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7位岁的中国画家,支起画架,安顿好三脚凳,安然从在巴黎塞纳河畔、翡冷翠(今通行译作佛罗伦萨)优雅的街头,专心画他的画。这是1991年的春天夏天的事情,画家黄永玉完成了他两次丰盛的艺术的旅程。黄永玉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其写的散文等文学作品都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本书为其在国外小住时所写的艺术游记散文集,由三联书店在1999年《黄永玉艺术展》前精心制作出版。每篇文章都配有黄永玉先生所作的油画、水彩等总计数十幅为本书增添了不少色彩。读这两辑游记,我们如同与画家一起,沿着塞纳河,踏着当年印象派画家的脚步,来到处处入画的梵高故乡,又与画家一起,崇敬地来到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生活的地方,呼吸着那仍然留下来的醉人空气。
黄永玉有两支笔,一支是画笔,一支是文笔。画笔从速写、国画到油画都画,文笔从散文小品到电影剧本都写,不拘一格,但永远有黄永玉的个性。1991年春天夏天,画家黄永玉完成了他两次丰盛的艺术旅程后,写成一篇韵味醇厚的艺术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沿着塞纳河
如果是静静地生活,细细地体会,我可能会喜欢巴黎的。
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尔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后来在塞纳河边的一家的历史悠久的美术用品店里买到一具理想的三脚凳,画画的时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着了。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到的那个巴黎和我那么遥远。他们的“评议”,只给我一种站在大深井边的神秘的惊讶。六十多年前,我毕竟太小,对自己身边的现实尚茫然不得而知:几万里之外的巴黎和我有什么相干?
徐志摩写过英国、意大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在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中的徐志摩。让五六十年前的读者眼睁睁地倾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大少爷宣述典雅的感受。
我倒是从雨果和左拉、巴比塞以及以后的爱伦堡、阿拉贡这些人的文字里认识到巴黎真实的人的生活,那种诗意的广阔、爱情和艰辛。
50年代初期,香港放映了一部美国歌舞片叫做《巴黎艳影》。为什么40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庸俗的名字呢?平心而论,它是一部活泼生动的片子,介绍几位住在阁楼的年轻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真实的生活方式。导演一流,舞蹈一流,摄影一流,演技一流。其中采用了后期印象派矮子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画作中的人物和色彩、让那些在灯光下的红色、绿色的脸孔闪耀起来。
伟大的电影家、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老朋友伊文斯拍摄过的纪录片《雨》、《塞纳河畔》,精心地给人们一层一层剔开巴黎和巴黎人的原汤原汁的那种心灵中最纯净的美。
我是个“耳顺”的老头子;其实一个人到了“耳顺”的年纪,眼应该也很顺了。
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背影都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
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麦人、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视线,但一经发觉,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但这些美国人、德国人不会。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习惯了,“眼顺”了,我放下画笔休息喝水抽烟,站起来东看西看,舒展心胸。
巴黎人、意大利人历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
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提到巴黎人几十年前一段趣事:一个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头咖啡馆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来人往,不以为意。警察走过来了,他也不理。警察问他:“先生!你不冷吗?”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着离开。
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来看去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的游客,大多麇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欣塔周围,形成20世纪的盛景。
有文化教养,有品味的异国人大多是不着痕迹地夹在巴黎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懂得巴黎真正的浓郁。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住,又给转得水泄不通。
“蒙娜丽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 一个搞美术的香港人对朋友们说。我也在场。
蒙那丽莎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
P4-9
追索印相派之源
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印象派是沿着塞纳河发展起来的?
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分贫富,那沿着塞纳河居住,画的都是塞纳河一带的生活,除了高更远远地在塔希提岛之外——虽然塞纳河还是他的老根。
这是一个颇为有趣而特殊的现象。
我想告诉一位在巴黎居住而研究美术史的女孩,问她为什么不去写一部这样的又厚又大、夹着精美的照片和插图的大画册呢?我真想这么写信给她:
“比如说,沿着塞纳河,也沿着印象派的发展史;沿着每一位画家的生活;沿着他们曾经画过的每一幅作品……你开一部小小的汽艇,装满你需要的美术研究资料、摄影器材。花一段较长的时间生活在你的小世界里。我想你定会做出跟任何过去的美术史家不相同的成绩来,同时也很有趣,你想,太有趣了是不是?你还可以钓鱼,高兴就跳进水里。做一个船上的美术史家。”
世界上许多文化成绩都是由一些乌七八糟的怪念头点燃的。接着我还想这么写:
“身边的巴黎不写,你到翡冷翠来研究拜占庭干什么呢?或者,你是来学习‘研究方法和技巧’之后再去研究巴黎文化的罢!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个谜。巴黎、塞纳河、印象派和你这一类的女孩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任何人都要去研究一种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文化?
“我这个老头丝毫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知识,却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我要这些知识干什么?极系统、极饱和的庞大的知识积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好像用一两千万元买了一只手表。主要是看时间,两三百元或七八十元的电子表已经够准确了。不!意思好像不是在时间之上。于是,一两千万元的手表每天跟主人在一起,只是偶然博他一瞥。
“读那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这就太浪费了!
“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这书有什么意思?比如,苏联几十年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事关紧要的最有益的书;怀疑是有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照国际共产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林彪的《毛主席语录》也有同样的效能。这都是时间转移的结果,由不得谁和谁来决定。
“我怎么越说越远了?
“关于塞纳河和印象派的关系,相类似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想一个人找一只木船,带着摄影、录音器材和画具,从我的老家洞庭湖出发,上溯玩水或是洋水,沿着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或是四五十年前的沈从文的文章中提到的事物做一些考据和调查,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访问,体会。浮过一道道长满幽兰和芷草的清清的河面,真是令人神往。我可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了。家乡的河流失了我;我也失掉了家乡的河。
“你呢?你没有失落掉塞纳河呀!塞纳河随时都等着你。唉!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虽然有条理,耐烦,负责任,意志坚强,也雅兴不浅,只是个子太小、太稚弱。“你受得了书房之外的劳动吗?这种工作想起来满是快乐,陷入之后心情的焦躁,孤独,有时忽然觉得枯燥,或者和所有的女孩子都具有的美德——嘴馋一样,突然怀念起某种时常吃到的零食,而小船上恰好离卖这种‘恩物’的商店很远……这一切,你抵抗得了吗?
“当然,当然,你还可以,而且应该到翡冷翠来研究你的拜占庭艺术,不过,不要忘记一个老头说的这个值得一试的工作。”
P16-21
永玉从北京打电话来,说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要重印了,要我写一篇小序。近来实在写序写怕了,每逢接到“命令”,总是胆战心惊,千方百计想躲避。但这回却两样,我读过这本书,觉得写得极好,留下的印象深刻而鲜明。在新印本前说几句话,是愉快而光荣的事。赶忙从书架上找出了原书。我的书杂乱放置,要找一本是非常困难的。这次却不然,一索而得。看看题属,还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永玉过沪时相赠,是送给内人和我的。光阴似箭,转眼十二年过去,现在只能由我一个人把玩欣赏了。什么是“故人”“旧侣”,这就是了。
过去画人文士常常自己或由旁人品评自己的艺术成就,如“诗第一,画次之……”之类,这往往是不大靠得住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也许是自谦,也许不是,内藏玄机多多,不可尽信。永玉是个“好弄”之人,木刻、绘画、雕塑、造型艺术……之外,尤好弄笔。散文、电影剧本、新诗、杂文……样样来得。在我的私见,他的画外功夫,以散文为第一。他的散文写作,也包括了许多方面。如极简短的配画的语录体短文,包含丰富的哲理意蕴;扩而广之的《水浒》人物画,题画不过简短的一两句,却能片铁杀人。如他画在五国城的大宋道君皇帝,如北宋名妓李师师,尽管她与周邦彦的故事,经王国维考证是莫须有的传说,却无妨作为画题。有时我觉得考据家往往是艺术破坏者,他们将许多美好的传说都糟蹋了。考据家破坏了多少人间好梦,但诗人画家却视而不见,任意而行。照旧说都是可以“浮一大白”的。
散文的范围极广,其中自然包含了游记一种。游记的写法也有多种,有柳子厚《永州八记》,也有陆放翁的《入蜀记》,风格各异,写法亦不同。但触景生情,其随笔所生的感慨却绝不可少。好的游记之有别于旅行考察报告者在此。这本美丽的小书也应是游记,也应该如此看待、衡量。
我同意作者对徐志摩的评价,他的极限功绩是为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如“康桥”、“香榭丽合”、“枫丹白露”、“翡冷翠”……至于他自己,不过是一位漫游巴黎的“大少爷”而已。
关于意大利、法国,我自然是“心仪”的,但只有资格作为一个“卧游”者,随着作者的“画笔”领略一些美丽的碎屑。此外,也有些许篇章,和个人有些牵连,因而感到浓厚的趣味。如作者写他与林风眠交往的故事。
永玉记在杭州初访林风眠,那位经林夫人用法国腔国语教熟的应门小童,举止声口,真是活画。后来在上海南昌路住在马国亮隔壁的林风眠,又另是一番光景了。我是常到马家去玩的,却没有请马国亮介绍去访问过大师,仅有一次是跟朋友一起去的,见到了这位自称“好色之徒”的大画家。友人唐云旌极佩服大师的作品,但画价高昂,买不起,又不敢索画。后来我在巴金家里看到挂在客厅里的一幅林风眠的秋鹭。巴金说,林风眠在去香港前,整理存画,分赠友人。巴金说:“你不早说,他的画还送不完呢!”
读原书的“后记”,发现这样一句:
女儿小时候对我说:“爸爸,你别老!你慢点老吧!”
她都大了,爸爸怎能不老呢?女儿爱爸爸,天下皆然。
到“文革”中,女儿八九岁了。
“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爸爸!”
我拍拍她的头说:
“不会的!孩子!”
写这篇后记时,永玉六十八岁。今年几岁了?嗳!我们都老了,也都能体会到“女儿爱爸爸”这句“天下皆然”的“真理”。 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特别之鲜活”的脑子,像《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中的文字和画笔似的鲜活。
我说别了,只是写《沿着塞纳河》与《翡冷翠情怀》告一个结束。 世无不散的筵席”,任何事情总有个“完”的时候。写到尽或者不想再写下去,或是要换一个别的写法,都属于“别了”的这个意思。
这几十篇旅游的联想,有一点望舒先生的“做迢遥之旅愁的凭借吧”(微笑)的诗意。
当然我写的这些东西不只是旅愁一方面。为了愁,何必万里迢迢地到那儿去呢?
在意大利住了大半年,居住和工作都很适宜,还因为我的女儿和女婿在那里,而且都是艺术同行,并且找到一个长远的栖身之处。虽说有一个自己的屋子算是快乐之事,却是心存着众所周知的悲凉之感。
“……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在菲埃索里山顶教堂拱门之下,望远市尘,想起王仲宣《登楼赋》,戚戚之情油然而生。
一个人的情感、际遇、知识,异时异地,写出感受,又有好心的杂志愿意发表。看过的人表示了亲爱,也就小有得意了。
我也对老总和老板吹牛:你们哪里找得到那么认真、够分量的插画。
老总和老板都笑眯眯默认,我也着实地感谢。漂亮的制版和编排,令我每周四迫不及待地要去报摊买一本先睹为快。并且自我陶醉起来:“妈的!写得真不错!”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周后能看到《壹周刊》,女儿有时来信指出典故的谬误,我想出集子时改正。
女儿小时候对我说:“爸爸,你别老!你慢点老吧!”
她都大了,爸爸怎能不老呢?女儿爱爸爸,天下皆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大约八九岁。热火朝天的动荡,我每天乖乖地到学校去接受审讯和监督劳动。社会上不断传来这个那个熟人自杀的消息。女儿也承担着过分的恐惧和不安。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站在阴暗的屋子中间轻轻对我说:
“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爸爸!”
我拍拍她的头说:
“不会的!孩子!”
二十多年过去了,从文表叔也逝世了,表婶害着骨头病一个人清苦地生活着;过几天,我也就68岁了。朋友们都在北方。所幸我们都仍继续地活了二十多年,并且还会继续地活下去。有时我感觉颇为惭愧,比起朋友,我算是活得松动了。
一方面是接近不逾矩之年,也为了朋友和家国,该加一把劲的缘故吧!闲暇间时作奋起,倒弄得浑身一股子用不完的劲,脑子也特别之鲜活。
说起香港,一生间有六分之一在这里了。世界上,只有这块小劳什子几乎像黄山一样,“集”世界名城的“众岳之妙”,小,精致,包罗万象;像一个大家庭。哪家、哪个人出了一点闪失,当天或第二天大清早全城都知道这段新闻。虽是社会层次复杂,间隔森严,倒是容不得一粒砂子。
激情,天真,哭笑随意,自我开怀,因此难免容易上当。吃亏之后破口大骂,大骂之后继续上当,周而复始……这就是香港人。
我以前和现在的生活没有区别。朋友不多,应酬很少。我喜欢自己的生活天地,又不贪食。希望朋友喜欢敝“内人”做的家常饭菜,却不钟意哪怕是“第一流”的馆子里千篇一律、令人懊恼的食物。加上失去了时间混合着朋友的好意,矛盾十分。
我自认我家的饭菜好,也不是随便打发人的。我认为好,别人不认为好,那又是另一番意思。要大家都高兴,吃什么都不见外的时候,兴致才能融在一块。
说到合下的饭菜,意思指的却是别处。我在香港的交游其实窄得很。称赞或骂我的都只是一种想象的拥抱和讨伐,算不得受益或受害。我心手都忙,脾气不好加上自负,难免在选择朋友时比较警惕。交游方面,我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许许多多的花花世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上一回合,30年前的一住7年,浅水湾还是因为我要回北京,临行前一天朋友为我“催谷”才去应的卯。这两年居然去了一次鼎鼎大名的“大富豪”,是主人陈香桃女士请吃的一次饭。认识陈香桃女士是因为陈香梅女士;认识陈香梅女士是因为外交部的章文晋,认识章文晋是因为陈香梅女士想认识我。吃完这些饭以后,留下了好意,余音袅袅。章文晋死了,陈家姐妹们也忙得很,大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别人请客,一百次只去一两次,我深知钱来之不易,菜市场鱼肉价钱其实不贵,我的耕耘生活是不宜于把汗水花在那上面的,自我处理,得之舒畅足矣!
合间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敝同乡谭延闾所书(1880—1930,光绪进士,1927年后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擘窠榜书和蝇头小楷都极高明,北平时代的“故宫博物院”五字是他的大手笔,雄强威武的“颜真卿”,十分了得):
喜无多屋宇,
别有小江潭。
字不算好,是衰颓龙钟的手笔(其实他才活了50整岁),喜欢它说到我心里的一点得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