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有较强的学术性,作者本着历史和逻辑的原则,采取纵横结合、点面结合、叙议结合、史论结合的写法。在纵向上,尽可能清晰简明地描述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孕育、萌芽、形成、以及发展到高峰的流变过程。在横向上,力求展现出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突出论述在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名家大家的风格和成就,着重探讨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精神对山水田园诗的深刻而持久的内在影响,或山水田园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家精神。
本书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本书作者不仅在理论层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究,而且花费了较大的经历,筛选出不同时期、不同诗人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田园诗的名篇佳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重点的诗句乃至整首诗歌进行了自己或详或略的解读和评析,引用和考据力求可靠,文字力求精确凝练、生动流畅。
作为一部融美学与文学为一体的学术著作,该书贯彻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清晰地勾勒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孕育、萌芽、形成以及发展到高峰的流变过程,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既深入地探讨了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精神对山水田园诗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也生动地展现出山水田园诗中所蕴涵着的自然气韵和道家风骨;同时也试图通过对山水田园诗的现代阐释来彰显生存境域的深层奥秘,重新还原诗意语言自身所建立的世界。
第四节老子的山水美学
一、“地人合一”
老子对山水美的认识,是从“道法自然”出发的,老子是一个学识渊博而且联系实际的人,他以山水等自然界现象作为深入观察的对象,对疾风、骤雨、江河的涨落、树木的荣枯等,都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并且做过细微的思考,从“道”的立场上,对它们做出美学判断。
老子的山水意识,突出体现在他的“地人合一”观念上,这是他通过对自然和人类想象的认识得出的思想。他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天道自然观。按他的思想,人是出发点,是主体,他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就要法地,法地也就等于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就是主张“地人合一”,人和地是合为一体的,或者说人本来就是地的一部分。老子的“人法地”,是他提出效法道的基础。地,包括地球上所有景物,包括风雨、江河、湖海、鸟兽、草木等自然现象,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人为什么要效法地?一方面,人是受地规定的,离开了地,人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地是法天的,而天又是法道、法自然的,所以效法地也就等于效法道、效法自然。比如说,草木的生长是十分自然的,这就是道的体现,人也应该像草木那样自然地生存。
“道”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并不神秘,也不是不可捉摸的,它可以“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也就是说道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身边。“地人合一”思想把人与道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在原始先民那里,自然现象显得非常神秘,非常恐怖,但在老子这里,大自然并不可怕,人与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近融合的关系,是效法与被效法的关系。尽管人与地——自然山水等毕竟是有区别的,但毕竟是同根同源的,在《老子》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描写,因为在老子的眼里,人与自然山水都是道的化生,具有同构性,并不存在根本对立的关系,从自然本性上来说是一样的,因此应该与自然山水确立一种平等的、对话的关系。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尊敬和善待大自然的传统,与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和关系,而不是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主宰。从最早的《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与自然景物的亲近关系,在诗歌中之所以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比喻,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景物与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于是人们有意识地把自然景物人格化,让人从自然景物中看到了自己,也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然景物,这或许就是中国山水文学发育比较早的重要原因。
P50-51
序 一
陈望衡
在美学中,自然美是十分重要的一类,但是在中西美学中,它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地位相对比较低,而在中国美学中,自然美的地位相对就比较高。据普列汉诺夫的说法,西方对自然美的重视,迟至文艺复兴末期,大约是17世纪。而在中国,至少在2世纪至5世纪的魏晋南北朝,自然美就相当为人重视了。如果要溯其源,早在周代,中国人的山水审美观就开始萌芽。《诗经》中有不少关于自然山水美的描写。比如《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葱绿的乔木,是那样的美丽,让人爱慕,又让人尊敬;宽广的汉江,滔滔而去,将人的思绪引向远方。“乔木”、“汉江”在这里都闪耀着美的光辉。在先秦,将自然山水纳为抒情对象的,还不只是《诗经》,《楚辞》也是。《湘夫人》中所描绘的洞庭湖:“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何等撩人情思!
中国人对自然的审美认识有一个过程,大体上,在先秦,主要还是作为生活的场景或是人物思想的象征、情感的寄托进入人们的视界,也就是说,它独立的审美价值还不很突出。具体来说,在《诗经》多为比、兴;在《楚辞》多为“引类譬喻”。
随着道家学说在中国的建立,道作为宇宙本体地位的确立,自然山水的地位在提升,它逐渐成为道的载体。本来,老子说“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这“自然”、“天地”都不能等同于物质的自然、天地,但是,此后,人们似乎就不那么看重自然、天地的抽象义与实体义的区分了,南北朝时宗炳说的“澄怀味像”,这“像”就兼有自然之像与道之像的两重意义。这种将自然山水看作道之像的理解,一直贯穿于此后的中国的美学史。这是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独到的见解,是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与西方人的自然审美观最大的区别。
中国人将自然山水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可能始于汉,汉赋中就有关于自然山水的描写,但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东晋,此时,“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山水不再主要作为“道之像”而是作为“美之像”而存在,陶渊明的出现,可以视为山水审美的觉醒,不过,就山水审美来说,他的地位似乎比不上谢灵运,因为陶渊明还是多少将山水看作“真意”(道)的体现,而谢灵运就不那么在乎山水中的“真意”了。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然未见得有完篇,但是差不多每首都有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都堪称脍炙人口,传颂不衰。
唐代,自然山水审美达到成熟境地。王维是最为卓越的山水诗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唐代,优秀的山水诗人,不只是王维一个,而是一大群。特别重要的是,唐代的山水诗在整个诗歌中占的比重大为增加,逐渐居于主流的地位。宋代的山水诗也相当繁荣。只是宋人好说理,比较喜欢在山水诗中表达某种理念,而且也喜欢用典,这在词中更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山水诗的审美感染力,但总的来说,还没有破坏山水诗的美学品格。
明清两代,山水诗依然繁荣,明代诗学的复古运动,对端正山水诗的审美品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代诗人袁宏道与清代诗人袁枚都主张“性灵”说,承续的基本上是唐代的传统。
中国的诗歌传统,大概从唐代开始,山水诗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意识不仅表现在诗歌中,也表现在绘画中,与山水诗在诗歌中的地位相类似,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主流。一是山水诗,二是山水画,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艺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对自然审美的重视于此可见出一斑。
王凯曾授业于我,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庄子美学思想研究,毕业后,他继续以道家研究作为重点,重视中西美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古典美学和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产生了兴趣。他现在完成的这部著作,将道家美学思想与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史融为一体,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写法。王凯长于思辨,现又注重艺术赏析,这种做法是值得称道的。我为王凯所取得的新成就而高兴,并衷心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收获。他将这部书稿的大纲和其中一章寄给我,嘱我为序。我借此机会略略阐述对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意识的看法,以为王凯大著的导引。
是为序。
2005年12月27日
当今世界,物欲横流。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作为最初迎接天地的使者已被“连根拔起”。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不断地侵蚀着人的鲜活灵性,也逐渐地淡化了大自然的浓浓诗意。文明照亮了世界,同时也遮蔽了世界。我们之所以要返回家园,是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家园。
那么,何处是家园?家园是一片牧野,亦即原初意义的大地。《尔雅》日:“黑腹,牧。”《说文解字》日:“腹,厚也。”“厚”,古体从后土,为大地之厚,“牧”乃大地之厚,它虽然是黑色的,却是盛满了光明的黑色,是尚未显现的掩盖,这就是原初之大地,也正是自然之奥秘。自然的在场需要人来显现自身的意义,人应该保护大地的神奇,倾听大地的诉说,做大地的守护者。人类强健丰满的生命,来自于大地,也离不开大地。正如希腊神话里的大力神,必须脚踏在大地上才有力量。然而,技术时代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大地。
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
当代的人类仍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人们急切地找寻着归乡的路,但这条归乡的路必须穿越千山万水。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乡愁是一种古老的情绪,它相关于故乡、家园,是对故乡、家园的思恋。人只有在无家可归的处境中,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家的亲切与美好。对于中国古人而言,这个梦、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园就是与人同根同源的自然天地,它是人的所来之处和所去之处。
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就是这家园里的歌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最初的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底唱出来的,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至于如何去唱,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情感和智慧表达方式。
当我在品味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脑海中也曾闪现出荷尔德林的诗章:
这时,银色的高峰安静地闪烁,
玫瑰花上早已落满炫目的白雪。
而往更高处,在光明之上,居住着那纯洁的
福乐的神,为神圣光芒的游戏而快乐。
诗中所透露的正是来自家园的召唤,然而,只有诗人才能倾听到那遥远的召唤,才能沐浴到那神圣的光芒。因为诗人通过心灵的特有的直觉和灵感,能洞见到人与世界之间的微妙联系,并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这就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因为如此,诗获得了神圣的使命和永恒的魅力。
关于《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写作念头的最初萌发,要追溯到2003年的秋天。记得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彭富春教授一同去攀登青岛的崂山。在风光秀丽的北九水,我们一边品味着山水的灵秀,一边探讨着“太一生水”的古老哲思。
北九水源自崂山主峰顶的“天之泉”,举目望去,峭壁飞岩,奇石苍松,层峦重嶂,绿潭飞瀑。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九水十八潭的顶峰。这里,瀑水凌空而下,源源不断地注入一洼深潭。波光流动之中,我们以宁静的心倾听着回荡在山谷间的天籁之声,忘却了尘世的话语。
品着浓郁芳香的崂山绿茶,我向彭富春教授谈了想写一本有关山水的书,但思路尚未清晰。他送给我六个字:自然、山水、田园。我的心突然一亮,于是便有了一个最初的构思。
接下来,便开始设计结构,收集资料,然后一章一章地写起来。应该说,写得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这既是一部美学的著作,也是一部文学的著作。尽管我现在是在中文系任教,可我毕竟是读美学专业的。严格地说文学并不是我的专业强项,因此我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去研究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作品,并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自己新的阐释。这个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我真不知道我是否在做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不过,我最终还是把这本书完成了,虽然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只要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感谢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陈望衡教授、彭富春教授欣然为拙著作序。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事实上,没有当年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当年他们对我的深刻学术影响,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诞生。
感谢夫人郭岩女士和儿子王珞先生,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一贯的支持,而且总是把电脑使用的优先权让给我,充分保证了我的写作时间。儿子即将远渡重洋去国外留学,我祝愿他一帆风顺。此时,我也没有忘记所有的亲人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和
我的研究生李树伟、冯明燕同学参与了引文核实和文字校对工作,刘红宁、王志兵同学以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李珊同学,帮助我收集整理了部分资料,这些同学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我感谢他们。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洪琼先生,他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发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工作之细和效率之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语言的把握和对文字的敏感,让我感到格外地敬佩。在此书的编辑期间,我还与洪琼先生、张永恒先生一同考察了老子和庄子的故里,倾听着老庄之道,彷徨于广莫之野,逍遥于濠梁之上。这让我难忘。
王 凯
2006年5月30日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