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立足于美国社会实际，从美国发展史的角度阐述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客观影响，对美国国家本质做出精湛分析,进而对美国立国和外交精神做出全面而深刻剖析，最终得出与时论相左观点的作品。书中披露了部分国外学者从宗教影响角度对中美关系和发展做出的预测,及所提出的中国与美国打交道应采取外交思路的作品。该书视角非常切中要害，分析不仅深刻到位，而且论据充分，深入浅出。虽然长了点，但慢慢看下去，肯定会有大的收获，关于美国的诸多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而且对于我们自身的问题也会有很好的启迪。

这是一本观察和思维角度皆与众不同的作品；一本对关心中国前途，关心美国国家本质，关心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学、宗教学以及关心人文精神的各界人士读后均会有所斩获的作品；一本立足于美国社会实际，从美国发展史的角度阐述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客观影响，对美国国家本质做出精湛分析,进而对美国立国和外交精神做出全面而深刻剖析，最终得出与时论相左观点的作品；一本披露部分国外学者从宗教影响角度对中美关系和发展做出的预测,及所提出的中国与美国打交道应采取外交思路的作品。

作者于2006年6月署名“于哥”将本书的部分篇章在互联网上发布，迅即引起极大反响，国内外上百家网站予以转载，使用google或者百度搜索“美国的本质”，均会有近千万项显示和更多的跟帖与评论。

有读者评论“这是两百年才一遇的好文章!”“比李敖还敖!”“十年没读书,仅读此书可矣!”“文章如此透彻、精练，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阅后有一种被电击后的清醒!”……

绝大多数读者认为，《美国的本质》分析深刻到位,切中要害，且论据充分,深入浅出，阅读之后会发现，不但关于美国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对于其他问题的思考也很有启迪。当然，也有一些批评、质疑,甚至误解。

为满足社会各界阅读全部内容的愿望，由修正文库策划，并经作者修订，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完整版。

序论

第一章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第二章 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粘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第三章 美国的外交是意识形态外交

第四章 美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基督教理念的产物

第五章 美国与欧洲的区别：基督教国家与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区别

第六章 布什主义把美国的基督教理念外交推到新的高度

第七章 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第八章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中关系的未来演变

附录 一份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对美国社会和政治影响并有助于理解本书观点的资料

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和本书的性质（代后记）

在这里，可能会有读者问：“那么，同样作为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欧洲与美国有这么大的不同，比如，在社会发展史上，同样作为基督教国家，欧洲产生了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欧洲表现出更大的务实性，而不像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

答案是：欧洲曾经是基督教国家，但已经世俗化了，仅仅是基督教留下了很大影响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基督教在欧洲已经衰落，世俗的观念、理性观念逐渐占统治地位。

而美国没有世俗化，仍然是一个由基督教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化国家。

这种世俗化与非世俗化的差别，是欧洲与美国在社会发展史上与对外政策上有所差别的主要原因。

欧洲国家一直被认为是与美国同样性质的基督教国家，其实不然，欧洲近几百年以来，逐渐开始了脱基督教化，开始了世俗化过程。现在，欧洲国家多数都只能说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就是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基督教影响，但信仰已经完全衰落。

欧洲国家曾经是基督教国家，比如，虽然基督教起源于亚洲，但发展壮大却在欧洲，给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新教改革也肇始于欧洲。甚至如前所述，欧洲众多国家曾经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国家，基督教长达千年统治欧洲政治、文化，统治着欧洲人的灵魂。但是，世俗化的进展彻底地改变了欧洲的面目。

欧洲的世俗化开始于近代。

由于天主教长期在欧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加以与政权结合而产生的种种弊端，自中世纪起，天主教就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基督教内部的改革派的挑战，另一个是世俗的脱宗教化的挑战。

基督教内部的改革派的挑战是基督新教运动。也就是以路德和卡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众多的欧洲国家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束缚，并对基督教做了新的诠释。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基督教，就是新教。

世俗的脱宗教化的挑战是在天主教实力最强大的地区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主张复活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化，这两种文化是基督教统治欧洲之前的世俗文化，肯定世俗享乐的正当性，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张扬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反对基督教的神本主义。

到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文艺复兴代表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世俗主义。

科学的发展，也让人对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产生了疑问，让人在自然面前产生了自信，降低了对上帝的依赖和信求。

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加速了人的世俗欲望的增长,削弱了人对彼世和精神的兴趣。

欧洲于是开始了世俗化进程。这个世俗化进程随着科学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主流运动。

在近代，欧洲产生了大量的反基督教思想家。比如法国的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尼采、施特劳斯、马克思等等。

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说上帝死在了欧洲的科学和理性面前。尼采把基督教看作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自我安慰，看作是弱势群体在无法实现自己愿望时的一种自我解脱。

德国世俗历史学家施特劳斯写了部《耶稣传》，对耶稣是否历史上真有其人提出了疑问。他试图从近代科学角度和近代心理学角度论证，基督是一种幻象，基督时代的种种神迹全是当事人心理暗示的结果。他说，耶稣死后，弟子处于一种激动状态时，歇斯底里发作，才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施特劳斯说，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看到的神迹也是对自己长期迫害基督徒而产生自责心理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认为，宗教是人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产生畏惧感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随着科学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宗教必然要在人类生活中消除。

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干脆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不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达尔文理论由于以科学的姿态出现，因此，给欧洲基督教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

在近代的欧洲，反基督的思想、唯物论以及进化论，几乎成了民众意识以及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一种时髦和进步的象征。

文学界的作品也注重于反映人本身。试图脱离宗教来反映人性。这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都带有反基督教色彩和强烈人文主义色彩。雨果、巴尔扎克及20世纪初活跃的茨威格等是其代表。 

与这种思想界与民众意识的世俗化相呼应的,是欧洲的世俗化政治运动的产生。

在近代，欧洲的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以世俗化和反基督教为特征。

欧洲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俗化、理性化和反宗教是其特点。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法西斯纳粹主义运动，是近代欧洲世俗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尼采的反基督思想、偶像崇拜式样的超人思想、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种族论等世俗化反基督的理论都在纳粹运动中受到追捧和喝彩，成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基础。

P123-125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在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皋。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国家外交的目的与实质。它尤其是适用于世俗化国家。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的控制的国家，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宗教从来没能够起到过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作用，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以及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的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建交，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一直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作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人交往时也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若干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尤其是宗教国家，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的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与一般世俗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意识形态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一直把人权的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美国人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甚至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会晤中也非常认真不做作地提出人权问题。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似乎解除北朝鲜核威胁这种现实利益与北朝鲜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国民同样紧迫同样重要。  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旨在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还将宗教自由当作它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1998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宣称美国政府把“宗教自由当作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苏丹政府被美国认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制裁苏丹几十年。当布什听说在北朝鲜存在着迫害基督徒现象时，不顾外交影响，对记者脱口而出“我极其讨厌金正日”。

再往以前看，就会发现，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以前美国的外交也是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而不遵循利益伦原则。比如说，二次大战美国的参战，就不是一个利益论能够理清的行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占上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来共同瓜分世界，当时的德日两国出于对美国国力的畏惧也有这个企图，因此多次向美国示好。但美国还是站在了民主主义这一边，参与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从利益考量来讲，美国对二战的参与方式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符合利益原则的行为。

这种人权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权利外交从利益论角度来看很不明智。

首先，从利益论来讲，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其次，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人权状况以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要价。

事实上，美国因为坚持人权外交，并且因为经常将经济制裁当作实现人权外交的一个手段，结果自己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在制裁苏丹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参与石油管道铺设等项目，美国的财团也失去了相应的市场。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在与中国的几次人权外交的较量中，都曾以经济制裁来要挟中国。但经济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对华的经济制裁虽然意味着中国众多的企业失去了美国市场，但也意味着众多的美国企业将被排斥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之外。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偏重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

作为世俗化国家的学者，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喜欢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说，在全球实现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说法是一种自虐式的说法，难道民主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单从利益指向而言，民主国家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独裁国家也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一定发生冲突。实际上，是因为二战后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充当了民主国家的盟主，并对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与利益的进行了统合，才使民主国家之间得以维持太平，避免了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根本的利益冲突。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强之间的冲突，有时也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论者还解释说，美国人的人权外交实际是人权大棒，专门打向美国的敌对国，也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手段。其实这样解释不符合实际，美国也同样指责盟国如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权的不完善，并操纵人权机构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促进该国人权改善并对该国及周边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监视。比如，自八十年代起，就有许多菲律宾女郎或主动或被人骗去日本卖春，这些女郎固然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养家糊口的好处，但基本人权也遭到了蹂躏，有的人直接变成了黑社恶会组织控制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性奴隶。为制止这种现象，美国政府和人权机构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日本政府将每年给这些女郎颁发的签证由每年8万个降低到8千个，从而使菲律宾卖春女郎大为减少，这个贫穷国家少女的人权获得了保护。美国对盟国也施以人权压力的例子很多，说明人权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实际上，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起源于英国的清教徒派的思想。

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的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因此之故，美国人的外交经常表现为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实现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强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势力强大或总统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诚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两百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

促使美国采取这样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的宗教信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样才能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好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这本小册子，将说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如何起源于基督新教的，说明基督新教是如何构成美国的国家本质、以及如何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实质的，并且从美国作为基督新教国家的这一本质出发，结合现在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观点和看法，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做一个预测。

本书写完以后，先在网上抛了出来，引起了较大反响，计有国内外百家以上的网站予以了转载，并附有大量的评论。有许多评论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并感觉到承受不起，比如说本书是“两百年才遇的一好文章”，“比李敖还敖”，“十年没读书，仅读此书可矣”等等，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这些批评和质疑无疑对完善本书很有益处。

在众多的评论中，笔者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专门来属文予以回答，就是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动机，因为这关系到本书的客观性的问题，涉及到读者对本书的认识和定义。

关于本书的动机，有些读者怀疑本书是要传播新教，是在借议论美国而传播新教的好处，对此我想说的是：这是本从社会学角度对美国的宗教与社会进行客观考察的书籍，传播或宣传某种宗教并非笔者能力所及。

本书出于主题的需要，自然要介绍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流派的理论，要介绍一下这些流派和理论是怎样说的、怎样信的；同样出于主题的需要，本书也需要介绍一下这些宗教思想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影响。

笔者所介绍的，其实多数主要来源于国外学术界或社会上的一些流行看法，比如，关于资本主义与新教的关系，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与清教思想的关系等等，这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的学术界都是被嚼烂的话题，已经有无数的学者在此问题上耗过心智，打过笔仗，其中包括松巴特等大牌。笔者在文中所做的，仅仅是把它简要介绍出来而已，并非是笔者的独创，也并非新鲜的话题。

再比如，关于小布什主义与统治神学的关系，以及布什的神学与里根神学的区别的问题，这在美国的研究界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也有一些主流看法，那就是本书所介绍了的，一般看法是，小布什深受统治神学影响，里根的神学则是个人主义的神学。笔者本人无意去对里根神学或布什神学任何一种进行《抑或追捧，只介绍是如此，就够了。

笔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一个全新的看待美国的角度，介绍一个全新的分析和看待美国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角度，介绍一下美国国家的创立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美国的发展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美国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等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以及介绍一下国外一些学者从基督教与现实政治角度对中美关系的预测，等等。所谓全新的角度，其实也仅仅对中国而言是全新而已，在一些国家，这个角度和书中所介绍的一些看法，都被当做惯常的角度，或者是常识。比如，如果你要说美国的总统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可能在别的国家都没人反对，伊斯兰国家反而会对你大加表扬，说你道破了美国的实质。美国人也不会反对，不信你查一下美国大使馆的网页，他们用中文简体写着：“美国之所以伟大，与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信仰基督教或追求基督教理念有关。”再比如，如果你说基督教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很大，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别的国家的人，也都不会反对，因为仅仅看美国的那些牧师对选民的影响，就足够了。美国人口的60％的人每周都去教会，教会的牧师就是他们的“政治委员”、思想顾问，牧师与时政的评论、与选民的选票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总统候选人们都在盯着这些广袤的票源。你看那位葛培里牧师，因为有着广大的信徒，从卡特开始，就是白宫的座上宾，每一位总统都以认识葛牧师而自豪，并且因此增加了众多票数。关于选民的宗教趋向与选票走向的关系调查资料比比皆是，一些结论也是外国的常识。

但在中国，至少从网上的反映看来，本书提供的这些视角确实是新鲜的，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也是颇能刺激和震惊人的，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或反对，甚至是叫骂。包括去了美国的中国人士，这与中国学术界的长期的闭关自守、一言独大的特点有关。

其实，对于本书，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是作者的长期的一点读书笔记或者一点点心得。  笔者在大学和博士课程期间，主要研究的就是宗教社会学。主要的攻读方向是众所周知的那位德国的韦伯。韦伯的所有著作中，他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宗教与政治的互相影响，是很多国家尤其是有着深厚宗教传统国家的学术界一直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也是笔者所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美国的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在全世界也一直引人注目，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素材。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笔者也阅读了大量的此方面的资料。这本书，基本上是笔者近些年读书笔记的一个整理，如果有一点自己的东西，那就是添加的一点点心得。比如，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关于路德·金的黑人维权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关于美国对华外交的基督教因素，关于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的感觉和认识等等，都属于心得之类。

所以，对于本书，比较中道的看法是，把它当做一个社会学家对美国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所做的读书笔记和心得，或者夸而言之，是一个这方面的考察。

有些讨厌基督教的读者也对此书显示了不快，其实大可不必。你可以讨厌基督教，但不可以忽视本书所揭示的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深受基督教影响这一事实。闭眼不看是不太明智的，这将会妨碍你或我们国家与美国这个当今的巨无霸打交道，而会使你或国家的利益受损失；相反，如果去看并且因此发现了一些与它打交道的有益方法，则会使你和国家受益。比如，在“文革”的时候，英国的商人们来中国时，在他们的提包中都揣上一本红宝书，在商业洽谈时经常拿出来读一读，这让当时的国人大加赞赏，也让英国的商人们捞了便宜。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仿效他们比闭眼不看要高明一些。

其实，在看清这个事实之后又能从这个事实中找出点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聪明方法，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笔者也可以窃以为喜了，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偷着乐了。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特地向为本书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一些前辈和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本书出版公司的金刚编辑、韩东言董事长，我写作的老师和前辈史铁生老师，我的朋友主持人张越，评论家作家何东，华夏出版社陈希米老师，以及香港三联书店的陈翠玲总编等等，他们不一定赞成我的观点，但他们对我观点的宽容以及很有指导意义的批证，却使我受益无穷。

于歌，于北京2006年9月19日

著名作家史铁生：

诚实是看待一切事物的起点，之后必要的是理性。

——写书如此，读书亦如此。

著名主持人张越：

对抱有成见的人来说，“回归常识”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本看似通俗浅近的书，却能考验我们的勇气。

著名自由评论人何东：

真正让人看明白美国的一本好书，平常却很有说服力。尤其是关于新教的意义，以及新教对近代文明的影响的论述，格外令人着迷。

日本共生株式会社董事长、共有企业联合会会长藤村明：

这在中国将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书籍，在日本同样也有启发意义。克伦威尔创始的清教革命影响深远，在今天仍然通过美国这个国家影响着世界。作者把这一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讲得通俗明白，尤其对美国经济的把握，应该反映了客观实际，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分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