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生前与众多亲朋好友的来往书信佳作以及作者对这些作品的点评。这部评点在提供背景、点出本事、列出相关文字以为质证等方面，做得都很细致周洽，既不贪多，又不昧全，见解莹彻，文字清洁，使思想家的潜德重显其幽光，文学家的弦外孤韵得以广泛地传响，实在大有功于学术。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的评点颇能注意对伟人思想的哲学精髓与当代意义的抉发，这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受鲁迅批判精神的熏染，他在探讨国民性方面所取得的可喜实绩。

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生前与众多亲朋好友的来往书信佳作以及作者对这些作品的点评。这部评点在提供背景、点出本事、列出相关文字以为质证等方面，做得都很细致周洽，既不贪多，又不昧全，见解莹彻，文字清洁，使思想家的潜德重显其幽光，文学家的弦外孤韵得以广泛地传响，实在大有功于学术。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的评点颇能注意对伟人思想的哲学精髓与当代意义的抉发，这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受鲁迅批判精神的熏染，他在探讨国民性方面所取得的可喜实绩。

1904年

致蒋抑卮

1910年

致许寿裳

1911年

致许寿裳

致许寿裳

1918年

致许寿裳

致钱玄同

致许寿裳

1919年

致许寿裳

1920年

致胡适

致宋崇义

致青木正儿

1921年

致胡适

致宫竹心

致周作人

1922年

致胡适

致胡适

1923年

致蔡元培

致孙伏园

致许寿裳

1924年

致胡适

致李秉中

致李秉中

1925年

致许广平

致梁绳神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赵其文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台静农

1926年

致章廷谦

致李秉中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章廷谦

致许广平

致陶元庆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章廷谦

致许广平

致韦素园

致许广平

1927年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章廷谦

致李霁野

致孙伏园

致章廷谦

致章廷谦

致章廷谦

致章廷谦

致翟永坤

致章廷谦

致台静农

致廖立峨

致江绍原

致李小峰

致蔡元培

致章廷谦

1928年

致童廷谦

致韦素园

1929年

致章廷谦

致章廷谦

致韦素园

致韦素园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童廷谦

致章廷谦

1930年

致章廷谦

致章廷谦

致章廷谦

致曹靖华

致王乔南

致孙用

1931年

致许寿裳

致韦素园

致李秉中

致荆有麟

致李秉中

1932年

致增田涉

致许寿裳

致许寿裳

致许寿裳

致母亲

致许寿裳

致内山完造

致增田涉

致台静农

致台静农

致曹靖华

致许寿裳

致台静农

致许寿裳

致萧三

致许寿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1933年

致李小峰

致张天翼

致郑振铎

致赵家璧

致曹靖华

致李小峰

致黎烈文

致王志之

致周茨石

致黎烈文

致曹聚仁

致曹聚仁

致林语堂

致榴花社

致山本初枝

致王志之

致黎烈文

致曹聚仁

致山本初枝

致黎烈文

致董永舒

致山本初枝

致郑振铎

致郑振铎

致曹靖华

致姚克

致姚克

致何白涛

致姚克

致徐懋庸

致台静农

1934年

致郑振铎

致山本初枝

致萧三

致山本初枝

致郑振铎

致姚克

致台静农

致姚克

致黎烈文

致姚克

致姚克

致姚克

致陈烟桥

致陶亢德

致姚克

致魏猛克

致增田涉

致姚克

致林语堂

致陈烟桥

致姚克

致杨霁云

致曹聚仁

致杨霁云

致杨霁云

致郑振铎

致杨霁云

致郑振铎

致杨霁云

致曹聚仁

致徐懋庸

致郑振铎

致唐瞍

致曹聚仁

致萧军

致合众书店

致窦隐夫

致萧军、萧红

致母亲

致孟十还

致萧军、萧红

致萧军、萧红

致杨霁云

致杨霁云

致萧军、萧红

致赵家璧

致萧军、萧红

致刘炜明

1935年

致萧军、萧红

致曹靖华

致郑振铎

致郑振铎

致曹靖华

致曹聚仁

致曹靖华

致杨霁云

致萧军、萧红

致杨霁云

致李桦

致增田涉

致曹靖华

致萧军、萧红

致杨霁云

致萧军、萧红

致萧军

致曹靖华

致山本初枝

致增田涉

致曹聚仁

致萧军

致萧军、萧红

致萧军

致台静农

致胡风

致曹靖华

致孟十还

致增田涉

致李桦

致曹靖华

致萧军

致胡风

致赖少麒

致唐英伟

致增田涉

致萧军

致郑振铎

致胡风

致蔡斐君

致萧军

致黎烈文

致郑振铎

致孟十还

致曹靖华

致萧军

致王冶秋

致台静农

致萧军、萧红

致叶紫

致王冶秋

致杨霁云

1936年

致营靖华

致徐懋庸

致母亲

致母亲

致黎烈文

致增田涉

致曹靖华

致黄苹荪

致郑野夫

致夏传经

致曹聚仁

致徐懋庸

致杨霁云

致欧阳山、草明

致曹白

致增田涉

致母亲

致曹靖华

致曹白

致杜和銮、陈佩骥

致颜黎民

致王冶秋

致楼炜春

致颜黎民

致曹靖华

致何家槐

致徐懋庸

致曹靖华

致曹白

致王冶秋

致曹白

致李霁野

致曹靖华

致唐瞍

致曹靖华

致时玳

致母亲

致赵家璧

致王冶秋

致杨霁云

致母亲

致沈雁冰

致叶紫

致王冶秋

致许寿裳

致曹白

致台静农

致内山完造

后记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复。其实是我已经病了十来天，一天中能做事的力气很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不过现在大约要好起来了，全体都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所以也请你们放心，我还没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

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莲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以下，答复来问——

一、不必改的。上海邮件多，他们还没有一一留心的工夫。

二、放在那书店里就好，但时候还有十来天，我想还可以临时再接洽别种办法。

三、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四、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的。

我的女人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我的母亲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迅上十一月十七日

【评点】

对于文学家们的变化无常，鲁迅早在1931年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就有所描述，可以参看。他在那篇文章中说：“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象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受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鲁迅认为，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这样的作家，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容易把革命写歪。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信并小包两个，均于昨日下午收到。

这许多东西，海婴高兴得很，他奇怪道：娘娘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老三刚在晚间来寓，即将他的一份交给他了，满载而归，他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的。

给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的病一样的。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至于广平海婴，都很好，并请勿念。

上海还不见很冷，火炉也未装，大约至少还可以迟半个月。专此布达，

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海婴随叩十一月十八日

【评点】

鲁迅给他母亲写信，难得说及自己的窘迫状况，以免老人家担忧也。这次因病，不能不说一点，也说得较为轻松。为了使母亲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拿她熟悉的事情作比方。比如，说现在的病，就以在北京时生病的情形作比，说目下的处境，则拿当年绍兴老家的情况作比。“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这个比喻极妙，有如《红楼梦》里凤姐所说的：大有大的难处。鲁迅之所以摆脱不开那些琐事，总是要打杂，时间被割碎，即此之故也。

致孟十还

孟先生：

五日函奉到。外国的作家，恐怕中国其实等于并没有绍介。每一作家，乱译几本之后，就完结了。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集。《战争与和平》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大胆。

计划的译选集，在我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梦而已。近十来年中，设译社，编丛书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拚命的做，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我曾在神州国光社上过一次[一次]大当，《铁流》就是他们先托我去拉，而后来不要了的一种。

《译文》材料的大纲，最好自然是制定，不过事实上很难。没有能制定大纲的元帅，而且也没有许多能够担任分译的译者，所以暂时只能杂一点，取乌合主义，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

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塞满全张的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算稿费论页，已由我们自己决定了，这回是他们要插画减少，可惜那几张黄纸了，你看可气不可气?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版，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据他们说，现在《译文》还要折本，每本二分，但我不相信。

此布，即颂

时绥。

迅上十二月六日  P423-427

近年来，批评鲁迅的文章很多，影响亦复不少。有些人还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修理鲁迅”。“修理”是个老词，这里却是新用，意思是要彻底否定。不过我在审阅这些批评文章时，发现口气很大的诸位否定论者，其实都并没有细读鲁迅，他们大抵根据一种流行观念，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就信口开河地批评起鲁迅来了。这叫做“跟着感觉走”。如果轻信这种批评，岂非跟着感觉的感觉走？

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应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要独立地进行思考，就必须对材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只有独立地进行研究之后，这才能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那么，要准确地评价鲁迅，就必须认真地阅读鲁迅的原著。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鲁迅，去年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延着这条思路，今年我继而评点鲁迅书信。鲁迅书信是否定论者最看不上眼的东西，他们根据流行观念，认为只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才是文学的正宗，杂文就是庶出的了，或者简直不算文学，更何况书信。他们以为私人间的通信，总是琐琐碎碎的东西，微不足道。其实这也是因为不读原作而产生的想当然耳。鲁迅的书信当然也有一些事务性的内容，但却有很多思想价值极高的篇幅。如《两地书》第一集中的信，大都是就许广平的提问，对于人生道路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补充了杂文中的未尽之意，而更有所发挥。如在“人生”长途上碰到“歧路”和“穷途”时所取的态度，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看法，以及“壕堑战”思想的提出，等等，都很重要。在给别人的书信中，这类真知灼见也很多。如1935年10月20日致孟十还信和29日致萧军信中，在比较了中外两篇评论戈果理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之后，指出中国的评论者不了解外国的实际情况，脱离了当时的具体环境，而作出了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并且说：“我因此颇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应该多译点外国人做的评传，给大家看看。”这不但印证了他在《题未定草》（七）中所提出的要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批评方法，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悟到产生现今酷评家的文化渊源。有时，即使是断简残篇，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如尤炳圻在1936年8月出版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的《译者附记》中，曾引述了鲁迅给他信中的话云：“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实际评价，也可以了解他不遗余力地揭发国民劣根性的真实意图。鲁迅生前，就有人说他多说中国坏话是卖国主义，是虚无思想，鲁迅死后，还有人指责他过多地揭发中国的黑暗面是消极行为，其实，他这样做，却正是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鲁迅书信中所写，有时看似个人间的纠纷，其实却反映出一些重要的社会矛盾，或者是体制中的某些问题。如他在厦门给许广平、章廷谦诸人的信中，常道及厦门大学中的人事纠纷，其中就反映出许多学术体制、人事机制中的弊病，和急功近利领导思想所带来的危害，而这种弊病和危害，却至今尚存在于学界之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鲁迅这些隐藏在貌似个人纠纷之后的重要思想，也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又如，1935——1936年间致曹靖华、胡风、萧军、萧红、台静农、杨霁云、王冶秋、姚克诸人的信中，常谈及左翼文坛内部的矛盾，后来人们常把这一矛盾归结为“两个口号之争”，这自然也有文字上的根据，单就鲁迅而言，就发表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何况对方还有许多煌煌大论，但细读鲁迅的书信，却发现他在信中基本上不谈两个口号问题，所谈的主要是对周扬等人领导作风和个人品质的意见，说他们是工头、元帅，手执皮鞭抽打工人而自己不做工，驱赶士兵去冲锋而自己却躲在铁板后面，批评他们许多重要事情都不商量，内部刊物也不给同仁看，还常常在背后放冷箭，一有题目就拿大帽子压人，等等。而且，就时间上看，矛盾的起始和激化，都比两个口号的出现要早得多。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信息，对理解鲁迅晚年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发展，对剖析中国文坛所存在的深层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其实，他对于左翼作家联盟，从一开始，评价就不高，这可以从左联成立大会刚开过不久的1930年3月21日致章廷谦的信中看出，信中说：他“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则建议萧军不必加入左联，说是：“一到里面去，即将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更是耐人寻味。

由于鲁迅的书信当初是并不准备发表的，因而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写得随意，不但将自己的心情表露得十分坦率，而且对于人事的批评也毫无遮掩。有的学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是在书信中却总是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将此等书信编入。而鲁迅的书信，虽说也间有应酬之作，却并无此种大而无当的颂语，不要说对旁人的评论毫不客气，就是对于收信人的人品和作品，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何所赞成，何所反对，了了分明，绝不虚美，绝不谩夸，这才是率真之语，从中才能看出事物的本相。但鲁迅却因为直言而得罪了许多人，可见他虽号称“世故老人”，其实却很纯真，正如他在《补白》中论及《鬼谷子》时所说，这本书中的一些计谋，其实是今之常态，“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从鲁迅的书信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他的认真、率直的性格来。他的许多烦脑，也是由此而来。而这种认真、率直的性格，和由此引起的烦脑，当然不能为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所理解。

鲁迅的文章，一向很少改动，这是因为他总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的缘故。他的书信更是如此。但是，在《两地书》出版时，却对原信作了很多的改动，特别是第二集，即在厦门所写的一部分。除了修辞上的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内容上的增删。这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人事关系，有些话在当时不便公开发表，所以删去，而有些事则需要突出，要讲得透些，故也有所增补。这样，《两地书》就有了两种版本：经鲁迅修改的公开出版本，和未经修改的手稿影印本，到底用哪一种版本来评点，却使我颇费思量。在文字上，修改本明显优于手稿本，不过用修改本来评点，则删落的许多重要内容就反映不出来，若用手稿本来评点，虽能看到书信的原貌，但哪些内容是后来被删落的，又看不出来，如要照顾到两个方面，就得用两种版本来加以比较。所以最后决定原文仍用修改本，而在评点中对照原信，将重要的增删部分列出，使读者知道鲁迅到底删掉些什么，增加些什么，这样也许比较全面一些。如果单从修辞上着眼，来看《两地书》的修改，的确是有利于揣摹文章，学习写作技巧的。鲁迅有一篇题为《不应该那么写》的文章，就建议有志于创作的青年，可以从大作家的未定稿中去学习，亦即从不应该那么写中去学习应该怎么写。但我的评点，重点不在于此，所以有关修辞上的改动，大都略而不论，却着重将内容上的增删点出来，使读者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看法，和修改时的考虑。这对于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态会有些好处。  现在有些人喜欢对鲁迅进行心理分析，这自然比仰着头看鲁迅要好些，但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鲁迅的实际情况，只拿外国心理学的条条框框来硬套，或者以今例古，凭“想当然耳”来推论，那是无法作出确切的评价的。阅读鲁迅书信，倒是可以具体而微地体察到鲁迅的思想和心态，对于理解鲁迅和评价他的作品，都很有好处。

鲁迅勤于作札，一生所写，数量甚多，有时一天就有几封。但生前发表很少，所发表者，除为收信人所刊之外，大抵本来就是以通信形式写的杂文，如《华盖集》中的《通讯》、《北京通信》，《华盖集续编》中的《上海通信》、《厦门通信》、《海上通信》，《而已集》中的《答有恒先生》，《三闲集》中的《文艺与革命》、《通信》、《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中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关于翻译的通信》，以及《且介亭杂文末篇》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只有《两地书》，是鲁迅自己结集，公开出版的私人通信。

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在1937年6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影印本《鲁迅书简》，收六十九封书信；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没有收鲁迅书信，直到1946年10月，才由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书简》排印本，收八百五十五封书信和断片三则；1952年1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鲁迅书简补遗》(致日人部分)，收八十八封，吴元坎翻译；1956—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最后两卷是《两地书》和《书信》，但所收书信却少了许多，《第九卷说明》中说：“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八百五十五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三百一十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三百三十四封。”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为了删去指摘周扬等人的重要信件，因为书信卷的出版，时值“反右运动”之后，周扬正指挥着胜利大军，挥戈前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鲁迅的地位又不可动摇，于是不利于自己的书信，就非删落不可了。

但鲁迅书信的收集工作，则一直没有停止过，到得“文化大革命”前夕，鲁迅书信手稿已收集到一千零五十四封，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因这些手稿的“遗失”和寻找，而酿成一起震撼全国的大案。1968年1月，炙手可热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被捕，许广平因担心被戚本禹调走的四箱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而心脏病发作，于3月3日不幸逝世。周恩来知道情况后，责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杨成武则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查办。傅崇碧在提审戚本禹时得知，这四箱鲁迅书信手稿是江青命他去取的，后查知，就存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中。但当傅崇碧带人经江青同意，向保管员取出书信手稿后，却被江青说成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于是酿成震撼全国的“杨余傅事件”。杨是杨成武，傅是傅崇碧，余则是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这三位手握兵权的重要人物被打倒，对全国局势影响甚大。这是江青与林彪联手搞的阴谋，与鲁迅书信的内容无关，但因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而引发，却不能不在此一提。

后经周海婴上书毛泽东，这才有1976年8月《鲁迅书信集》的出版，此书有上下两卷，共收一千三百八十一封信，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九十六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接着，是1981年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三卷是《两地书》和《书信》，共收书信一千四百五十五封，包括致外国人士一百二十二封，此外另有附录十二件，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

本书即据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书信卷，从中选出我认为较重要者，加以评点。只有一封1920年1月15日致胡适信，是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未及收入的新发现信件。书信编排，以年代为序，致国外人士的信，不另单列，亦按时间的序列插入，编号方式和某些特殊符号，则从《全集》本。如：

编号：041008，即1904年10月8日；361018，即1936年10月18日。这比直接在目录上标明日期要简便些。

原件补遗及夹注式的字句，用小一号字排；原件误字、漏字，用[ ]号，排仿宋体；衍字，用[ ]号，不变字体；存疑，用[?]号。

而评点中摘引的《两地书》原信，则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的《两地书真迹》影印本。  2001年除夕，记于沪上木石斋

2002年4月4日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