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具有独特品位与风格的文论集。谈论了音乐创作、民族音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基础理论、专业音乐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等问题，作者坦诚地就音乐理论界某些思想观点与实践中的一些做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言之有理的商榷意见，孰是孰非，就由你来判断。

这是一本具有独特品位与风格的文论集。作者坦诚地就音乐理论界某些思想观点与实践中的某些做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言之有理的商榷意见，孰是孰非，由读者去判断；其中商榷对象有梁茂春、向延生、载嘉枋、修海林、汪毓和、陈聆群等十多位，未提名的若干位。文集对音乐创作、民族音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基础理论、专业音乐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及百家争鸣、学术道德建设等问题，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文，发表了有一定见地的看法。作者还对学界泰斗蔡元培以及萧友梅、吴伯超、赵梅伯、贺绿汀、马思聪、赵风、李焕之、缪天瑞、喻宜萱等二十多位故世或健在著名音乐家的历史贡献、思想理论、艺术成就、学术品格等方面做了一定研究或概要评述。该文集对关注音乐史论的同志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当代广大音乐学子从中可以获得相当的启迪。

商榷篇

真理没有院墙

——论倡导健康争鸣是繁荣学术的有效途径

立论务以事实为依据

——就“新潮音乐”评价的几个问题致梁茂春教授

如何正确评价吴伯超

——致向延生学兄

传统规范创作果真是日落西山、自惭形秽吗?

——寄语戴嘉枋同志

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

——致晓星同志

军国民教育、历史背景及其他

——致汪毓和教授

毛泽东、耶稣与“李劫夫悲剧”

——与梁茂春教授探讨

办学方针·西化道路·抗日救亡歌曲

——关于现代音乐史上的几个具体问题

上海交响乐团只能排在第四位吗?

——供“国交”某负责人思考

尊重常识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发布10周年有感

文论篇

论蔡元培与中国近代音乐

——兼评修海林《蔡元培的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

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

——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若干史实辨正”结束语兼向汪毓和先生请教

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高音乐学府

——国立音乐院述介

重视素质教育 培养合格人材

——音乐家“一·三·九全面修养”理论框架概说

“老生常谈”的至理真知

——学习贺绿汀封笔题词的体会

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而作

学术打假 责无旁贷

——为建设优良学风而奋斗

一本抄自“参考书目”的“研究”著作

——再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研究》兼及其他

传记写作来不得半点虚构、想象

——也谈马可《冼星海传》的写作

关于传记写作的真实性问题

——在《人物》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之发言

有远见的措施快收获的季节

——喜看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演出 

大力扶植与发展严肃音乐

——建议举办“萧友梅音乐创作金杯奖” 

考辨篇

尊重史实 讲求逻辑

 ——致修海林同志

释文所用资料 必须精确可靠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分卷编校失误考辨

史料拾遗、史实辨正及其他

——读两篇纪念蔡元培文章的感言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于哪一年?

——学校生日考辨

如何实事求是计算校、团的“年龄”

——一个值得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

人物篇

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

——为萧友梅逝世50周年而作

庆贺顾毓绣百岁华诞作品音乐会前言

文理大师 一生传奇

——顾毓塄先生简历

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

——杨仲子先生生平简介

七十教涯 桃李成荫

——我国现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赵梅伯

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音乐教育家

——吴伯超学术生平简述

众望所归 当之无愧

——诚聘贺绿汀为名誉会长的一封信

弘扬优秀传统谱写时代乐章

——纪念张曙诞辰90周年暨殉难60周年

弘扬马思聪的“求真”精神

——在马思聪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认识他、学习他

——关于庆贺林俊卿博士从事嗓音科研60周年暨

85华诞学术活动的倡议书

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庆贺赵讽院长80华诞

安身立命的事业 永载史册的功绩

——赵讽与中央音乐学院

施教有方略 学府出英才

——赵讽对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投身革命走四海 桃李芬芳满天下

——记音乐教育家赵讽

谦和慈祥的长者 循循善诱的导师

——致李焕之先生治丧委员会唁函 

“我追求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水平”

——记声乐艺术家沈湘教授

中国老一辈音乐家的骄傲

——张权教授艺术生平简述

严格的要求 明确的理想

——为纪念张权75岁冥诞的两封信

严谨治学 教书育人 埋头创作

——怀念作曲家王树教授

追随先贤 为现代化大厦添砖加瓦

——痛切缅怀学兄蔡仲德

“让中国音乐站到世界舞台上”

——记英年早逝的指挥家、作曲家魏立

勤奋笔耕 不忘故土

——作曲家屈文中学术生平简述

“高高在上” 何年能下?

——为祝贺缪天瑞先生94华诞而问

情系华夏铸艺魂

——记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喻宜萱教授

要把更多更美的乐曲奉献给人民

——杜鸣心作品研讨会纪略

在声乐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黎信昌艺术生平

编辑篇

学报要有个性和自己学校的特色

——试论学报编辑工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开创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

尽快、尽早填补这个科研空白

——关于开展专业音乐教育学研究的倡议

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登一层楼

——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的几点建议

加强并深化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研究

开阔学术视野 推动音乐学建设

增强学科自我意识 促进西方音乐研究的健康发展

我们对音乐创作中几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重视史料的挖掘整理 放眼学科发展的未来

不断充实深化 为建设新的民族器乐文化而努力 

加强音乐修养 提高西洋器乐演奏的总体水平

这种“时间差” 值得深思

——《萧淑娴作品集》编后记

告慰吴伯超先生

——《吴伯超的音乐生涯》编后记

粗疏编校 错误百出

——读《萧友梅全集》第一卷笔记

史料篇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萧友梅逝世

50周年纪念活动述评

艺业卓著 乐坛共庆

——首都隆重举办美籍华人音乐家赵梅伯

从教70周年学术活动述评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北京纪念吴伯超百年诞辰学术活动述评

立足学院 面向社会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成立

学术上的是非正误 只有通过自由争鸣来解决

 ——代编后记

本刊这期“疑义相析”栏目发表了苏虞民的文章，对梁茂春教授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苏、梁都是本刊主办单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本来，学者在理论研究中就某些学术命题进行友好平等的商榷和讨论，通过彼此争鸣、互相辩驳来析同异、明学理、正是非，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即便争鸣双方都在同一单位工作，也不值得专门配发文章来加以评点。然而，本文最终还是见诸刊物。这一事实说明，一些原本正常的现象以及学术常理在音乐学界却不被重视，不被认同。因此，将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略加评述，就显得极为必要。

为什么常理得不到认同?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颇为流行的某些消极议论及旧习惯势力在起作用，是其中之一。如把同一单位的学者彼此争鸣、互相辩驳，说成是“窝里斗”；即便本单位某一学者在学术观点或学术道德上出现明显失误或犯了错误，也不鼓励、不允许甚至采取压制手段阻止该单位其他学者对此进行批评和揭露，其根据是“家丑不可外扬”。此外，后学要向前贤请教，门生想同业师争鸣，下级欲与上级商榷，以及同行、同学、好友之间的论辩，普通学者对名人权威的质疑，等等等等，常常由于种种世俗因素的“禁忌”而无法实现；即便偶尔冒出二三例，也因很难得到普遍支持而不得不自生自灭。更有甚者，一些人竟然把不同单位学者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捕风捉影”地同所属单位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由此可见，音乐学界之所以至今未能真正形成健康的、真诚友好的自由争鸣风气，当与上述种种消极议论与世俗因素有关。

音乐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寻求艺术规律，发现客观真理，总结历史得失，探讨现实命题，为中国音乐在当代条件下走向繁荣发达提供理论支点。古今中外的思想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严肃学者不以发现规律、追求真理为己任，他们的研究实践和成果都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了人类对于真理孜孜不倦的探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十分严谨的学者，他对规律和真理的追寻，也会因诸多主客观因素而经历各种波折或失败，发生偏差或谬误，给后人留下许多学术谜团。更何况，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变异的高度复杂性，人对音乐艺术规律的认识永无止境。另一方面，由于主观条件的差异性和局限性，研究者对音乐艺术的理性把握必然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也必然呈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各种体系、主义、学派、理论、观点、方法的多元并存以及它们之间或对立或互补或继承或发展或扬弃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音乐研究丰富多彩、生生不息、薪火相继的宏伟景观。正因为如此，在不同学者之间发生商榷、争鸣、论辩、批评与反批评以共同追求真理、克服谬误，完全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P2-3

我认识旭东兄已经30余年了。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他因文获罪，被“四人帮”把持的文化部点名，成为运动的批判对象。我也就有幸第一次拜读了他的文字，印象是此君敢说敢当，是条汉子。

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他开始到学报社当编辑，后担任了相当长时间的副主编，实际上主持学报工作，可以说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元老了。该刊物能够有今天在海内外的影响，黄老师功不可没。他的史学和文学专长也在编审稿件中得到了发挥。虽然他没有系统学习过音乐的某个专业，但发现问题和修改稿件的能力绝不逊于科班出身的人士。这一点在我后来负责学报工作期间是有很深体会的。

由于长期倘佯于各种音乐文稿之中，旭东兄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无论是文字上的还是史实或学理上的问题。往往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目光。久而久之他便不甘心作为各种学术讨论的旁观者，自觉地撰文介入其中。这些年来，学界有多位知名人士被他“挑战”，其中也不乏他的朋友和与他比邻办公的同事或老领导。好在他的文章都是对事不对人，而且他也能接受别入的意见，把一些过激的言辞作修改，因而并没有因文结怨，况且他文中谈到的问题往往能一语中的。在当今的音乐评论界，能够像黄旭东先生那样不顾情面、奋笔直书者太少了。因此，不管其商榷篇章孰是孰非，文论中的观点有无偏颇之处，这种敢于冲破世俗藩篱，据理直言的文风、学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黄旭东先生并不是只会舞弄“三板斧”的那种人。他发起成立公益性学术社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后，除了组织音乐史上多位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外，还钩沉史料，考辨史实，抉择耙梳，写出了多篇有说服力的音乐史学文论和人物传记，填补了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的一些空白。

今年是旭东“老翁”七十华诞。他从多年积累的文稿中选出几十篇，分为六个篇目结集出版，让我给文集起个名字。我根据他自己确定的文集副标题“音乐史事门外谭”，建议他起名为《弄斧集》。一是应了他自称是音乐方面的门外汉，所写文章都是班门弄斧的意思；二是象征他勇于舞弄板斧向权威挑战的精神。真诚希望他在迈入古稀之年后仍能够继续做“音乐门外”的诤友，为中国音乐事业做更多的建设性工作。

俞人豪

2005年9月

学术上的是非正误 只有通过自由争鸣来解决

——代编后记

拙著《弄斧集》的绝大部分篇目，都是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结合音乐史论界的实际而动笔的。在学术上，我决不自以为是，而是深知：所谈内容的是非正误，只有通过自由争鸣来解决，由广大读者来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拙著也可以说是一部争鸣集。而要在音乐界真正贯彻落实“百家争鸣”这一繁荣学术的方针，形成健康的真诚友好的自由争鸣风气，又与相关部门领导的政策水平、作风修养密切相关。

我认为，一位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领导者，对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应起组织作用，模范作用，而不应该有意无意地起压制作用或不作深入研究，轻率地表态，支持一方，批评一方。在这里，我摘要附上2003年7月就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写给中国音协领导的一封信，供读者参考批评。

中国音协领导应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吴雁泽阅转傅庚辰主席：你好!我想专就中国音乐界如何在学术思想、理论研究方面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平等、民主、自由的学术讨论氛围，向你提一点参考意见。为从事实出发，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汪曦经历的一段遭遇，反映一下近年来出现在中国音协的令许多音乐工作者深感不安、不满的一件事(若你已经有所了解，试看我的反映是否与你所知的情况有出入)。

先说汪曦的遭遇。这事与上届音协领导有关，发生在13年前的1990年。这年的1月份汪曦写了一篇《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见本集第36页)，内容是就晓星同志发表在1989年8月号《人民音乐》上的一个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言，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文章寄出后不久，编辑部通知汪曦决定采用，并在某期刊出；后来待发稿打出了校样，汪曦自己还进行了校对。而按当时编辑部的习惯做法(?)，他们同时也把校样稿寄晓星，告知有不同观点文章要发表。谁料晓星却把文章寄给了当时中国音协党组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此后编辑部就通知汪曦说，文章撤下不发了。很清楚，是中国音协领导影响和干扰了《人民音乐》对“双百”方针的贯彻。

再说近年发生在中国音协的事。这就是郭颂与《乌苏里船歌》一案过程中音协吴雁泽和音协名誉主席吴祖强的言行。

2002年春，《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已公诸于世，一些音乐工作者按自己的认识与实践经验，撰写文章，发表意见(如《北方音乐》第6期)。中央音乐学院田联韬老师也在同年7月撰写了《评(乌苏里船歌)与赫哲族民歌的著作权诉讼》一文，投寄给由中国音协主管、党组负责人直接领导的《人民音乐》。但此稿就是不允许发表，被搁置8个多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音协内部交流月刊、也由党组直接领导的《音乐信息》(第22期)，在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就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丁鸣、陈受谦等人的文章和证词。第23期又发表了吴祖强于2002年11月17日与郭颂的谈话要点：吴还在1月26日举行的一边倒的所谓“继承发展民族民间音乐创作研讨会”上发言，不讲任何道理地指责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刘文金(国家一级作曲)、王民基(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部研究员)3位音乐家的鉴定意见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鉴定报告“不够慎重”(见《音乐周报》2003年2月14日头版)。众所周知，乔、刘、王等并非法官，他们只是受法院委托且经诉讼双方当事人同意，经研究作品后分别表明了各自的学术观点而已。我觉得吴祖强支持郭颂观点，又公开批评3位音乐家“不够慎重”，按他的身份和地位是很不“慎重”的。不知是否只有支持郭颂才算慎重?

我们知道，《音乐信息》(以下简称“信息”)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为全体中国音乐家尤其是会员音乐家所共有、共享的信息栽体，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客观地反映国内音乐界的各种活动情况，发表会员之间学术讨论中的不同观点，促进学术研究。而在《乌苏里船歌》是改编还是创作这一问题上，“信息”却完全失去公正性，很明显地倾向郭颂一边，支持争论的一方，有意识地压制另一方，背离了办刊方针。

对上述中国音协(党组负责人、名誉主席及“信息”)的种种明显的倾向性表现，引起了部分音乐工作者的不满，尤其是田联韬。于是他就于2月写了一封《致中国音协、(音乐信息)编辑部的公开信》，批评音协及“信息”持不公正态度，并要求在“信息”上发表。音协、“信息”既不刊出，也不回信，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第24期“信息”却又在头版以“音乐家一致认为“乌苏里船歌”是创作非改编”为题，报道了1月26日仅有10多名音乐家参加且是一边倒的座谈会上的意见。该标题却不加限制词而用全称判断说“音乐家一致认为”云云。这除了“信息”编者的偏心过甚和编辑水平的低劣外，是否还可说明别的什么问题呢?既然“信息”转载了《北方音乐》上3篇全部支持郭颂观点的文章，为什么不摘要刊登一下田联韬文章或信中的不同观点呢?“信息”接二连三地发表一派人的意见，我觉得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和“信息”编者，做得太过分了。要贯彻“双百”方针，明明白白地写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的总则之中，而中国音协驻会主要领导根本不把“双百”方针放在心上。田联韬信中批评音协推行学术霸权主义，真是一语中的。私人之间的交谊再深再厚再久，也决不能替代“双百”方针。

我觉得，中国音协是不应该卷进郭颂这场官司的。但现在既然党组负责人、名誉主席、“信息”等已经公开介入，那么中国音协是否应面对现实，借此机会，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与音乐创作”为主题，就郭颂的作品是改编还是创作，“组织”一次“学术研讨活动，促进评论、理论工作的提高与发展”呢?(黑体字是中国音协章程第四章第十七条为自己开展工作所规定的任务之一)。我认为，联系实际的音乐生活，结合大家所关注的学术上的“热点”问题，发起组织学术研讨活动，是中国音协义不容辞的一项基本工作。正如吴雁泽在不久前召开的本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所说，“推动创作，加强理论研究是中国音协的基础性工作”。五年一届的中国音协已过去三年半多了，真正有音协发起组织的理论性学术研讨活动，我不了解究竟开过多少回。而这次由“船歌”引发的改编与创作的争论，却是值得音协出面，组织理论家、作曲家们坐下来冷静探讨一下的。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多么复杂高深的学术问题，但目前学界形成十分对立的两派观点，确实说明中国音乐界的“评论、理论工作”，亟待中国音协去促进与提高，而决不是靠法院判决所能解决的。

鉴于上述汪曦一文的遭遇和田联韬不同观点文章的命运，我提笔写了这封信，供参考。我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意义、作用，无须我多讲。在这里，我想引用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中的几句话结束这封信。小平说：“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此信发出后，没有回音；我又专给音协写信，建议召开一次持有两种不同观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乌苏里船歌》是创作还是改编的问题，也置之不理。这就是两封信发出后的结果。

最后，真诚希望有机会读到这本拙著的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权作代编后记。

黄旭东

2005年9月20日于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