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华盛顿邮报》隆重推荐，缔造全球化的第一人，几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都留有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王国的印记。本书再现了在世界的一个偏远的角落，一位卓越人物是如何创造了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大幕。成吉思汗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沉醒。在他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

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展了自己的战争理论，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先扫平了东亚的抵抗力量，进而从后方击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后，让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不堪一击。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作者告诉我们，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信在自己征服过的各市地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

导言：消逝的征服者

第一部分 统一蒙古：1162-1206

1 一块凝血

2 三河传说

3 可汗之战

第二部分 蒙古人的世界征战：1211-1261

4 唾弃黄金可汗

5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6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7 权力场上的皇后们

第三部分 全球的觉醒：1262-1962

8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9 他们的“金光”

10 帝国的影子

结束语 不朽的志吉思汗精神

源出肯特山脉的河流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通孔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山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这个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斡难河沿岸的这片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这里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舂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眺望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如今将她迎娶为妻的男人，并不是原先那位早已与她完婚的男人。

在不久前，她的命运就变得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幌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幌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这场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个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幌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找到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种普通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幌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劫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P12-13

汉译本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详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而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通贯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十三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收采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方面存在最大问题，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阅读汉语文献)，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藉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穿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涵意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被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本书作者对此解释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十分贴切的说明。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要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者勒篾为什么要那样做。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经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

“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作者被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做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帖克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却不能算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别克帖儿并不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

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至太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

更加重要还不是两人年龄孰大孰小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别克帖儿的母亲属于也速该的长房之妻。《蒙古秘史》没有提起过别帖克儿母亲的名字。清代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称她为“特克什哈屯”，意谓特克什夫人。但所谓“特克什”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的人名，它是tagha这个蒙古语词的派生词。蒙语tagha译言“依从、随、从”；所以所谓特克什夫人，就是“从夫人”，或者汉语中“如夫人”的意思。本书没有采纳《蒙古源流》关于别克帖儿之母名为特克什哈屯的说法，而是根据另一部蒙古史诗，即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把她叫做“索济格勒”。但《黄金史》的记载同样不能证明那位“索济格勒”具有长妻的身份。我们甚至可以说，别克帖儿的母亲也可能名叫“特克什哈屯索济格勒”，也就是“如夫人索济格勒”的意思。

当然，即使别克帖儿不是长房长子，本书作者所构想的那种导致家庭冲突的深刻原因似乎也未必就不存在；但它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猜想而已。问题并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类学视角，而在于他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的。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利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本书对蒙古部落的原初经济文化形态，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独特的见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环境定位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藉以突显出森林狞猎型文化对蒙古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由此便推断说，他们与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人，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个说法，似乎对蒙古人围猎方式与其惯用的军事战略及其它社会动员手段之间的相似性，给出了某种很完美的解释。或许是出于专业性的直觉，他很灵敏地感悟到，较晚才从大兴安林迁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与乃蛮、克烈等部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使我想起乃蛮王妃对蒙古部的讥讽她曾骂他们是一帮“歹气息、烂衣裳”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作者所说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主儿乞惕等较富裕强大的部落在内，那我们就不能否认，十二世纪的蒙古文化从总体上说其实早已演变为游牧的文化了。不应该把铁木真氏族因被他们所属的大营盘驱逐出去而陷入的艰难处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体生存状态的写照。另外，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即使起源于森林狞猎民的传统，也早已转变成了草原游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没有必要硬将它看作是只能属于森林狞猎民的技术。  其二，书里说到：“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它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穆斯林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帛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穆斯林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在本书再版的时候，能不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过程，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发生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惟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程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格，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份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足见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历史叙事，也可以被写得具有高度的学术张力。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粟。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愚蠢和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更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别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它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 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19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自己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精神，我就情愿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

结束语 不朽的志吉思汗精神

成吉思汗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部落大帝国，他是一万年来游牧部落一文明世界战争的继承者，这是一场猎人、牧人对抗农夫的古老斗争。它是一段与贝都因部落的传说一样悠久的历史，内容丰富：穆罕默德消灭城市的异教崇拜；罗马人反对匈奴人，希腊人反对流浪的斯基泰人．埃及和波斯的城市居民掠夺流浪的希伯来牧人部落；最后是，农夫该隐杀死他的弟弟牧人亚伯。

游牧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在成吉思汗时仍没结束，但它却在那时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文明将游牧人推到更远的世界边缘。在接下来的世纪中，一些部落首领，如拉科他苏族的“坐着的公牛”和“疯马”，马斯科吉族的“红鹰”，肖尼族的特库姆塞，南非的恰卡·祖鲁，继续英勇地进行着成吉思汗的事业，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徒劳的。这些首领不知道蒙古人或成吉思汗的任何情况，他们在非洲、美洲面临着同样的严峻形势，进行着同样的战斗，但历史却把他们抛在后面。定居文明赢得这场漫长的世界战争的最后胜利；未来属于该隐的子孙，他们永久地侵占着部落人的广阔土地。

虽然成吉思汗出现在古老的部落时代，但他却塑造出现代世界的商业、交通和大量长期存在的国家，仅这一点就超过其他任何人。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全球商业和制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方面，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认识到不同生活方式后，成吉思汗变得更有远见，他努力为他的人民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美好的东西。通过拆除那些使一个个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并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蒙古军队破坏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

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他们的活动不能根据详尽的时间表——如标明众多列车来去的时刻表——来解释。虽然学者们可以十分精确地划定一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突然猛烈地爆发出来的事件，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一旦发生，就不会终结。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场景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2000年4月，我去追寻八个世纪前铁木真和他的家庭可能走过的踪迹，当时他们正在逃避篾儿乞惕人——他们将孛儿帖拐走——的追击。在找到铁木真遭受攻击的营地的可靠地点、确定篾儿乞惕人过来的方向和铁木真一行逃跑的路线后，我们动身出发，开始这次从草原到群山的追寻活动。当地的牧童与当年那些人——我们正在追寻其踪迹——的年纪差不多。他们就像古代的先辈们一样熟练地驾着马儿，穿着传统的蒙古迪尔，腰下紧紧地缠着明亮的金丝腰带。除了在特殊场合穿戴球帽、太阳镜或在迪尔下穿上旧布裤外，他们的衣着仍然是他们祖先穿的厚重的羊毛、绒线和毡制大衣。

我们的九匹马，就像诃额仑一家人逃亡时所骑的那些马一样，都被阉割过，《秘史》对马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因此我们能对照它们的年龄、颜色、体形和其他特征。我们悠闲地骑在马上，这些马是一位有点喝醉酒的老牧人提供给我们的，以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我们不需要搜寻路线，以至于只要跟着游牧民的指引和直觉就可以了。他们能准确地知道马和骑马人应该如何从一地到达另一地，他们知道，哪儿的冰层太薄而不能过河，哪儿的雪太厚而气压低；哪儿的旱獭洞比较密集、可能会绊倒疾驰的马匹。

当我们慢慢地走上不儿罕·合勒敦——蒙古最神圣的山——多岩石的斜坡时，风儿使马蹄边的新雪飘动起来。马儿急促地喷出一阵阵鼻气，蒸发在清爽的空气中；它的头剧烈摆动。由于长时间的紧绷，并在空气稀薄的海拔高度吃力地攀登，它的心脏怦怦直跳，声音很大，以至于我在疾风中都能听见，我感到，它心脏的跳动已通过我的大腿传到我的心脏。当我们在明亮清澈的阳光下歇息时，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四方的地平线——在群山之巅峰，在多石之原野，在蜿蜒之河流，在冻结之湖泊。

成吉思汗完成任务时就会回到这里，在每一次胜利后，他就到这里歇息休整、恢复元气并整装待发。他改变了世界，但是却不允许他的出生地有任何改变。今天，老鹰还是在春天的高空翱翔，昆虫依旧在夏天呜叫，就跟在他那个时代一样。游牧民在秋天迁往山丘，狼群在冬天四处觅食。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仍旧能听到远处成吉思汗战马的隆隆蹄声，那是它们在中国、欧洲和印度飞奔驰骋的声音。

离开草木丛生的山脉，骑着马儿找到我们的吉普车，大家决定返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即我们开始探险的地方，篾儿乞惕人就是在那里从铁木真手中掠走孛儿帖。草原向四面八方延伸，直到地平线，它上面没有树木，没有受到建筑物、公路、围墙、电线的损伤，也没有现代世界的其他疤痕。在多次的访问中，我学会像蒙古人一样通过季节的色调来识别这块土地。短暂的绿色夏天吸引鸟儿前来交配；黄色的秋天诱使马儿疾驰奔跑、山羊啃咬烘干的植物；在白色的冬天，将会发现骆驼在结冰的河旁慢慢地来回踱步，寻找丛丛干草；棕色的春天只是为那些靠植物为生的牲畜和人，提供一段等待植物新生的时间。多少世纪以来，这里与世隔绝、遥远偏僻、没有变化，但这里却是铁木真长大成人、并把蒙古人从一个部落变成一个民族的地方。

我们想回到那个多风的地方，回到那个我们认为虏掠事件发生的地方。一路上，我们一行人在刺骨的寒风中变得十分安静，它就像在一旁抽打我们一样。我们完成了使命，带着对那里所发生之事的新的惊奇赶回到原地。大堆的石头勾勒出许多旧宿营地的轮廓，这些石头曾经被用来拴住暴风中的毡帐。这些蒙古营地如今显得冷清和空旷。似乎只要一踢尘土，我就可以感到从最后的营火中升起的烟灰的温暖；如果刷去白雪，我就会看见冻土上的马蹄印。这些石头看上去是十分随意地被扔在那儿，仿佛主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抹去上面的灰尘，或是为他的牦牛和绵羊再次建立一个冬季营地，或是再次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首都——无论是哪一个，此时此刻都是最需要的。

啸啸风声中，我们静静地站在一起，裹紧夹克，摘下帽子，凝视着大地。我们一队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搜集很多石头，并将它们堆积在一个地方，数千年来，游牧民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标记重要地点的。有一位年长的养马人，他是当地的一个首领，拾起一些干燥的马粪，把它堆在石堆前面，此时，其他人则敞开飘动的迪尔挡住大风，于是养马人就点燃马粪，一位母亲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将火点着，随后她的家人就围着火堆搭起毡帐。

马粪一点燃，O·苏赫巴塔尔教授就把地上细小的雪松香洒进火中。松香味沁人心脾，它使我们从长途追寻的兴奋中放松下来，同时也使我们的目光聚焦在火堆上。熏香的烟味袅袅升起，燃烧的马粪似乎是在发送信号，表明我们这段时间的探索所获得的成功和结论。所有人都非常吃力地曳脚而行，逐渐地使自己直起身子。每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民都有自己的恰当方式穿着打扮，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对蒙古人来说，三颗胸扣必须牢牢地扣紧，衣领拉直，迪尔的袖子翻过来盖住手腕和部分前臂，每个人拴紧金腰带，然后解开迪尔的上面部分，使它变得松散和宽大。

就在我们认出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个地方时，牧人们要求苏赫巴塔尔教授用一块碑石在这里做个标记，这样的话，人人都会知道这里所发生过的事。住在附近的一位女士解释说，这些事情已经被封锁很长时间，所以现在，他们想让孩子了解真相；对他们来说，记住这些事情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所有的牧人都很尊敬这位老教授，他们认识他是在清洗学者运动开始后，当时教授生活孤独，并有极大的危险，但他还是开始了他那超过百万公里的旅程，去追寻成吉思汗的踪迹，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牧人们的热情接待，牧人们为他提供保护、住宿和食物。

现在，在完成我们的旅程之后，苏赫巴塔尔教授答应牧人的要求，树立一块碑石，纪念孛儿帖被掠事件。事情就这样迅速地决定下来，他将撰写碑文，而T．贾姆叶苏荣(T．Jamyansuren)教授将用原蒙古文书写，他们的学生将去寻找碑石，并刻写上去。苏赫巴塔尔教授派一个学生去把他那本陈旧的历书拿来，随后他透过污迹斑斑的眼镜，斜视着一长串的表格和图画，他用一支粗短的铅笔把笔记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快速地计算着，并在历书中查找更多的图表，然后，他宣布一个最吉利的日子，学生们应该在这一天回到这里树立碑石。

这些事情都是以后要做的，此时，克哈格瓦苏伦教授从迪尔的隐蔽处拿出一瓶伏特加酒，把它洒在这些石头上，又把它撒人空中，还蘸一些点在自己的额头上。通过这些熟悉的方式或其他方法，每个人都直接地去感触那个我们正在研究的故事。克哈格瓦苏伦已来过此地多次，当时他陪着他的良师益友、考古学家珀理。当局曾经把珀理投人监狱，他们还以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逮捕克哈格瓦苏伦的父亲，他们把他的继母流放到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作为政治犯的孩子，克哈格瓦苏伦和他年幼的同胞被赶到乌兰巴托的大街上。在当局把他们送进儿童监狱之前的几个月里，他设法把大量泥土堆积在城外的一间小屋上，在他的同胞感到孤独的时候，它就成为他们过冬的家。他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在社会的边缘备受煎熬，之后，他重新开始他导师的考古工作。

对于每个人——无论是牧民还是学者——来说，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它既不抽象也不遥远；蒙古的历史明显地贯穿在蒙古人的生活之中，这些历史事件好像就发生在上周一样。对于我来说，跨越蒙古、回溯时代的探寻开始于近乎孩子似的好奇心，它发展为一种对知识和学问的探求，但对于我的蒙古同事来说，我们每向前搜寻一步，他们都会产生更多、更深刻的个人感情。每天，当我们更好地理解蒙古祖先面临的艰难困苦和他们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时，我们就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古代。我们所站立的地方，不是别的什么历史地点；这里是蒙古民族的女祖被袭击、绑架和抢走的地方。在她被人从铁木真手中抢走后，这个男孩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年轻的生命，重新把她夺回。他拯救了她，在余下的生命里，他为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外敌侵犯而不停征战，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耗费一生去攻击外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改变了世界，他创造出一个民族。

他们跪在这一小堆冒烟的马粪前，呼哧呼哧地吸着气，而且已经热泪盈眶。在金色而暗淡的晚霞中，八个世纪消逝而去，但很久以前那个可怕黎明发出的阵阵痛楚却随烟飘荡，萦绕在我们周围。当雪松香将小石堆熏黑时，每个人举步向前，分别向这个地方致敬。他们摘下帽子，跪在石堆前，把头磕在圣地冰冷的泥土上，然后站起来，绕着石堆缓慢地走上三圈，同时将伏特加酒撒向空中。

每个人都拿出一些东西，作为个人的小礼物留在石堆上——残余的方糖，几根火柴，包在皱纸中的糖果，少量茶叶。仿佛是他们想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在绑架者将孛儿帖扔在马上、带着她奔向未知的将来时，把这些小食品和温暖送给惊慌失措的她；仿佛是我们这群缄默的人想告诉她——蒙古人的女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和他们——她的子孙——将全部活下来，并已经延续八个多世纪，毕竟，他们仍是“金光”的孩子，是一匹狼和一只鹿的后代；而在蒙古“长生天”的薄云之下，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依旧迎风飘扬。

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华盛顿邮报

起于灾难而终于卓越，除了耶稣，恐怕再难有人与成吉思汗匹敌。——哈珀斯杂志

威泽弗德是一个天才演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从利弊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先沁人心脾的观点。——出版家周刊

成吉思汗的成就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典范，他把企业追求卓越与员工的忠诚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受到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青睐。——华盛顿邮报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马可波罗得到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法国东方史学家 格鲁塞

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著名元史专家 韩儒林

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塑造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

——韩国前总统 金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