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玉文化的艺术瑰宝中,南阳玉石堪称是其中烁烁其华的一枝奇葩,南阳市也因为其独特玉石文化而闻名于世,拥有发达的玉石产业,本书详实地介绍了以南阳独山玉石为质地的古玉石器，反映了我国古代深厚的玉石文化。

南阳是河南西南的重镇，曾经是楚国早期都邑和通往两湖的交通要冲，又是汉代冶铁基地，古文化遗存非常丰厚。我于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去南阳调查汉画像石和神道石雕，之后因编纂《中国古代玉器分类全集》再去南阳调查独山玉并研究其开发启用的源头，还应邀参加了第三届镇平玉雕节、第二届南阳玉雕节，并为中国玉文化博物馆开幕式剪彩。承蒙大会安排，参观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珍藏的出土古玉。此时，赵成甫所长说到研究所即将编辑一部《南阳出土古玉图录》，约我为其撰序，我表示愿尽绵薄。嗣后，赵成甫所长赴京送来《南阳古玉撷英》文稿。我拜读之后，认为“概述》部分科学性、学术性较强，是一篇评述淅川下寺、南阳市物资城和桐柏月河春秋墓葬出土古玉及南阳独山玉的好论文，必将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就其论文本身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并从中获益良多，特向读者推荐本书。在此，我只想就南阳独山玉和南阳春秋古玉的问题谈谈酝酿已久的个人看法。

如上所述，我介入独山玉的调查研究已有20余年，很早便认为独山玉既不是闪石玉，也不是辉石玉，而是“黝帘石化斜长石”，或者说是斜长石类玉石，在我国玉资源中它确是一枝独秀。它的启用源头已提到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有6000～7000年的历史，但这还不是最早的源头。远古人采石打造工具时往往就地取材，这几乎成为一条史前用材的规律。本书记述了邓州市八里岗遗址出土的用独山玉制作的扁平玉斧和玉凿，此遗址距产玉地点约40公里。从这个距离来看，亦应为“就地取材”。从工艺角度观察，这两件玉器通体磨光，不排除使用了抛光工艺。关于扁平玉斧的社会功能，一是工具，二是礼器。“概述》指出：“我们发现少数应是劳动工具，但大多数无使用迹象，无疑是礼器。”基于上述原因，扁平玉斧绝不是独山玉的最早源头，它的最早源头应早于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早期遗址。根据岫岩细玉沟闪石玉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例证，判断独山玉启用的时问应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概述》亦主张“独山玉的加工、生产应在仰韶文化初期，甚或早于仰韶文化”，这一提法是完全正确的。

《概述》对独山玉的源头做出正确判断的同时，还对独山玉的流传做了精细梳理，颇有说服力，但从考古学角度也留下了从战国至宋代长达1500余年的空白。从玉器传播流传角度观察，只能理解为独山玉已被赶出帝王玉的领地，而完全返回区域性玉器的角色，仅仅传播于特定的地域和群体，这一群体已不是贵族而是一般庶民。此时独山玉仅在较为狭小的范围内流传，并成为黎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商品。我相信独山玉不会中断或半途而废。“豫山产玉，北居之民多采玉为生”，这一记载虽出自清光绪年间的县志，但它又可用于填补战国至宋代的空白，甚至亦可用此文句贯穿独山玉开发利用的全过程。我相信“北居之民，多采玉为生”是整个独山玉开发史上的真实记录。

总之，我相信独山玉开采、传播的历史极为久远而连绵不断。目前，考古发掘中出现的1500年的空白期是正常的考古学现象，不足为怪，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国玉器史上，春秋前期以周王室玉器为主导，而春秋后期诸侯国玉器则占了上风。“轻盈清新”的周王室玉器继“庄严敦厚”的殷朝玉器之后，又形成了统一的风格。此后，由于王室渐趋势微，对诸侯国失去政治上的控制能力，诸侯国遂形成半独立的国家，出现了齐、宋、晋、秦、楚五霸争雄、“挟天子以令诸侯”、轮流坐庄的分裂局面。这种政治上割据分治、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形势并未立即造成文化上的分崩离析，因而作为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礼制载体的玉器仍然保存着具有凝聚力的统一风格，这就是统驭着青铜器、玉器的“细密繁缛”的时代风格(详见2001《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91～98页)。这说明中华民族历史即使出现了“五霸”这种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但其礼制、理念、伦理、道德还是一致的，这就是他的凝聚力、整合力和向心力，所以他的统一性是文化发展的基本主流，而其个别性则是非基本的支流，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概述》中说到“南阳春秋晚期玉器与他区玉器比较，有着共同点，同时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共同点为主，即大同”。虽然我们之问用以表述的语言不同，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当然，主张古代玉器的时代风格统一性，并非完全排斥在古玉时代风格统一性的前提之下仍然存在着地域之间的差异。正确的见解是既承认春秋时代玉器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统一风格，同时也承认存在着各诸侯国玉器的地域性差异。我由综合研究各类文物而走上玉器、玉文化、玉学的专业研究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摸索、探讨玉器的地域特点。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初曾与《中国玉器全集·3·春秋战国》主编、河南省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峨先生商讨此事，他经过思考后说“从考古学角度只能说明玉器的出土地点，还不能证实其出土地点就是它的制造地区。”当时我对贾峨先生的看法是完全谅解的，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地域特点的研究工作尚需耐心等待，不能操之过急。此后，我并未放弃对古玉地区特点的探索、研究工作，在这20年当中，我已做了史前玉器的各玉文化板块及文明时期各朝玉器时代风格特点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个人看法，但对夏、商、周时期诸地域特点的研究还远未结束。东周至唐代玉器地域特点的研究工作因条件远未具备，也未提到日程上来。近日拜读《概述》中的相关段落之后，重新引起我这方面的兴趣。当然，在此不可能像本书《概述》那般详尽比较进而做出精辟的判断。为了探索玉器的地方特点，现以玉器出土地点即尸主造玉地点的假设为前提。出土春秋晚期玉器的地点有：洛阳、三门峡、新郑、临淄、淅川、太原、陇西、六合、吴县、侯马、温县、固始等，共出土数百件春秋晚期玉器，分别属于周王室和虢、郑、晋、齐、秦、楚、吴等诸侯国及淮汉问诸小国，可以说比较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在此不能一一详加比较，为了说明问题，仅以北方的晋和南方的吴、楚做一扼要比较，以观察北、南两地分封国玉器的地域差别。先说晋赵卿墓出土的尸主生前用玉，如玉环、玉璜、玉龙、玉双系拱形起脊饰、玉佩、玉剑班、玉管饰等精工玉器，都有隐起的多种涡纹装饰，其布局疏朗、雕琢精致的特点，可以认为是晋赵卿占有玉器的特点，同时亦可引申为晋国玉器的共同特点。

吴国王室玉所用图案也是涡卷纹，但其具体形式肥大，带有平凸状隐起，布局紧密、雕琢细腻，这些特点与晋玉略有不同。概而言之，晋国玉有明朗、突兀、挺拔的阳刚之气，而吴国玉则有繁缛、细致、温和的阴柔之美。这承传自北雄南秀的史前玉器的传统风格及地域特点，并有了新发展、新变化。北雄南秀的玉器风格贯穿于玉器史、玉文化的始终，这是永恒的、生生不息的演变规律，而晋、吴两国玉器的地域特点是相对的、暂时的，随着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演变，反映在玉器上也会有一些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均不离北雄南秀的圭臬。

介于晋吴之间的春秋晚期淅川楚玉，如Ml之玉虎(一对)(《中国玉器全集·3·春秋战国》六三)、玉牌(同上，六六)两器，分别代表了该墓出土玉器的清新与细密两种做工，前者承传自西周玉器；后者则是淅川M1春秋晚期楚玉的地方特点。从其做工上来看，确与吴王室玉有密切联系，而与晋玉疏远。这两件玉器分别代表了继承型和创新型两种楚玉，与春秋晚期其他诸国玉器比较，为其中之佼佼者。这可能是因当时楚国南阳之地正处于南北交会之要冲，有可能融合北南玉器之精华，并创造兼有北南之长的折中型玉器，其玉器的工艺水平与艺术水平超过北南诸国的原因便在于此。当然，这是从已见出土的诸国玉器经过比较而作出的初步判断，对今后新出土的诸侯国玉器并不具有完全的约束力，这种比较对象和评述方法似与《概述》有所不同，但相距并不太遥远，最终得出各自的结论也是合乎情理的。

拜读《南阳古玉撷英·概述》之后，偶有所感，不揣冒昧草成小文，姑以代序，并将该书推荐给读者。

杨伯达

二00四年十月五日草成于北京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