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其中一件就是始于1934年的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这是一部历时六年,历经艰难的厚重之作,是第一部最全面纪实长征的文学作品。《长征》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中显得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里最有阅读价值的一本书。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精心打造的巨著《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树增的《长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红军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的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许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这个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小镇被遍布在中国西南高原上的险峻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念。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根据地外围的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
八月七日,第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上,使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第六军团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中央派驻第六军团的党代表任弼时,三十岁。年轻的军团指挥员和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国民党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他们这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阳明山极度贫瘠,大军无法生存,第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他们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掉头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以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旧州。在旧州,军团长萧克万分惊喜,因为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这张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了。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月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堵截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可是,尽管情况很好,却总是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坐在湿漉漉的路边开始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第六军团红军官兵的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哩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P2-7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一000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一000年至公元二000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认为,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千年中,这一百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事件包括:一0八八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诞生——人类的真知有了得以“世代相传的智慧之地”;一五八二年,罗马教会颁布了历法——从此日历“见证着组成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类第一次全社会的革命将平等的法律制度传向了全世界;一八0四年,海地获得自由——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一八三0年,第一列火车从英国的利物浦开出——人类只能通过脚力推进陆地运输的时代结束;一八九六年,法国人顾拜旦开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使人类实现了“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梦想;一九0五年,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论文——人类的思维第一次“深入到了宇宙的两个基本构成:物质和能量的内在联系”中;一九五三年,DNA链的奥秘被解开——它使人类得以“弄清我们是怎样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月——全世界得以开始探索星球之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唯一的人类吗?尽管人类登上月球与人类进化过程相比,仅仅相当于生命从海洋刚刚来到陆地……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类,世界“是如何变当时的沧海为今日的桑田”。历史淘汰了千百万匆匆过客,留下的是那些能够书写并见证人类已往生存面貌的人与事,是那些能够启发和塑造人类未来生存理想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无不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足以说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震撼人心。
公元一000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公元一000年至公元二000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
第一个事件:一一00年,火药武器的发明。
早在公元十世纪初的唐朝末年,中国人就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至宋代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一一三二年,即宋高宗绍兴二年,宋军在和入侵中原的金军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靠火药燃烧喷火杀伤对方的火枪。由中国人发明并首先使用的火药武器,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形态——“以常备军队为后盾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了封建分封制。火枪使殖民者对于土著人有了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武器的广泛传播最终使大家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使一个充满着革命、世界大战、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爆炸的时代来临了。”整整一千年过去了,无论当代科技如何发展,只要子弹和炮弹还在世界上继续被使用,火药武器依旧是战争兵器的主角,并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或倒退。
第二个事件: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的帝国。
自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起,蒙古帝国凶悍的骑兵横扫中亚和欧洲腹地,铁戈所指,势如破竹。成吉思汗的军事占领使“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国家”——“西至波斯和阿拉伯(今伊拉克),东南至朝鲜、缅甸和越南。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都在他们手中”。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狂风暴雨般地征服了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岸边”。然而,对于历史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的交流”——欧洲人这才知道“亚洲人竟然用纸作钱币,一种被叫做煤的石头居然可以用作燃料”。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蒙古骑兵的铁蹄和尖矛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隔膜,促成了东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内文明成果的碰撞、交融和嫁接,由此产生出的奇异现象使人类生活陡然显得异彩纷呈,至今欧亚大陆上仍有众多的文明成果与这次东西方真正的交融有关。
第三个事件:一九三四年,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长征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两万一千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
一位叫B·瓜格里尼的意大利诗人这样写道:
黑夜沉沉,朦胧的黎明前时分,
遥望辽阔而古老的亚细亚莽原上,
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巨龙在跃动、跃动,
这就是那条威力与希望化身的神龙!
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
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
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
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
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
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
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一000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壮丽的史诗。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