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新诗开路的人。胡适的思想文化与中国的文化有着很深层次的关系。本书是作者近些年来研究有关胡适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

自 序/1

一 哲学篇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3

“无后”与“不朽”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18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察和文化理解/35

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57

关于胡适的无神论思想/73

胡适“名教”批判/86

胡适与《淮南王书》/97

理学运动与思想别裁

——朱熹·戴震·胡适/110

关于胡适中西文化观的评价/122

二 文学篇

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兼谈胡适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倾向/147

胡适与“新红学”/163

“新诗老祖宗”/186

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208

胡适“整理国故”的现代评价/227

三 文化教育篇

论胡适的中西文化观/247

关于胡适的《水经注》研究/266

“胡适批判”的回顾与诠释/290

胡适关于大学教育设计述略——从《非留学篇》到《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323

试论胡适的经济观——从司马迁的“资本主义”、王莽的“社会主义”到

海耶克的“自由主义”/338

关于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350

附 录

《胡适传论》自序/363

《胡适诗存》前言/371

胡适留学时期的求学之路/378

论“胡适思想”的奠基/393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又一个大动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这部书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主干，以北京大学开课的讲义增扩整理而成。1918年7月交的稿，蔡元培为之作序并推荐到商务印书馆。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地位，具体是以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就与影响为标志——不仅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的首肯与赞赏，很快便也得到全国学术文化界的承认与钦佩。——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坫站稳脚跟进而“成佛作祖”、呼风唤雨的基石。

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巨大胜利之时，胡适就清醒地知道，要在中国上层文化学术界谋得声望与影响决不是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所能办到的，上层学术文化界的芸芸耆旧、传统国学的老权威们反认为胡适“以白话藏拙”，只能靠通俗文化上的创新来自遮其短，这就关系到胡适能否在中国正统的学术坛坫站住脚跟的问题。本来蔡元培将胡适引上北京大学的讲台也主要看重的是他的学术与新知，而他想要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坫取得真正的地位和领导权也必须靠学术，尤其是在国学上的出色表现，这也正是当时北京大学以及国中文化学术领域的各色新旧人物拭目以待的。在国学的领域里，近三百年来，尤其是在乾嘉学风熏染下，考据、辨伪的真功夫铸就了一大批令胡适心悦诚服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戴东原、阎若璩、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崔东壁、章实斋、孙诒让……胡适自己的秉赋才性恰恰也使他～开始便是由考据、辨伪的真功夫走上学问之路的。胡适考上留美官费主要靠的是那篇“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考证文字，而这个关键的胜利又反过来刺激他一生走上了以考据为主体的治学道路。胡适留美期间写成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正是他考据治学的奠基之作，这些作品已经流露出向国中国学旧权威挑战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他善学殚思的读书习惯，精审缜密的逻辑训练，“不疑处有疑”的怀疑精神和“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的现代治学态度——尤其是这一切又经过了留美七年西学新知的陶冼与融合，使他一开始走上这条大路便境界大开。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出版无疑是胡适踏上这条治学大路的第一块成功丰碑，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胡适以赫胥黎的怀疑论与杜威的实验术为理论的经纬，结合当时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校勘学的方法论对以清代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他正是以这个系统整理后的，或者说中西学结合成的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对待我们3000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遗产，终于理出了一个清晰简明的头绪来。这恰恰正是蔡元培所希望的“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蔡元培一直为摸不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门径”而苦恼，而编纂中国哲学史的“两层难处”又使国中无数有志者望而却步或避而绕路。蔡元培在他写的序中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史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①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可见蔡元培对这一册《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是何等的钦佩与赞赏了。他又“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又可见其寄望之深、企盼之切。

蔡元培在“序”中总结了这部书的四大特点。一、证明的方法。即考实每一哲学家生存的年代以探知他的思想的渊源，辨别他著作的真伪以把握原本的主义，揭示他们采用的哲学方法而检讨其论辩有无矛盾抵牾之处。二、扼要的手段。即所谓“截断众流”的大手法，一部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把夏商和周的一半一刀砍去，用存疑的态度处理了迹近神话传说的甚不可信的某些史料。三、平等的眼光。对先秦诸子不作先验的褒扬与贬抑，推倒尊经崇儒的旧传统。一个个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平等地、科学地研究他们学说的长处与短处。四、系统的研究。排比时代，比较论旨，一一显示各家师承渊源及其变迁的痕迹，勾勒出一条思想史递次演进的脉络。——蔡元培对此四大特长推崇备至，赞叹其目光深远，手段高明，“一样样都是超越古人，开出风气的”。稍后他在那封著名的答复林琴南的长函里又说到：“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难怪他要迫不及待地将此书推荐到商务印书馆，而结果却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大出意外地赚了一大笔钱。（P3-5）

这本书是我近些年来研究有关胡适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思想文化”在书名中被拆成两节——“胡适思想”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好理解，无须多说；而“胡适思想”的解题需要费些笔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几千万文字进入历史档案，但对“胡适思想”的诠释仍没有多少头绪与条理。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批倒胡适就必须批臭其“思想”，否定胡适就意味着把“胡适思想”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胡适”与他的“思想”正是相联一体、血肉不分的。

在现代中国，以个人姓名冠名且得到严肃的思想界、学术界公认的“思想”罕有，“毛泽东思想”和“胡适思想”或许是最有名的两例。胡适认为他的历史存在与哲学是非全由于他的“思想”，他也常说除去“思想”，什么是“我”?剥夺了、剔除了其“思想”的独立哲学含义，也就不存在“胡适”，“胡适”这个名字也就毫无意义。胡适之所以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胡适”，就是由于他的“思想”的活力与光辉，胡适正是依赖着他的“思想”而存活、而有价值，并发生影响，进入文化历史。因此，胡适一生也最看重他的“思想”。胡适研究整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理学史、中国禅宗史，他从批判孔孟、弹劾程朱到发现戴震、奖掖吴虞，从介绍实验主义到引导自由主义，从提倡“不朽”到打倒“名教”，无一不是着眼在“思想”上。他深深觉得他生活着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独立的思想，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要求青年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在给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纪念赠言中引用过一个禅宗和尚的名言，“达摩东来，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而“我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真正有了思想，才能做到不受人惑，不被别人牵了鼻子，才能做到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他常常说“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主张我们宁可宽恕政治上的敌人，但不可纵容这个“不思想”的敌人。他甚至宣言一个人只要肯独立思想，便是他的同志。然而在中国社会包括知识界“不思想”的人毕竟众多，甘心被人牵鼻子的大有人在。所谓的“思想界”则更是懒人一堆，糊涂人一堆，头脑混乱的人一堆，这是最令胡适感到悲哀的。他曾在《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中悲叹：“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可见胡适对真正的“思想”要求又是很高的。但我们似乎又不能把“胡适思想”从与“中国文化”的粘合一团中清晰地剥离出来，孤立地悬置起来，本书中所收文章展示的正是“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特定联系和内在统一。至于“胡适思想”本身的哲学学理的探索寻绎或者条分缕析，则可参阅本书“附录”中的《论胡适思想的奠基》一文。尽管“胡适思想”孕育成熟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它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内核仍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找到其一脉相承的合理因素。

前几年我在编选《胡适精品集》时曾在“主编的话”中将“胡适思想”的精神主旨大抵归纳为三条：

一条是积极开放的，既保持民族性，又充分世界化的文化立场。

一条是实事求是、服从证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相信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思想方法。

一条是不苟且、不媚俗、独立的、审慎而负责任的言论态度。

原先归纳为四条，第四条是坚持民主自由、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渐进、奉行和平守法的宪政精神。——因为受到许多同行朋友的善意劝告和出版方面的硬性建议而删去了，现在补在这里。加上这第四条，或许显得更完整、更圆通。而且这第四条也是海外关心胡适研究的同行朋友们很为看重的。——这四条的内核则是科学理性，它的旗帜或许便可称为“自由主义”。

说到海外的胡适研究，不由会想到它的“冷”，它的“冷”与中国大陆这十多年来的“胡适热”恰成鲜明的对照。从“胡适”论题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演变来看，海外的“冷”正说明海外已经走过了“胡适”的历史阶段与实验形态，即便说是“批判”的声音，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评论》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新儒家的热闹之后，也已沉寂了下来。(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对胡适文化哲学中内在学理的挑剔，以及宏观上对胡适“西化”主张与自由主义的指责，甚至是胡适与“五四”对中国政治历史发展脉络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今天，在海外胡适或许已走进了历史，胡适研究和批判也已是上一个时代的学术关注，“胡适”的话题大部分已经终结，胡适的“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胡适思想”大部分已经化作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常识与习惯，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当然也不能不门可罗雀。但是，“胡适”在大陆仍还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他的“任务”远未完成，他的大部分主张与意见(从思想哲学的改造到文化政治的重建)均未实现。——他的“热”正说明他的“问题”的特定含义在今天仍有无穷的魅力，仍启人深思，胡适在人们思维与信仰的世界仍有十分宽阔的活动空间。哪天大陆胡适也不“热”了，那我们或许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入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但今天大陆的“热”也还应该传导到海外，海外可以反思的是他们是否真的已经全部解决了胡适提出过的“问题”?胡适走了四十年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做了些什么?又准备做些什么?

还是在那篇“主编的话”里我曾说，胡适的“学术意见与思想遗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持续着特定的历史生命力”，又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具声望同时又争议最大的文化宗师与思想巨人”。胡适的“特定的历史生命力”的“持续”正是由于他的“最具声望”又“争议最大”，这些“争议”的东西便是我们今天在思想文化的新建设中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迫切需要弄明白、找到答案的。——他的“声望”则保证了他的认知结构的完整、意义的延伸和思想的增值。

胡适当年号召研究的“问题”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有些仍是我们今天需要圆满解决的问题；胡适当年带头输入的“学理”是当时急需启蒙并广泛传播的学理，其合理内核，特别是它的真理观与方法论至今仍有理性逻辑的巨大力量；胡适当年提倡的“整理国故”虽然今天已经硕果累累，但朝野公认胡适当年设计并期盼的“再造文明”却不曾实现，而且在如何“再造”的方法、途径的选择上仍是众声喧哗，各有主张。清议争执过了度，有时还酿成政治上的冲突。“再造文明”在胡适“五四”时代的蓝图里无疑包括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文艺复兴的战略目标。胡适逝世已40年了，但他的牌号的自由主义尚未找到传人，梁实秋所谓“但恨不见替人”。——从传人、替人必须扛大旗的历史要求来看，从思想醇度、学养厚度、胸襟识力的博雅广大、品格操行的表里滢澈来甄别判断，可以说是“后不见来者”，“胡适”之“道”也可以说是“及身而绝”，尽管纸面上的群贤毕至、言论纷纷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胡适理想中的“文艺复兴”无疑是文化建设的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光芒万丈，功埒汉唐，但由于胡适的原创精神、设计主旨和文化思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析和协调，奠基后即多头开工，旗号林立，它的“竣工”似乎遥遥无期。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很愿意我的这本论文集能在思想文化这个范畴里为“胡适”再做一点诠释与疏解，再做一点论证与发挥，使得我们更能看清历史走过来的轨迹，看清胡适思想的功绩，看清在前行的大路上我们自己努力的方向。

2002年2月2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