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宋史泰斗——沉痛悼念邓广铭先生，《邓广铭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为了圆我们对先生难以忘却的思念。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宋史研究尤有卓越成就。今天我们纪念他，用他的个人著作结集行世，正是要将他所追求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境界发扬光大。

第一卷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韩世忠年谱

辛稼轩年谱

第二卷

岳飞传

辛弃疾传

陈龙川传

第三卷

涑水记闻(黠校本)

辛稼轩诗文笺注

第四卷

稼轩词编年笺注

第五卷

陈亮集(增订黠校本)

第六卷

隋唐五代史讲义

辽宋夏金史讲义

中国史纲要·五代十国宋辽金元

中国古代史讲座·两宋辽金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宋朝

第七卷

史论

中国古代史

第八卷

宋代人物 史事

第九卷

史籍考辨

第十卷

书评 序跋 杂著

王安石的父亲名叫王益，是一个有志于在从政的实践中作出一番事业，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他只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但凡所到之处，总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除弊的事，因而全都有治绩，去职后也都有遗爱。例如他做知县的第一任是知新淦县，在他去职三十年后，该县吏民还在追念他的德政。当时极负盛名的学者胡瑗在编写《政范》时，就曾把王益治县的某些政绩采掇到书中。

王益重在务实，所以他写作的诗文比较少。然而他并不是不善为文的人。当他还只十七岁时，就拿了自己的文章去求张泳审阅，得到张泳的赞赏。

王益做地方官吏，“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他居家，也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这也可以使我们能够想象得出，王安石从幼小到少年，从他父亲那儿所受到的言传身教的情况。

王安石的母亲姓吴，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并且有高见卓识的妇女。曾巩称颂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她的母亲(王安石的外祖母)黄氏，也是一位有文化知识的妇女，而又兼喜阴阳数术之学，所以吴夫人“亦通于其说”。这当然也会在王安石的学习过程中起些作用。吴夫人是王益的继室，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为她的亲生子，前房所生则为安仁、安道二人，而吴夫人对于前房所生的两子的爱抚反超过她的亲生子，可见她是一个十分贤惠的人。而在王安石的诗中，有寄朱氏女弟的，有寄沈氏女弟的，也有寄虔州、江阴二妹的。这两位女弟知书能文，显然也是从其母亲学来的。（第一卷P16-17）

《邓广铭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桩盛事。

个人著作结集行世，滥觞于东汉，盛行于唐宋以后，可谓源远流长。这些文集所表现的不仅是作者的事功、性情、议论、文采，而且也是人类智慧的累积。清代著名学者纪昀说：“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现代学术超迈往古，但文章要经受时间考验，只有少数著作可以传世行远，仍是不刊之论。

邓广铭(恭三)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学界誉为“宋史泰斗”、“一代宗师”。他早年师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先生，毕生求索上下古今，著述宏富，主要研究范围则在宋辽金史，尤专精于宋史。先生初登史坛，就以宋史研究成果一呜惊人，深得胡适先生称许。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陈先生的盛赞和厚望，是当时青年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称誉“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半个多世纪之后，周一良先生评价说：邓先生可谓“吃透了”宋史，实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并世诸贤治断代史者似罕有人能与之同样全面而深入地专精一个时代”。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但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获得文学界的推崇。茅盾先生就曾赞誉《稼轩词编年笺注》为“传世之作”。

先生治史，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他努力探索中国古代特别是宋辽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和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重大课题。他一生出入于宋辽金史特别是宋史的各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推动宋辽金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另外，先生在历史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先生的学术著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全集》具有“卓然不可磨灭”的历史品格。

先生的著作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关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他开始进入史学领域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先生晚年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把两宋的境遇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境遇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他正是怀抱着这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自觉地将毕生事业融入国家、民族和命运之中。他的学术生涯从陈亮研究起步，以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时代精英以及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着力最多的研究对象。先生的爱国激情和济世情怀，使他的著作具有格外感人的力量。

先生治史，非常注重实证精神，其著述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力倡“四把钥匙”之说，将目录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视为治史的入门津要，使众多弟子受益终身。先生治学十分重视史料的考证辨析，晚年曾多次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正名，他认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于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先生一生在考索史实方面毫不懈怠，他的全部著作在史料的运用上是充分的、可以信赖的和经得起推敲的，因而他的创新之见、独到之论总能令人折服。

史学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史学家总是利用理性的分析，反对谬误，追求真理。先生的论著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勇于抒独得之见，标法外之意，而对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作风深恶痛绝。他以犀利的措辞抨击对待各类古籍的草率苟且，用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质疑某些研究结论的不当。他为维护学风、文风的纯洁性做了不懈努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唯真理是从，不讲情面，以此对待别人，也以此坦诚地剖析自己的失误。

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穷毕生之力，不断创新，以求达到更高的学术境界。他的许多著作都曾反复修订，多次再版。他曾经三写《岳飞传》，四写《王安石》；至于《稼轩词编年笺注》，更是从1939年完成初稿之后，直到1998年他逝世之前，都在不断地增补修订，前后历时六十年，终于成为经典之作。他还计划四写《岳飞传》，修订《陈龙川传》和《辛弃疾传》，惜因天不假年而未竟其志。先生生前曾多次引述辛弃疾祭朱熹的名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也正是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

先生自1936年登上北京大学讲坛，至1998年仙逝，先后执教六十余年。中国宋辽金史领域的几代学人，许多都与他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先_生不仅勤于著书立说，更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教学实践中，创立了科学的宋辽金史教学体系。在北京大学，先生向以严师著称，他的学生已有不少成为当今学界的中坚。

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命途多舛。但是总有人投身于历史研究，一生孜孜不倦，夙夜匪懈，尽心竭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发扬光大先生毕生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是后人包括他的学生们的责任。先生的《全集》堪称二十世纪宋辽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也将成为新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坚实起点。

早在先生去世之前，我们就已着手筹备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都是先生的弟子，先后受过先生的学术熏陶。我们满怀对先生道德文章的尊敬和对先生教诲的无限感激之情，在先生亲手创建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主持下，经过五年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共同编辑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史学巨著。《全集》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书面世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受业弟子共志

200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