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知识人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1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明显提高。但在过去的那个20世纪里，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却是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以至于发生脑体倒挂的怪现象，这已是毋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那么，以往我国知识阶层贫困化的历程是如何呢？今后又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让我们的目光倒流回上个世纪吧……

以自己学到的知识来“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而人民币则是新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回报，是提供知识分子工作与学习的必要条件。本书反思了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以及人民币的变迁。

前言：什么是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

界定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

我国知识分子职业的三个层次

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逐年扩张

是什么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

从金圆券到人民币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南方文化人日记中的金圆券

人民币的新时代

把留用的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

以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

20世纪5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待遇的比较

以积点计算工薪的临时办法

供给制与薪给制并行

延安时期的供给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供给制与薪给制并存

延安文化人进城后的感叹

小、中灶待遇标准的划分

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供给制

文学研究所的供给制

文化人的困扰——阿英为例

供给制和薪给制的矛盾

关于供给制还是薪给制的争论

[附录1]各级人民政府暂行供给标准

[附录2]50年代中央直属各机关的供给——包干制标准

供给制增加津贴的新阶段

工资分和人民币改革

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资单位

全国统一的工资分标准——工资与物价挂钩

学校待遇逐步改善

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

人民币改革和币值

国家干部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乒乓球冠军姜永宁的待遇

市场制自由职业者的消失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

1956年工资改革，评级定职

30个行政级别

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

官职、级别、资历

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

高知的定级

工资标准地区种类

行政(干部)级别与技术(文艺)级别

名演员的定级

对于某些人“养起来”的特殊政策

1956年普遍增加工资

1955—1960年的大学生活

1956年北京文化人的生活

1956年天津居民生活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

1956—1957年的市场状况

共和国早期的稿酬问题

我国在20世纪中叶的稿酬问题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

上海文艺界提出：创作有困难，出书更困难，

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

反右斗争对于工资待遇的影响

降低知识分子的工资

无产阶级专政的难题

劳动教养条例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

冤案受害者们的遭遇——发配北大荒

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

出版社的右派分子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

丁玲陈明夫妇

其他“另类”拾零

摘帽之后的费孝通

票证制度和双重物价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配给定量的波动起伏

每户还有三种供应本

供应本和票证上的“最高指示”

平价(官价)和议价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

肉和油的故事

布票的故事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

票证成了代价券

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的票证照顾

人祸甚于天灾

持续三年的粮食危机

“低标准，瓜菜代”

“民以食为天”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1960一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

1965年工资标准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

[附录]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

[附录]林彪、叶群、陈伯达一伙窃夺文物的原始记录

1980年前后的生活背景

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

1980年北京一个家庭的生活

1982—19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

八九十年代的震荡

工资调整和改革

对于物价高涨的不满情绪

物价高涨的原因

无法掩盖1985－1987年的物价上涨

必须辨明经济生活的真相

[附录]记者与袁木关于物价问题的对话

1988—1989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反常的抢购风潮和摆阔风尚

住房制度改革

20年来北京餐饮价格的变迁

北京大学生包伙的伙食费

高级体力劳动者——歌星的身价

新时期的稿酬和版税

“低稿酬标准”低得可怜(—)

三种稿酬方式

市场经济之下的稿酬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收入的变化

改革开放开始调整工资

清华大学的岗位奖酬金和“校内津贴”

1996年的统计数字说明什么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一个新纪元

1999年转折点：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

学费负担问题

1989年以后改行大学收费制度

一张大学收费单

我国学费猛涨的历年记录

高校学费为何会居高不下

学费负担成为沉重的包袱

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

“高学费”什么时候不再杀人

教育质量下降

关于高校学费的民意测验

关于大学学费问题的几点建议

后记：史料和史论

求真三段式

历史和现实——民意测验说明什么

社会关注的焦点——学费负担问题

[附录一]人民币的历史演变

人民币的诞生

指令型计划经济和票证供应制度

人民币的汇率

人民币的币制改革

[附录二]年来的物价

1951年的物价(旧币)

1956年新人民币的币值

1957—1960年间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1960—1962年间官价上涨

80年代前几年开始调整物价

1985—1989年间物价调整

90年代市场继续调整物价

20世纪下半叶的币值比较

[附录三]世纪下半叶人民币的币值变化

20世纪50—70年代的物价

1976—2001年人民币的币值变化

跋

          丁玲陈明夫妇

丁玲本是副部长级(行政7级)干部，月薪322元。建国之初，她曾住在颐和园的松云巢，那是坐落于排云殿与石舫之间山坡上的一所较大的宅院，有正房5间，耳房2间，院中有走廊。毛泽东和江青还来这里看望过她。后来，她又搬到多福巷16号，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里，这是公家的房子，她经过一番装修，已是焕然一新了。院内有繁茂的花木，北屋西边1间是她的书房，另l大问做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3问中，有2间打通为l大间是餐厅，房内摆了1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南屋的几间由女工住，北屋两边的耳房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由儿子住。

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对他的处理是第2类，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陈明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农场。从此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

陈明走后，丁玲仍留在北京等待处分。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6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6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但是丁玲希望到北大荒去，同陈明生活在一起。不久，她就从中国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签署的一封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就这样去了北大荒，这一年(1958年)她是54岁。丁玲在北大荒住在简陋的农舍里，她参加劳动，养鸡，办托儿所，当扫盲教员，后又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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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编

我研究“20世纪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状况”课题，经历了20多年。诗云“十年磨一剑”，我可谓“二十年磨双剑”。回顾这20多年来，尽管风尘仆仆、诸事缠身，但没有一天放下这个课题，而随时随地都在积累有关的史实，特别关注搜集、考证、分析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原始的书面文献和口述记录。如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和《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相继出版，总算给我国文化界、知识界经济生活的课题创立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也就不虚此生了。

今天终于审读完了全部校样，心情是惭愧而又欣慰。

惭愧的是：我本是一个科技知识分子，所受的高等教育局限在理工科(信息处理研究)方面，自惭缺乏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学历。20多年来，我再三表示希望有别的专家们来开拓这项交叉性的学科领域，但迄今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这并不是说人们认为这课题不重要，而是受制于当时的人文科研和教学体制。多年来这样的重大课题，却无法在国内大学或研究所“立项”。不能立项当然更谈不上申请经费，没有经费的铺垫则一无权二无钱、一不能得名二不能得利(升职、晋衔、获奖等)，而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来操作。默默耕耘不计收获，普天之下，谁甘当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傻瓜呢?

宗英妈妈曾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或是别人不能做而只有你能做，或是别人不肯不愿做而只有你自己甘心情愿茹辛荼苦去做!”我这个傻瓜选择了后一种“或是”。袖手旁观者们很难想像到“坐冷板凳”、“踏破铁鞋”而“横遭白眼”的困苦。

然而欣慰随此而生：感激周有光先生、陈原先生授予我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感激先父陈在文先生授予我货币学物价学方面的知识(先父以几十年功夫收藏货币、票证等)，在这20多年中，我等于又埋头攻读了人文科学的许多课程。更感激我的爱人赵青的深情体贴，保障了小家庭的温馨，让我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学问。还要感激艾青、卞之琳、吴祖光、新凤霞、朱正、戴煌、陈钢、张贤亮、丁东、邢小群等师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亲历的见闻录。感激文汇出版社萧关鸿、杨健英为此书出版所作的努力。本书若离开他们的支持帮助，是难以面市的。

论及百年来中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1898年戊戌维新是一个起点，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条分界线。对于前半世纪，我发表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对于后半世纪，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同时还从语源学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与“文化人”二者的起源和发展。我始终是把经济生活的研究作为文化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的。特别对于后50年的风雨沧桑，我更是亲历者、目睹者。体验过“一文钱逼倒英雄汉”，也见到过“腰缠万贯成枷锁”。我时刻铭记鲁迅的话：“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

今年欣逢中国电影百年和岳父赵丹90诞辰。作为中国人民群众最爱戴的影剧演员，爹爹赵丹一生所得到的物质回报，跟他在精神文明方面作出的巨大奉献，是很不相称的；然而他快活，他自豪，他是快乐的阿丹!爹爹赵丹为影剧艺术而生、为影剧艺术而死。他对于金钱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几句话：

金钱是用来搞事业的，不是用来摆阔气的。金钱是培育文明之花的粪土。

应该拿钱买高兴、买自在、买天下都乐，而不要拿钱买烦恼、买来天怒人怨。

谨以此书献给爹爹赵丹90诞辰。

                  陈明远

                  200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