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曹聚仁先生的一部重要文集,收录了他的120余篇文章。本书即可看作是以文化与历史双重观照，对中国地理的综合梳理。本书不同于一般记游的浮光掠影，这里更有对文化名城、历史重镇、祖国山川的历史沿革、风俗掌故、人物轶闻、诗词文献的综览。纵横上下古今之际，笔墨酣畅淋漓。非常值得一读。

数百年来，徐霞客一直为读书人艳羡的，不在其地理学家名分，而在其漫游经历上；《徐霞客游记》被人传诵，亦不惟因地理，更在文化意义上。曹聚仁被称作“现代徐霞客”，也是因为其走出书斋，于饱读万卷书外，更身行万里路，并且笔之于书的经历。房龙说，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它赋予地理以时间与意义。本书即可看作是以文化与历史双重观照，对中国地理的综合梳理。不同于一般记游的浮光掠影，这里更有对文化名城、历史重镇、祖国山川的历史沿革、风俗掌故、人物轶闻、诗词文献的综览。纵横上下古今之际，笔墨酣畅淋漓。其中上海、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东南一隅城市，尤见精彩。

前记

前词

瓢语 

中年 

“不知老之将至” 

“死生” 

“巧遇” 

命、相 

卷一 行万里路

发思古之幽情 

史与地的交织 

“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

军事地理

日东南、日西北 

旅行 

行 

奎 

舟 

饭店——客栈 

客中岁暮 

卷二 上海一角

旧的历史新的光辉 

爱俪园之忆  

傅雷、大世界 

豫园、城隍庙 

“四行仓库”、“八字桥” 

上海杂拾 

金家巷

霞飞路上 

“文艺复兴” 

卷三 东南

吴侬软语说苏州 

(浮生六记>掇拾 

鸳鸯湖——嘉兴南湖  

海宁陈家

秦淮河上

金陵春梦

秣陵春 

南京余话

说扬州 

“广陵对” 

食在扬州 

东南沿海行 

卷四 湖上

湖上杂忆 

梦寻  

断桥 

孤山 

西泠桥  

苏小小坟 

葛岭、初阳台 

岳坟 

泉学园  

 “钱塘苏小是乡亲”

孤山一角 

文澜阁  

楼外楼  

俞楼 

西泠印社 

涌金门外 

月下老人祠 

杭州一角

贡院明远楼 

拱宸桥——运河的终点

西溪道中 

西湖杂话 

西湖十景 

浙江潮  

西湖船  

西湖诗  

卷五 浙东

山阴道上 

鉴湖、绍兴老酒  

“绍兴师爷”  

绍兴杂拾 

衙前、平水

大禹陵  

溪口、雪窦寺 

富春江上

“新安江的黎明”

屯溪风月

达夫诗词中之浙江山水人物

卷六 金华

金华杂话

金华 

浦江 

永康方岩

金华二三事 

火腿 

斗牛 

黄大仙、智者三洞 

金华万佛塔 

金华学派 

兰溪——李笠翁的家乡  

卷七 赣闽

鄱阳湖的画面 

风雨说鹅湖  

陆羽茶山寺 

桃花源 

封禁山 

三访牡丹亭 

赣南杂话 

八境台  

“玉树琼花之室”

庐山纪游  

武夷山胜会  

闽学  

卷八 华中

大江东去 

黄鹤楼 

“芳草萋萋鹦鹉洲” 

“人道是周郎赤壁” 

“红豆生南国” 

卷九 北行

“南”与“北”  

梁山泊 

静静的运河 

黄河之水 

洛阳小住 

渑池行 

周公庙  

窑洞 

洪洞县——苏三起解 

卷十 北疆

长城、天下第一关 

万里长城万里长 

宁古塔、尚阳堡

关外行 

东北行记 

 又向沈阳行 

 沈阳故宫怀古 

 从煤都到钢都 

 从沈阳往哈尔滨  

 松花江上(哈尔滨)

 在长春 

 一个恬静的城市——吉林

 古辽东的轮廓 

 塞外江南北大荒

后记

我说过：年轻时，我一心一意想做郑康成(东汉大儒)，西方学人则尊敬德国哲人康德，终日在书斋中翻筋斗，虽没吃冷猪肉的意愿，却也想做过“通人”。我第一部动手要编的书，是《诗经》新笺，动了笔就知道“此路不通”，因为草木虫鱼之学，并不是书本上所能解答的。接着，我又想做郑樵(渔仲，南宋史学家)的继承人，他是离开书斋走向田野的学人。后来，我心敬顾亭林和顾祖禹，他们的学问，正从万里路中得来。(我最主张知识分子下乡过农村生活，让他们能知稼穑、辨菽麦才行。)

要说我所到过的城乡，也算很广大了，可是名山大川，游览得并不多，主要因为战时工作，没有游山玩水的情趣。我往来皖南那么多回，却不曾上黄山顶。前些日子，《新中华》杂志出了《中国名山影集》，翻开一看，我只到过庐山和武夷山。一位朋友问我：“武夷山美得怎么样?”他虽是福建人，却不曾到过闽北。我说：“从图片上看山水，当然美极了!在画家诗人笔底的武夷，比照片更丽秀。”那位足迹遍天下的徐霞客，他游武夷，在六曲登陆，登山眺望，赞叹道：“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说武夷比泰山更挺拔些，本不为过。高伯雨先生述介武夷山，说：“九曲之溪，山连水，水抱山，奇境别开。”接上便是大王峰，玉女峰。“玉女峰石色红润，如娟秀好女郎，亭亭玉立。”形容得更好。但今日游武夷的，已经不会溯流而上，如徐霞客那样，在六曲弃舟登陆的。(武夷九曲，曲曲有胜景。)

假使不嫌扫风雅之兴，让我谈谈武夷之游。我们那回上武夷，乃是从铅山翻岭到崇安的，武夷山离崇安县三十余里；当晚就住在武夷宫。画集中的武夷休养院，正是当年的政治学院。走出院门，便仰见大王峰，那天浓雾蔽野，山色迷蒙，玉女娇羞，更是可人!大家觉得在此仙境隐居，真是三生修得，清福不浅。朋友们对孔院长大充兄表示羡慕，孔兄却频频摇头不已。“风雅”和“现实”，本来相差一大截；这道理，我十分懂得。闽北山区，瘴气很重，不宜早起；山农晨间喝姜汤也就是避瘴。夏秋间疟疾流行，武夷山正不易居。那年夏天，政治学院师生工役，人人病倒，只好逃到鹅湖书院去避灾难，风雅也就是这么不值钱!

后来，我在鹅湖书院又碰到了孔院长，谈起此事，不禁叹息不已。我说，当年，朱熹讲学正在崇安，他们也在九曲溪上吟咏风月，欣赏清泉。那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哲理诗，正是武夷溪上写的。他们那一群师生，该是怎么过的呢?大抵，他们都是农村子弟，在耕作中锻炼身体，身强力壮，才耐得住瘴气。不像娇生惯养的都市青年，一下子就给瘴气搅垮了的。至于行万里路的徐霞客，他的铜筋铁骨，比行脚僧还健步些，这才欣赏得奇山异水呢!

P20-21

许多读者来信，说是羡慕我的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都是人生的快事；可是这话也得保留着一半，许多“快事”只是在回忆中这么说，至于在现实中，也是苦多乐少，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快意的。我的老师刘延陵先生曾替《思痛录》作序，他说，思痛正如身经百战的老将，抚着身上的创痕，英气勃勃，依然想跃马上沙场去。我的“行万里路”，大部分都在那八年抗战中奔驰往来的；有时快活如神仙，有时饥渴交迫，还得在泥浆中打滚；有时走得脚肿跟破，几乎要倒下去了；可是，后有追兵，还得赶一站才憩得脚；这对于人生经验是一种体会，若说是乐事，也不见得。我的《万里行记》，也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们听听就是了。

我的书房生活，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突然改变了。(以往十多年间的教授与图书馆工作，都丰富了我的史地知识，对于后来工作颇有帮助。)一改变，便是战地记者工作，如一些朋友所看到的，穿了军服，斜皮带，事实上也有手枪挂着的。说起来，战地记者也正是富有刺激的生活，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一个人独占了东战场右翼的军事新闻，便是留居四行仓库那两个月。但是，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心目中所羡慕的是谁，只有珂云，她知道我一心一意要到西北极边去，如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样作亚洲腹地的旅行。我们几乎达成了这一心愿，那时，已经到了洛阳，想出潼关到了西安，再作第二步打算。不意珂云在洛阳病下来了，出不了潼关，仍回武汉去。不过，那是盛世才主新疆时期，也许会如赵丹一样，几乎回不了玉门关的。1943年春天，一位朋友已经内定为新疆主席，我又有到迪化去的机会，而且，我们已经到了重庆；哪知一夜之中，这一决定又完全改变了，我就做不了斯文赫定的梦，一生出不了玉门关呢!前几年，我再三报道北大荒的美丽远景，香港的阿Q论客们，讽刺我只说不做，为什么不到北大荒去?他们不知道我多么羡慕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的旅行，假使我有机会到北大荒，一定把满文、蒙文学起来，也和鸟居一样作一回考古的巡游。当然，战地旅行也和考古、探险一样多姿多彩，但人生各有梦想，不到西北、东北的边疆去，在我一生，总觉得不满足的。(读者诸君，有人羡慕我的战地生活，也是心同此理。)

要说考古探险生活，真的值得羡慕吗?在现实圈子中，那真苦不堪言。别的不说，单说1895年2月中旬，斯文赫定他们从疏勒到达克拉、马康沙漠古城那一回的事。(这古城已埋在沙堆里，但在塔、墙和房屋颓垣中，还到处散留着金银宝物云云。)他们动身时，他和白××以外，还有三个工役，带了八只骆驼，四只铁水桶。六只羊皮囊(装满了四百五十五个“立特”的水)以及在沙漠里给骆驼吃的胡麻油，各种粮食，如面粉、蜂蜜、干菜、粉条之类，铲子、厨房用的瓦罐。他们还补充了食物：两袋新烤的面包，三只羊，十只母鸡和一只公鸡，计划着供给二十五天吃用。结果，他们于4月10日动身时，一位送行的老人就说：“他们永不会回来了!”结果，几乎完全应了他的预言了。到了第二十天，起初是骆驼倒毙，一只挨着一只，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了。那时，他们每天还可分到两杯水，后来连半杯水都分不到了。他们接着在沙堆中爬行，赫定幸而在最后一天得救了。(再过一天，他也活不成了。)所谓“得救”，是说他幸而爬到一个水潭边，喝饱了一肚子水，总算活过来了。他们的旅行队，也就那么解体了，他的最重要的若干旅行必需品，也都丢掉了。他还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鲁滨逊生活呢!

如斯文赫定那样从死亡边缘捞回自己的生命，我们读他的回忆录，有如看了冒生死决斗的西部片，够刺激极了。可是，你自己有趣味去这么冒险吗?我相信许多朋友就会迟疑不决，不想这么冒险了。至于我们在战地工作，大义所在，有如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管不了危险不危险的；我也知道“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未必肯冒这样的险。

斯文赫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我的一位读者设下如次的问题，则我并不奇怪：‘你使你的生命，仆人和骆驼的生命以及整个的行装，冒这样很大的危险，横渡无水沙漠的长途，这有多大意义呢?’我的回答是：‘中亚细亚最好的地图在东土耳其斯坦成问题的部分上指出显然的沙漠，但没有一个欧洲人曾经穿过这里的；所以地理学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地壳上的这部分实际是怎样构成的。就是在这带地方发见后来完全为飞沙所占领的一种文明的痕迹，这种可能性不要抹掉。我们看见，我的希望最后成功了，我发现了两座古城。正如我上面说过的，我当时就期待着，这两座颓城早晚总得受专门家的挖掘和研究。这种希望并不落空，虽然要在十二年后才能达到。英国著名的古物学家，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得着印度政府的襄助，担任这种劳苦功高的工作。我的古城再也不能落在更好的手中了。’后来瑞典地理学会为酬答他的劳绩，给他以里休斯金章。”即是，他们的考古探险工作，有如攀登喜马拉雅山高峰，或探测南北极的冰天雪地，那样地艰苦，却也是那样地对人类有文化上的贡献。赫定那个旅行队终于瓦解了，赫定也仅免于死，但他的先驱工作，对于我们对中亚细亚的研究贡献太大了。西北高原，不仅是我们祖先的发源地，而且是中印文化交流地区，又是中古的东西通道，马可·波罗便是从这儿到东方来的，他也和赫定一样横过这沙漠地区的。我当年要想西出玉门关，也正是给赫定所发见的古城所激发了的。

但是，考古探险的兴趣与愿望是一件事，而个人的体力与耐苦的精神又是一件事。如赫定一样跋涉五六千公尺高原，就会生高原病，呼吸困难，头痛呕吐，便不容易适应了。而且白天热得在华氏一百度以上，晚上会冷到零下一二十度，厉害的暴风会把篷幕卷了去，这都不是平常的生活。当赫定第一次向西藏行进，他曾请了一位青年汉人同行，准备一路走，一路学汉语。那汉人也乐于跟着他们到北京去。可是，走了几天，虽是八月中，气温却落到零下七度了。高山病开始作怪了，那位青年汉人冯适，情形最坏，发了高烧，几乎在马鞍上把持不稳。赫定无可奈何，只好把他送回东土耳其斯坦去了。这就告诉我们：单靠主观的愿望是不够的了，不能适应环境的话，如冯适一样，就进不了西藏的。二十五年前，我还有雄心西出玉门关，到迪化去实现理想的王国；十年前，我还有意到北大荒，沿黑龙江作满蒙的沿边长途旅行。到了去年，一番雄心，都已消失，既不能长途跋涉，更难于爬过帕米尔高原的了。

即算如抗战时期的战场旅行，也只能在四十以前，吃得了苦，走得了路，才会有那一股傻劲。当年，我走远路的话，每天七八十华里，走上十天半月，还不在乎；我背了四五十斤行囊，每天也还可以走四五十华里山路，而今就不行了。所以行万里路，得肩能挑，手能提，脚能走才行；走山路，尤其是要有长劲。到了如今，万事莫如睡觉好，什么都付之卧游；所以这几年，我的笔下，差不多都是回忆的东西呢。

抗战末年，朱自清先生看了我的战地旅行通讯，写信给我说：“……抗战以来，常在报上读到您的通讯，您似乎走了不少地方。这其间，一定冒了许多险，吃了许多苦，但一定也增长了许多阅历。最值得钦佩的，是这种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朱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鼓励，对我是一种安慰；我的工作，能对抗战有直接帮助，这就不虚此一生了。

有的朋友，把我比作徐霞客；(徐霞客名宏祖，江苏江阴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卒于明崇祯十四年，1586－1641。)霞客乃是我所心向往之的前贤。潘次耕序《徐霞客游记》，谓霞客之游，“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饿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那是不可企及的。看了他的游记，那么笃实，觉得我的报道，多少近于浮夸，要想传世，还差了一大截。明末清初，那些大儒，如顾亭林，如顾祖禹，他们都有用世之心。顾亭林北游山东、直隶、河南、山西一带，察看形势，交结豪杰，并在冲要之处从事垦田，以图恢复。曾五谒南京明孝陵，六谒北京昌平明思陵，最后，定居于陕西的华阴，置田自耕以备复国。顾氏旅行时，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着书跟在后面。到了险要的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他们长短曲折；倘若和以前所耳闻的不合，便就近到茶坊里，打开书来对勘。他又欢喜金石文字，凡走到名山、巨镇、祠庙、伽蓝的地方，便探寻古碑遗碣，拂拭玩读，钞录大要。那部《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这么实地勘察得到，也正是我的师范呢。

在我的行囊中，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乃是我常看的书。陈朝爵为此书作序，谓：“顾氏以穷年累世之学，贯穿诸史，融会方志，而其妙尤在经纬互持，纵横并立。历代州域者代为经，而地为纬，立纵以御横者也，京省者地为经而代为纬，立横以御纵者也。两立交午，万变不离，纵之二十一史四千余年，横之两京十三司，若囊之括，若米之聚，此其所以为绝作也。”房龙说：“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它赋予地理以时间与意义。”这也开了我们贯穿史地的法门。清儒刘献廷称“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与辽人王定山善，因之遍历河西地；河西番夷杂沓，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日西陲今略，前在都中，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可惜我不曾看到过。不过，刘氏接着又说：“方舆之学，自有专家，近时若顾景范(即祖禹)之方舆纪要，亦为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炼也。”此语极有见地。二十五年前，范长江先生任《大公报》旅行特派员，遍历西北各地，其专集有《中国西北角》、《塞上行》诸书，可与梁质人书相印证。(可看《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乙编》，曹聚仁编。)至于边疆之学，拉铁摩尔的研究，更深更广，我的有志于“东北”与“西北”，一半也是受了他的影响；可恨年已衰老，只能付诸空说了。

二十年前，我初到临川，看了汤若士的玉茗堂，就在若士路上对许多军官讲演“春香闹学”，也颇头头是道。其后不久，回到了南城，又公开讲演“情与理的交叉点”，似乎对宋明理学有了新的交待。到了桂林，先后游七星岩，不下十来次，在港的朋友们，在七星岩睡过觉的颇有其人。但看看徐霞客的桂林七星岩游记，我们都得让他一筹呢。治学之道，凭虚幻设，并不很难，要切切实实写实境实事，真不容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总希望能成为徐霞客呢!

三十年代，我父亲曹聚仁先生，原是伏处书斋和执教于上海几所大学的“文人”，“七七事变”和“八一三”的炮火震撼了他，从此，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八年抗战，他走遍大江南北，以笔代刀，在抗日工作中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书生有笔日如刀”，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

旅途中，在他简单的行囊里，总是带着一本唐宋诗集，一本《读史方舆纪要》。每到一城市，他习惯地总要到当地书店里去搜寻他喜爱的书籍，由于携带不便，也总是随看随丢，或留送别人。但这两本书，却是他贴心的“朋友”，始终伴随着他，东奔西走。顾祖禹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他，成为他一生向往追求的理想。他的常年旅行生活，对祖国山川的亲身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史地知识，这就成为他写作《万里行记》的自然源泉。

父亲于五十年代起，开始了《万里行记》的著述，每日千余字，在香港的报纸上专栏发表。后由当地的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成书，颇受海外读者欢迎，多次再版。在他一生发表的数千万言中，《万里行记》有着它自己的地位。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游记，很难将它归入什么类型；它是合史地人文于一体，又融人了作者的哲理和联想，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感情色彩。我每次翻阅，都有一种感觉，就仿佛父亲带着我们漫游胜境，边行边谈，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足之所至，兴之所至，古往今来，天南地北，皆入话语。我想别人看了，也会有此同感吧!

港版《万里行记》出版之后，父亲原想续出二编、三编，且已拟好了提纲。终因年迈多病，“时不我与”，未能如愿。这次在国内出版的《万里行记》，由我和母亲邓珂云、姊姊曹雷重新作了编排和订正，选人了此书以外的二十篇有关史地的文章，既充实此书内容，也向国内读者介绍一些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在香港发表的文字。他曾多次到过北京，并写了数十万字的文章，此次如要编人，篇幅过大，如仅择几篇，又很难选出独立性的章节。因之，我们设想：以后如有机会的话，或可另编一册北京专集来和国内读者见面吧!

由于此书原稿散失，不能全面重新校对，书中定有失误之处，尚请读者原谅，并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