慷慨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诸暨朱生坚记于上海淀浦河畔

200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