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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真假共和(下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朱宗震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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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本书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3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

内容推荐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问题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有理由集中权力,而在于袁世凯集中权力之后,为什么依然解决不了他承诺解决的社会课题,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民国初年的议会也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议员出来对袁世凯的集权要求抵抗一下,甚口使没有了同盟会一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仍然有人按照共和制原理和相关法规进行抵抗。但这种抵抗,一旦发生利害关系,又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袁世凯称帝失败,真的是共和制的胜利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遗产由体制内的权臣袁世凯继承;而护国战争后,形势更加恶化,袁世凯的遗产分别由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瓜分,连一个表面统一的局面都丧失了。民国的招牌依然存在,但民国的现状,却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

1.梁启超归国

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3.选举难免纷争,完成尚算顺利

4.宪法原则口水战:责任内阁还是总统集权

5.总统提名暗斗

第二章 南北冲突:对抗与血腥

1.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强硬对抗袁世凯

2.宋教仁血案

3.国会在危机中召开

第三章 大借款案:列强阴谋与国内斗争

1.六国银行团:利益与冲突

2.饮鸩止渴:借款备战

第四章 “宋案”之后:武力和法律的两难选择

1.“宋案”发生后的策略选择

2.“宋案”法律解决的挫折

 附录: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

3.大借款案在国会内的冲突

第五章 动荡的时局

1.孙中山的军事动员

2.袁世凯的军事动员

3.要稳定还是要共和

4.时局似乎有了转机

第六章 二次革命

1.袁世凯先发制人

2.为荣誉而战

3.慷慨悲歌:南京保卫战

第七章 国会的命运

1.国会生态

2.第一流人才内阁

3.总统选举

4.解散国会

第八章 自由和权威的困惑

1.袁世凯的困境

2.孙中山的困境

3.梁启超的困境

4.帝制争议

尾章 明星的归宿

1.护国运动:洪宪王朝的溃灭

2.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归宿

结束语

民国二年大事记

民国二年后续大事记

试读章节

1. 梁启超归国

梁启超在晚清时主张保皇,拥护光绪皇帝掌握国家权力,主张政治改革采用君主立宪制,实行开明专制,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反对中国采用共和制度。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重新出山后,梁启超力图与袁世凯合作,实行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万万不能够在中国施行的。梁启超和同盟会在海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不仅有激烈的辩论,而且,在海外留学生和华侨界争夺资源和阵地。梁启超和孙中山个人之间也结怨很深。辛亥革命过程中,中国社会变革朝着同盟会主张的方向发展,同盟会的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建立共和国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立宪派的主张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政界丧失了发言的分量,显得灰头土脸。梁启超和立宪派都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下接受了共和,不能不低调处理自己失败的政治主张。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都在分化重组,两派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和权力冲突,或明或暗地继续存在。

我们在上册已经谈到,梁启超分析了清帝退位后的形势,给袁世凯献计献策,就是要组织一个政治上温和的大党,利用议会阵地,来抑制革命派的势力发展。这个大党要由立宪派和革命派中的温和、稳健的人来共同组成。梁启超一直在朝着组织大党的方向努力。袁世凯很赞赏梁启超的计谋,放下架子和以往的恩怨,一直希望梁启超回国帮忙,梁启超的朋友和弟子们也一直在努力促成梁启超回国。尽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全国和平以后,虽有斗争,也能和平相处。但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话说得太绝,与革命派的矛盾太深,在同盟会声势很盛的时候,他权衡利弊,不敢贸然回国。他的朋友、弟子们也一直在为他计算回国的利弊和时机。在梁启超周围都是些高智商的谋士,不像孙中山周边,鱼龙混杂,但也许这是千年的巨变,他们的计谋也十不中一。梁启超的高足弟子蔡锷一再向袁世凯和各界呼吁,敦请梁启超回国,委以重任。黎元洪也曾建议袁世凯,不应该拘泥于党派关系,也就是说,不要计较梁启超以前保皇的政治立场,希望重用梁启超。但是,他们的呼吁遭到革命派方面的强烈反对。广东都督胡汉民更通电全国,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恶”,认为现在民国的基础还没有巩固,像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万无可用的理由。梁启超被迫继续滞留海外,观察国内局势的演变和发展。他虽然与国内政界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组织大党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1912年7月23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吴贯因(柳隅)写信给梁启超,力劝他回国,组织大党:“现在讨论会同志皆谓先生宜速归国,盖先生若虑同盟会反对,则在今日彼辈固反对,即十年二十年后始归国,彼辈亦反对也。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待其不反对始归国,则终无归国之期也。则何如即树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使彼辈不敢轻侮,或竞能相安哉。”

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后,南北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也有所缓解。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北方孙洪伊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其他几个小团体,在国民党成立后,即筹组民主党,等待梁启超归国领导,至10月27日正式成立。

汤化龙,生于1874年11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字济武。父亲弃儒经商,家道富裕。汤化龙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考中最后一科进士。1906年赴日本留学,人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第二年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了立宪运动,参加了要求召开国会的历次请愿运动,反对“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成为立宪派的重要骨干。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转向了革命,担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因权力分配,引起革命派的不满,后随黄兴前往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即在上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

孙洪伊,生于1872年11月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天津人,字伯兰。孙家为长芦盐商,富甲一方。孙洪伊1893年考取秀才。八国联军入侵,孙洪伊家破人亡,立志从事变革。他在天津变卖家产,兴办新式学堂。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自治局,孙即联合谷钟秀、温士霖等组织天津自治研究会。1909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国会请愿运动,被公推为领衔代表。他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后,请愿运动结束。孙洪伊又积极从事组织政党的活动,筹划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11年6月4日在北京成立宪友会,任常务干事。民国成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组织,回北京后又组织了共和统一党。孙也一直在谋划组织大党,策划请梁启超回国,并在袁世凯和梁启超之间进行联络。但后来进步党成立时,孙与梁、汤之间发生分歧,开始趋向消极,并转向国民党方面。当时人物的政治思想并不成熟,每因人事、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跨党和党派分合非常频繁。

梁启超看到国内政治局势缓和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日本回国,不知道踏上共和后的国土,他这个保皇派会遭到什么样的际遇,也许人身安全也会有什么问题。在他眼里,革命派都是一帮“暴民”。10月8日,梁启超乘坐的轮船到达天津,孙洪伊率民主党人热烈欢迎并负责招待。出乎意料,梁启超在天津竟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上至政界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最初3天,每天访客达200多人。据说张謇、黄兴也在天津专门等了他3天,要和他见面。他们实在是有事,等不得了,才离开天津,未能拜会。国民党中也天天有人到天津来,很客气地邀请他人党,担任理事职务,但都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了。

梁启超回国后,居住在天津,一时没有进京活动,但一直在策划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一个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大体已有眉目,准备以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当然,这个党的灵魂不是黎元洪,而是梁启超。但为什么一定要拉上黎元洪呢?这里就有很多政治的权谋。早在1912年初,梁启超在活动组织政党时,政闻社员徐佛苏就建议梁启超利用黎元洪,其中关键的一条理由,就是黎元洪手中有军队。他认为,将来的中国(当时清帝尚未宣布退位)是平民政治,大家都是平民,各党相持不下,谁来评判胜负?所以,“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日平民的军队政治也”。5月间,康有为的弟子麦孺博给康的信中,也提到利用黎元洪的问题,他主张只能利用黎来张大自己的势力,不可以让他有实际的势力,否则,“势虽张而党非我有”。这样的密室权谋,是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而且,政党要有军队做靠山,这不就意味着内战吗?但他们的智商还计算不了如此深远的后果。梁启超一心以为,这个合并后的大党,在选举中一定胜利可期,他自己就要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大显身手了。

10月20日,梁启超觉得各方面联络得差不多了,就从天津前往北京。他到北京更是无比的风光,总统代表、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政党要员、各报记者和梁启超的私交等,数百人在正阳门(前门)车站迎接,随即前往灯市口德昌饭店,参加到京后的第一次欢迎会。袁世凯原先已为梁启超准备了前清军警公所的官舍,作为下榻的地方。但听到梁启超随口说的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李文忠(李鸿章)人京皆住贤良寺”,立马为梁启超准备在贤良寺入住,极尽笼络人的能事。用传统的话说,叫礼贤下士。不过,时代不同了,梁启超还要摆摆架子。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认为,梁启超只适合以个人资格接受社会欢迎,不适宜接受政府的特别招待,以免授人口实。所以,另外找了个地方住。梁启超到京后,即与袁世凯密谈了一次,袁世凯又盛宴款待了他一次,28日,总统府又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梁启超和袁世凯谈得很融洽,袁世凯答应,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梁启超想不要吧,又怕反而引起袁世凯的猜疑,何况,自己的开销实在太大,没有这点钱也支撑不下来,也就接受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袁世凯答应,梁启超组成大党之后,就帮助他20万元。梁启超还不满足,认为不够,至少要50万元,只好到时候再同袁世凯交涉要钱了。住住官舍,算不得大事,却很是要面子,摆谱不住。偷偷地要人施舍,这简直是被人收买了。真所谓英雄气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办事,还能有独立性吗?怪不得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没有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在经济上首先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人。梁启超、徐佛苏他们,既要靠袁世凯支持,又要靠地方军人支持,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呢?可惜,他们没有资产阶级可以依附,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很幼稚,所以,也组织不了由资产阶级予以财政支持的政党。

梁启超在北京受到各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尽管仍有一些国民党人反对他,但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宴请他。他到处演说赴宴,除袁世凯外,政界要人都来主动拜谒,忙得团团转,在众人吹捧之下,也搞得轻飘飘的。梁启超用日本人的评论话语,说自己“人气集于一身”。他在11月1日给女儿的信中,形容北京的欢迎气氛是“举国若狂”,自己在北京的12天,“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北斗星)。他以为各界对他的欢迎,超过对孙中山、黄兴的欢迎十倍。各界对他的欢迎是诚心诚意的,而对孙中山、黄兴的演说,常常有人嘲笑。他在北京被人推为“雄辩家”,但他自己认为不长于演说,只是中国人水平太低了。梁启超的这种自大心态,也太俗气,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暴露了他个性的弱点。台北学者张朋园先生,说梁启超面对革命派的成果——共和国,不免相形自惭,内疚,由自惭、内疚而有所不安,由不安而自卑,由自卑而转向反抗。因而,梁启超一定要追求自我存在的理由,寻找压倒革命领袖的气势。

P4-8

后记

中国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同时,西学也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事物总是呈现正反两极。清王朝的崩溃,不仅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传统王朝的自然衰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长期处于超级的文化大国的地位,所谓天朝上国,因此,文化极具保守性。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才开始认识到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当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运动的时候,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储备极端匮乏。推而广之,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都不具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人才队伍。这是民初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总希望引入西方立宪民主制度,来挽救中国社会的沦落。但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社会生活,仍然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条件之下,文盲人口占了80%。没有现代专业知识分子队伍,更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植入传统社会之中?民初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士大夫因应王朝崩溃的策略,发生变异。他们以为,简单地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挽救中国社会的解体。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非常幼稚可笑。

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志士仁人,任劳任怨地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虽然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但他们的意义,与政治的进步同等重要。可以说,这是政治进步的真正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本质地看问题,政治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固然有交替上升的形态,但从长时段来观察,则基本上是同步的。我们不可忽视了任何微小的社会生活的进步。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必须从基层动员着手,这是条无可避免的艰难道路。

诚然,袁世凯的政治思想要比满清贵族开明一些,袁世凯时期的权威主义,也比清室要开明一些。所以,当袁世凯从形式民主向开明专制倒退时期,由于形式民主毫无生命力,袁世凯的统治既得到进步党人的赞助,也使处于社会关键地位的幼小的资产阶级阶层对它寄予希望。袁世凯的权威主义也得以稳定、巩固和强化。然而,当袁世凯的统治稳定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集团,越来越表现出在旧体制内养成的狭隘利益倾向,从而缩小了他的统治基础,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戒,妄想进一步恢复帝制,强化自己的权威,以此来稳定和扩大一己的利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身败名裂。他的继承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孙中山虽然以实现民权为最终目标,而其革命实践,则是实施权威主义。对于一场不妥协的革命来说,这是无可避免的战斗体制。然而,这种战斗体制,带有创造时期不成熟的弊病,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曲折复杂,有时甚至是倒退的道路,难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按部就班地走向民主共和。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中国社会虽然进行着争取民主共和的顽强斗争,但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的土壤,因而难以成立。这是时代的悲剧。现实的政治,还只能导向不同形态的权威主义,共和制度的出现只是一种权力制衡时期的假象。孙中山后来解释当时的情景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孙中山解释民国为什么得以成立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清朝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真心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称霸一方。因此,各路军人有了地盘以后,无论他是否参加过辛亥革命,都成了军阀。

辛亥护国之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的、野蛮的权威衰落了,而新的革命的权威还难以形成,“开明专制”也穷无所归,中国出现了一段既缺乏民主也缺乏权威的混乱时期。本书在低调中叙述这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段难以绕越的历史过程。

历史前进的路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没有直线的运动。我们不必哀伤惋惜,不必长吁短叹,不必义愤填膺,不必痛心疾首。我们需要理性地理清历史运动的脉络,增长我们因应社会变革的智慧。任何社会变革的成功,仰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但这是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并需要长期积累。仅仅是几个人到国外留学几年,学一点西方文化的皮毛,加以机械引进,是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的。不过,这也是一个积累的代价,如同我们自己也不能轻忽了幼年时代的努力和积累。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和历史,任何的挫折和失败,都在为伟大的创造积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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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5 19: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