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都市，都市是一个文化汇聚与撞击的地方，这里的人有着独特的思考、处世和行事方式；上海是一个东方的都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融合、变异，赋予了上海人不同于其他都市的文化特征……本书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从不同的时代和年代，说上海人的智慧、上海人的精神、上海人的思维、上海人的行为、上海人的弱点、上海人的缺陷，以及上海人的喜怒哀乐...也讲述了与上海文化特征相联系的，存在于上海人生活方式中的点点滴滴。

《上海头脑》是一本写上海和上海人的书，全书共计11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从不同的时代和年代，讲述了上海人的智慧、上海人的精神、上海人的思维、上海人的行为、上海人的弱点、上海人的缺陷，以及上海人的喜怒哀乐现，本书是跨文化现象的微观描述，以透视存在于上海人身上的上海文化现象。

前言

上海人的市井头脑

 爱面子的上海市民

 上海人饮食生活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

 上海人的禀赋与性格缺陷

上海人的人际头脑

 “搭界”与“不搭界”：人际关系的一条近路

 距离感：上海人际头脑里的一根筋

 诚信度与原则性：男人喝酒女人谈判

 默契(沉默的契约)：上海公共汽车上的人际关系

上海人的家庭头脑

 挑一个如意郎君

 选一个称心的太太

 上海的顾家男人

 上海的贤妻良母

上海人的消费头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下岗科长的消费头脑

 螺蛳壳里做道场

上海人的职业头脑

 护身符，吃补药，抢跑道

 当螺丝钉和找奶酪

 “跳高族”和“追新族”

 虾有虾路，蟹有蟹路

 掌握一门乃至几门外语的职业背景

 上海人职业头脑与众不同

上海人的理财头脑

 “假领头”的故事

 “横算竖算”和“格算不格算”

 上海的巴菲特是女的

 炒股，炒二手房

 闷声大发财

 新上海人的理财头脑

上海人的时尚头脑

 牌子意识

 商场学校

 媒体作业

 两面派的时尚头脑

上海人的学习头脑

 当学习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在学习中迷失自己

 学习能力不等于创造能力

上海人的媒体头脑

 从自由到谨慎

 世俗的关怀

 从外到内：趣味决定一切

 包容和距离

上海人的公共头脑

 边界观

 契约意识

 社区建设之路

新上海人的头脑

 身份，苦涩的文化认同

 机遇，时刻待命的意识

 品位，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

 创新，艰难的事业腾飞

后记

    距离感：上海人际头脑里的一根筋

上世纪70年代，上海人家还集中聚居在石库门弄堂里，即便是新公房，也是合用的厨房和卫生间。在那种几乎是零距离接触的生活状态里，上海人还是极力刻意地互相保持着一种距离。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公用厨房里每家的煤气灶上各自点着电灯泡，电线从自家的小火表上引出来，只要你走进厨房问，不管里面灯火通明还是黑灯瞎火，自家的灯泡一定要先开亮。这盏点亮的灯泡在告示：我是用自家的灯光，一点没有要借光的意思。经常是，厨房里，张家跟李家在议论王家的事情，倒不一定在说什么坏话，只是背后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犯点毛主席批评的“自由主义”，忽然，王家的厨房灯亮了，打住，来得及；王家的人进厨房，张家李家都已恢复常态，一点没有窘迫。这种未见其人先见其灯的生活经历，上海男人女人都觉得很好。

同样的状况，后来扩展到公用楼梯灯，公用卫生问灯，公用走廊灯……那个年月，低支光的灯泡很紧俏，经济灯、节能灯、5支光的小灯泡……五花八门，在那时大行其道。

这种上海人的邻里之间的泾渭分明，追根寻源，来自上海人的人际头脑里的一根筋——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并不一定是冷漠和“不搭界”，更不一定是矛盾纠纷的最终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上海人在处理人际关系里一直希望避免发生矛盾与纠纷的预警和防备，一种在利益上的彼此公平合理的分摊和分享，在相对低水平的生活环境里和睦相处的最佳方式。这在当时几乎在全上海的市民阶层达成共识。这很不容易。它可以看成上海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初基础和思维雏形。

这种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初基础和思维雏形还表现在距离感的一张一弛，客气至上，和“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思维。过去，上海人家在煤饼炉上炖得最多的是一只铜吊，也就是水壶。上海人向来精打细算，他们不会用沸水来洗脸洗脚。他们在煤饼炉子上将水烧得半开，一天里最后一只煤饼烧光的时候，家人洗漱基本完毕，热水瓶灌满。如果多了大半壶开水，会主动跑到隔壁人家去冲进别人家的暖水瓶里。经常有张家阿婆给李家阿婆灌满了一热水瓶开水的事情。

石库门的房子里有一点响动，大家都听得见。所以，一般要响，就大家一起弄出些声响来。既不算互相干扰，也不互相妒忌。大家公平。有一种潜在的约定。

比如过年的时候，这家在剁肉糜，那家也要弄出点声音来响应，在炒黄豆，哔哔啵啵地响；楼上人家要洗玻璃窗户，会有水滴落下来，便索性上上下下一起洗玻璃窗，一路上的水，滴滴答答下来，倒也是一种闹猛。公用水龙头用水，大脚盆里洗衣服，洗被单，满满的一盆水要倒掉，人用力提起脚盆的一边，哗啦的水声，很是流畅，几次下来，晓得这家人家，快洗得差不多了，便会有另外一家的人，将要洗的早饭饭碗，拿过去，候着，一边说道：“不急的，你慢点好了。”很有分寸的。如果是楼上人家这样的洗，水落管里面的水从上面排下来，到了阴沟边会有水溅出来，每次提脚盆倒水的时候，就要对着下面水龙头边上的人关照一句：“楼下人家，放水啦!”石库门楼房晒台的楼梯都是空心的，即便是用木板钉死，也不严实，楼上楼下的人互相不照面，但都晓得各自的响动。楼下的人便将自己的脚从阴沟边挪开。在这个空挡里，楼下的对上面人家说几句：“今朝休息啊?”“放几天啦?”如果这两家正好有点不开心，彼此不说话的，这时候也会关照一句，不过就简略地叫一声：“放水啦!”后面搭讪的话，也没了。

上海人的人际头脑的发达配置，充分体现在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还体现在日积月累的功夫上，也就是日久见人心。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同学之间……日常较为普遍的人际关系里，上海人天然将自己作为一个点，与周边四邻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而且不轻易靠近或疏远。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儿，不大有，但可能在日常生活里始终有着关心的体谅，会“雪中送炭”，但“锦上添花”的事就不必去做了。这种人际关系的感情，或交情，从上海人一进入社会生活就要开始日积月累了，这需要很好的敏锐感和持久耐力，需要前辈的言传身教，需要品位、教养、知识，所以，这种人际头脑在上海知识分子中更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很耐心地在一定的范围里，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彼此伸手。

P47-50

《上海头脑》是一本写上海和上海人的书。近几年来，写上海和上海人的书已经不少。因此，说我们不想使《上海头脑》写出特色是瞎话，但深知写出特色谈何容易，是真真切切的。作为本书的主编，我在写“前言”时，细读了这11篇文章，现分别作一些勾勒，惟愿读者先从中看出些许特色。

开篇是沈嘉禄的“上海人的市井头脑”。上海的市井，小市民也。其实说上海人小市民并无贬义，就像说江西人老表一样。上海人的市井头脑，无非是说上海人怎样过日子，柴米油盐，一地鸡毛。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看着沈先生所做的全景式回顾，时常会心一笑。我由此想到了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为今天的年轻人解读昨天生活的上海人。即使对中老年朋友，过去的事久远了，温故知新，也是乐在其中。

从市井头脑，到市井的人际头脑，是合理的逻辑展开。我以为，程小莹把握到了“上海人的人际头脑”中的两个关键点——“搭界”与“不搭界”，以及距离感。人与人之间“搭界”是必然的，学问就在如何“不搭界”。在中国其他城市生活的人对上海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不搭界”，有着毁誉参半的评价。毁者：上海人人情味太淡。誉者：“不搭界”内涵着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如保持互相尊重，不打听别人隐私，AA制等。距离感就建立在“不搭界，，上。现实生活中良性的人际关系从来都是有距离感的，不是吗?

蒋丽华对上海女孩挑选丈夫的因素排序——财力(包括能力这个期权意义上的财力)、情感、年龄和是否“合得拢”；上海男人选择妻子的因素排序——年轻，然后才是外貌、职业和性格，是精准的。我的感觉是，如果做一个费用不菲的大样本问卷调查，其排序结果与这一经验判断几乎会是一致的。就像我们在做一些经济学研究时，计量分析和抽样调查也经常是为了验证一个经验事实。顾家，是上海人家庭头脑的核心。尤其上海男人顾家，是出了名的。尽管上海女人有点“作”，但家庭生活中的她们很家常，无论是相夫教子，还是操持家政，都是一把好手。

消费是人的基本经济行为。戴星翼从历史和历史地理角度对上海人消费头脑形成的阐释，是十分中肯的。我16岁离开上海后，在南昌和北京分别生活过多年，耳闻不少几近讽刺的关于上海人的消费故事。今天得以看到如此贴切的原因分析，释然之至。星翼曾长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供职，做案例分析是拿手活了，“下岗科长的消费头脑”，就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期、典型家庭中的消费案例。至于“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每一个讲上海人消费故事的都会念及的经典，其问包含的精细、聪明、算计和理性，统统跃然纸上。

说“上海人最有现代职业头脑”，是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都会同意的。彭个、王晔倩认为，“追溯到三代以上，上海人可与中国最早的现代职业人划上等号。”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历史的和现代的因素叠加，造就了具有明显个性特色的上海人的职业头脑。当然，这里的个性特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彭个的表述是：上海人崇洋，上海人追新，上海人爱专业。在上海人对“职业生涯”的领悟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这些个性特色。

 上海在解放前就是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金融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获得了较大发展。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人投资理财的意识是很强的。然而，大量经验事实表明，总体而言，上海人的理财头脑既是精明的，又是保守的。这和上海多产白领和金领，而缺少创业家和企业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横算竖算、格算不格算”，“闷声发大财”，都在说明上海人投资理财的精明与保守。我觉得，上海人理财头脑的活络、低调和谨慎，是上海人投资(金融)意识强的真实表现，因为，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降低风险。

 上海历来是世界精品的会展中心。品牌意识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人的心里，时尚与品牌相融，交汇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与习性；商场遍布在全市的地图上，犹如一个个学校展现着上海时尚变迁的新画面，给每一位在上海逗留的脚步增加停息的美感；媒体的风暴强烈地席卷着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给每家每户送去时尚的信息，在眼花缭乱的各种媒体推动下，时尚成为了上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让大家以不同方式走进时尚的潮流。“上海人的时尚头脑”是由一位年龄不到30岁的女作家完成的。还未曾与于是谋面，但从她的观察、描述和评判中，我想说，于是是时尚的。“文如其人”嘛。

大都市的人爱学习，有三个比较显然的原因：其一，大都市人爱学习，与外来文化的首先光顾有关。具体到上海，近代社会以来，上海处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前沿阵地，培育出上海人特别的学习头脑。其二，大都市职业竞争激烈，学习是提高竞争力的最好办法。其三，大都市集中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在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显著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是这一群体的内在要求。当然，都市人过的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的爱学习难免是功利的。功利会转化为动力，但过于功利的学习也会迷失自我。尽管学习产生的价值，是个人和其所在组织及社会分享的，然而，过于功利的学习，“很长于模仿，却很拙于创造，很懒于创新，很难于开拓新世界”。这是朱鸿召一分为二地分析上海人的学习头脑的结论。同意，抑或不同意，展开讨论就是了。

“上海人的媒体头脑”，这个标题是不十分确切的。准确的应当是“上海媒体人的头脑”。为了求得形式的一致，就用了“上海人的媒体头脑”。上海媒体曾经有过至尊的辉煌。李晓婷分析了今天上海媒体谨慎低调、温文尔雅的演变过程及原因。如果说上海是中国的“市民社会”，那么，上海媒体表现出来的“世俗的关怀”，就再自然不过了。“上海媒体的世俗，并不等同于庸俗，那种对人生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积极，是一种含蓄不张扬的热烈和洒脱。”我为文中的这段话击节叫好。我和李晓婷一样，相信上海媒体的重塑辉煌，“必将会出现在看得见的某一天”。

在“上海人的公共头脑”中，我们看到了“不搭界”的另一种涵义，即当上海人做了一件好事，别人谢谢他时，经常有一句口头禅“勿搭界”，意思是说，我只是做了分内事，或只是举手之劳。如果说“上海人的人际头脑”中的“不搭界”是指处世原则，这里的“勿搭界”则是从一侧面说明做好事不图回报的公共意识。一个社会良好的公共意识的基础，是其市民的契约意识。这是因为，只有当契约很好地保护了私权，划定了私与公的边界，人们的公共意识才有了成长的条件。戴星翼说，与我国的其他地方相比，上海人有较强的契约意识，而且，这是上海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对老百姓来说，社区是他们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经济学看来，这是亚公共空间，或俱乐部。不过，俱乐部里的人都有了俱乐部意识，那么，放大了，就是公共意识。

具象的新上海人，一如朱鸿召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移民到上海、生活在上海、参与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共同精神性格和文化价值认同，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上海人群体。”抽象的新上海人，是超越原来的地方性或区域性身份认同的人群，他们具有一种全国的意识、世界的意识。有人说，如今的新上海人，只要“给一点空问，给一些政策，给一个创意，就能还给你一份出乎预料的惊喜”。我们不必计较这个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只要它道出了新上海人的“神”，就足矣。新上海人，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社会精英，时代骄子。

《上海头脑》想说什么?概而言之，它想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从不同的时空和年代，说上海人的智慧、上海人的精神、上海人的思维、上海人的行为、上海人的弱点、上海人的缺陷，以及上海人的喜怒哀乐。也许有的篇章跨度较大，讲到了久远的事情；有些则更多地关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景象。  上海是一个都市，都市是一个文化汇聚与撞击的地方，这里的人有着独特的思考、处世和行事方式；上海是一个东方的都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融合、变异，赋予了上海人不同于其他都市的文化特征；上海还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色彩斑斓、魂牵梦绕、地狱天堂，通常是这类都市给人的文化印象。因此，《上海头脑》要讲述与上海文化特征相联系的，存在于上海人生活方式中的点点滴滴。

               陈 宪

              2006年8月30日

因为一次被采访，我认识了本书的策划甘如饴。她当时在《沪港经济》杂志社做兼职编辑。此后，她开办了一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在新加坡访友时，谈起了一个选题——“中国头脑”，问我是否可以做这本书。我当时说，“上海头脑”、“北京头脑”、“浙江头脑”和“广东头脑”等，可以组成“中国头脑”丛书。当然，“中国头脑”与“美国头脑”、“日本头脑”、“俄罗斯头脑”等，可以组成另一套丛书。显然，后者的难度相当大，不是几个人一时半刻可以弄出来的。因此，我们选择了前者，并将“上海头脑”作为“中国头脑”丛书的第一本，与老朋友朱耀华、他的助手黄德海一起开始了具体的策划工作。

策划书得到文汇出版社社长萧关鸿支持后，耀华和我一起物色、联系作者。本书的作者，由上海的学者、作家和记者组成。他们各展所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上海头脑”的多个侧面。作为主编，我感谢对本书做出贡献的各位。

自2001年夏天以来，我一直在主持上海大学商学院的工作。这家学院规模甚大，跨经济学、管理学两大学科门类，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达到5000余名。自己的专业工作主要是经济学原理的教学，也进行一些联系实际的研究工作。主编这本书，全然是我的偏好发生变化的产物。我曾在我的第一本随笔集《跷跷板上看天下》(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1)的自序中，讲述了这一变化的轨迹。这一“不务正业”，看来是改不了了。

本书的不少作者都是大忙人，加上我又协调不力，致使这本书从策划到成书历时较长，我要向最早提交大作的几位作者致歉。还有两位本来答应为本书赐稿的作者，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对此，我和耀华都感到十分遗憾。

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李盛玮和王晔倩，她们为本书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李盛玮不厌其烦地帮我联络作者；王哗倩在参与这一工作后，表现出了原本我没有发现的写作才华，她是《上海人的职业头脑》的作者之一。

                陈 宪

               200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