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周振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分为欣赏与阅读编、写作编、修辞编、风格编以及文艺论等五个部分，结合古代诗词评论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写作立意、风格、修辞手法等作了系统的归纳与论述。全书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为人们阅读和鉴赏古代诗词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法论。

本书从历代诗话、词话和诗词评中选录具有独剑见解的段落二百六十余则，按阅读、写作、修辞、风格四个方面(其下另列七十五个小标题)归类编排。全书的重点是联系这蝗诗话、词话和诗词评中谈到的历代著名诗篇，进行分析比较，论其艺术上的高低得失，详加发挥阐述，引导读者扩大视野、开阔思路，体会诗歌立意构思之巧、遣词用字之妙，从而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同时为新诗的创作提供有益的经验。

阅读

仔细理会

比较

回环解释

求用意

分别看

找问题

找渊源

去成见

分因革

辨流别

求出入

设身处地

因声求气

写作

文德

立意

一意求

画龙点睛

解蔽

本色

体物

炉冶与造像

写生

从活处看

登临四望

开合

擒纵

宾主变化

顺逆

从一到多

激射

以退求进

模仿与脱胎

记言与代言

驳辩

辩证

抑遏蔽掩

假设

借讽

破体

开拓

暗中呼应

用笔

抬高跌重

虚实

事中见意

断处皆续

细节

开头

承转

脉络

结尾

小说笔法

模山范水

修辞

比喻

听声类形

引用

对语

奇偶

排比

互文与侧重

设彩

阶进

层叠

垫高拽满

集散

称谓不一

质语

删节

映衬

点染

比较

错综

讽喻

笔具四面

风格

刚健

柔婉

平正

奇特

峻峭

明决

绮丽

繁丰

细密

疏淡

疏密

繁简

雅正与奇变

诙谐

再就朱熹举的那个例子说，那个士子对《关雎》这首诗中某些词的解释还不懂，却借用孔子的话来蒙人。在那时，孔子被尊为圣人，圣人的话被奉为真理，谁也不能怀疑，怀疑了就是非圣无法，所以朱熹不敢驳他。这当然是一种迷信，我们早已破除了这种迷信。不过对孔子的话也可以仔细理会，看看是否符合实际。那就不妨对这八个字来理会一下。

《关雎》是《诗经》中的第一篇，这篇怎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这是说，“乐而不淫”即高兴得不过分，“哀而不伤”即悲哀得不过头。那个君子向淑女求婚，没有求到时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悲哀而不过分；求得了，用琴瑟钟鼓的音乐来使她高兴，高兴得也不过分。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即为什么“哀而不伤”?原诗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即没有求得时，Ft夜想念，想念得绵绵不断，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里只说想念得深切，没有悲哀的意思，为什么说“哀而不伤”呢?看来朱熹的解释并不符合诗意。再看《毛传》的解释：“《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这是说周衷王的王后，要求这个淑女来配给文王(当时实行多妻制)，她担忧不能进贤女给文王，不是因为淑女长得美。她为淑女不能得到好丈．夫而悲哀，想到这位贤女，为贤才不能进于文王而悲哀。“哀而不伤”的哀是什么意思呢?是为窈窕淑女而哀，为贤才不能进用而哀。这就扯得更远了，诗里根本没有“哀窈窕，思贤才”的意思。

后来刘台拱在《论语骈枝》里把这话讲通了。原来《关雎》是指《关雎》这组诗的音乐，音乐是三篇为一组，即《关雎》《葛覃》《卷耳》这三篇的音乐成为一组，就称为《关雎》。《关雎》写君子求得淑女而结婚，《葛覃》写妇人准备回家探望父母，所以乐调是乐而不淫；《卷耳》是写妇人怀念在外远行的丈夫，诗里有“维以不永伤”的话，所以乐调是哀而不伤。《论语‘泰伯》引孔子的话：“《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是音乐的末一章。这说明孔子讲《关雎》是指音乐说的，不是指《关雎》这首诗的文意。经过这样仔细理会，那么那个士人说《关雎》这首诗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哀而不伤”来指《关雎》这首诗就更加不对了。 

不论读一篇文章或读一部书，要是没有读懂，就借用别人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或这部书，即使别人的话是对的，对他说来还是不行。因为别人是从全篇或全书中得到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可以同全篇或全书的内容结合起来的。没有读懂全篇或全书的人借用别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他说来，不能和全篇或全书的内容相结合，还是要不得的。

有一个时期，中学老师讲语文课时，强调这课书的主题或主旨是什么。因此学生对课文的主题或主旨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学生对于课文中较难解的字或句子却不懂，那么他所讲的主题或主旨，不是从理解整篇课文中得来的，而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因此，这个主题或主旨还不能够跟全篇中有些不懂的话联系起来，那样读书就不是朱熹说的仔细理会，而是他所说的“空言无实，不济事”。

         比 较

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

是读书不到疑处耳。将精义诸家说比并，求其是，更定有

合辨处。(朱熹《朱子语类·论读书》)

读书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几家讨论同一问题的话会合起来看，看看哪一家说得对，对在什么地方，加以辨别，这比随便读过要印象深刻些，也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在辨别几家不同的论点时，也可探索一下这些沦点是怎样产生的，对这几家的理解也可深入些。  这里试用《天说》来作例。柳宗元写了《天说》，提出了韩愈和他两人对天的不同看法。刘禹锡写《天论》，又说了别一种看法，文中还提到世俗的看法。这几种看法都可供比较。

世俗的看法，《天论上》说：一，“拘于昭昭者，则日：‘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俫(招来)，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状明白)以宰(主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这是相信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二，“泥(拘泥)于冥冥(指天无知)者，则日：‘天与人实剌异(指不一致)，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苦菜)，未尝择善；跖踽(盗跖、庄蹻，是古代起义人物)焉而遂(成就)，孔颜(孔予、颜渊，被称为圣贤)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这后一种看法认为天是无知的，不能赏善罚恶，一切出于自然。

韩愈的看法，接近于以上的第一种，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赏善罚恶。但他又看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天说》)，即恶人享福，好人遭殃。那又怎样解释呢?宗教家说，恶人前世做了好事，所以今世享福，好人前世做了恶事，所以今世遭殃。但韩愈又不信宗教，所以他想出一种怪论：

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

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生长)之者，

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

林……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

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

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皆)不能

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

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他认为人们开荒、砍树等活动是破坏天地，比虫的破坏物更厉害。灭掉虫对物有功，让虫生长对物有祸。因此残害人的对天有功会受赏，让人增殖的加重对天地的破坏，对天有祸，会受罚。他这样说，主要的毛病在相信天会赏功罚罪。又看到恶人享福，善人遭殃，就把人们讲的功罪颠倒了，以害人为对天有功。

P2-5

       开头的话

《诗词例话》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再由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五南出版前，嘱加补订。因念拙编《诗词例话》所采择的，诗话多而词话少，因此在补订时，增加了词话，除采自《白雨斋词话》《词概》《复堂词话》外，还引用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及俞陛云先生的《两宋词释》。

            一

《诗词例话》是从诗话词话和诗词评中选出来的。由于诗词的创作积累得多了，就有专论或漫谈诗词的书，诗话词话和诗词评是其中的两类。最早的诗的专论是南北朝时梁钟嵘的《诗品》，诗的漫谈是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最早的词话当推宋王灼的《碧鸡漫志》。有关诗话的书，有宋朝阮阅编的《诗话总龟》，胡仔编的《苕溪渔隐丛话》，清朝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28种，1916年丁福保编的《历代诗话续编》28种，1927年他又编的《清诗话》43种，1934年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60种。没有编进上述丛编的著名诗话词话还有很多。诗词评像元朝方回编的《瀛奎律髓)，附有纪昀的批语，明朝钟惺、谭元春评的《唐诗归》，清朝朱彝尊、纪昀、何焯批的《李义山诗集辑评》，1931年唐圭璋先生辑评的《宋词三百首笺》等。本书主要是从上述各书中选取极少的一部分编成的。诗话词话里包括的方面比较广，像诗人轶事，考证故实，评价作者，讲究诗词的渊源流变，研究声律等等，这些部分这里都不选。这里只选结合具体例子来谈诗和词的话，所以称为《诗词例话》。

我国有许多古今传诵的诗词，这些名篇都经过千锤百炼，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是我们对这些诗词，有的不了解它们的时代背景，有的又有语言的隔阂，有的不了解它们的表现手法，不能作深入的体会；怎样提高我们的欣赏力，怎样从这些名篇里取得借鉴，就成为我们在阅读古今传诵的名篇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诗话词话和诗词评的作者，有的是诗人，有的是诗词的研究者，听听他们谈古今名篇的话，或许对我们可以有所启发。举例来说，诗话词话里也讲修辞手法，讲得比较深细。像洪迈《容斋三笔》里讲博喻，沈德潜在《说诗啐语》里讲互文，王夫之在《薹斋诗话》里谈反衬，这些，在一般讲修辞的书里是不谈的。所以听听这种讲表现手法的话，对理解古典诗词是有帮助的。

再就诗话词话里谈到欣赏和阅读说，谭献在《谭评词辨》里指出对诗词的理解，有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里指出“断章取义则是，刻舟求剑则大非矣”。就是读者从诗词的形象里引起种种联想，这种联想是一件事，怎样解释诗意是另一件事，这两者不可混淆。因为读者的联想可能并不符合诗的原意，所谓“作者未必然”。有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就是从这里来的。假如我们知道了这点，那么有些误解就不会产生了。

           二

诗话词话里讲的，不光对欣赏和写作诗词有帮助，还可通于其他样式的作品。比方上面提到的博喻，《容斋三笔》里指出韩愈《送石处士序》里就运用这种手法。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也可看到这种手法。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里称赞革命青年作家殷夫的诗，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连叠用六个比喻。高度的思想，生动的形象，博喻的手法，构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再像诗话词话里讲的仿效和点化，颇有推陈出新的意味，所谈的内容就不限于诗词。其中谈到有些意境和写法的继承发展，有从赋到诗的，有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到诗的，有从诗到戏曲的，已经关涉到各种体裁。比方讲到各种各样的仿效和点化：一种是就前人的意境加以点化，使它更具体、更丰富、更生动，这也就创造出更动人的新意境来；一种是把前人讲的意思，加以集中概括，提炼得更深刻、更尖锐、更凝练，因而更激动人心；一种是自己有意境，借用别人所描绘的景物来丰富自己的意境；一种是借用前人作品的结构或个别词语，内容和意境却是全新的；一种是从不同风格不同体裁中借用个别内容，改造它的风格，纳入新的体裁中(详见“仿效和点化”)。

诗话词话中谈到用词的精练，也谈到各种修改的例子，这对我们提炼语言也会有所启发。创造形象的语言需要加以提炼。怎样把语言写得有形象、有情感，怎样通过语言去概括生动的哲理和诗意，怎样写得简洁、含蓄，句子短而有力，在诗话词话里就接触到这些问题，其中所谈到的例子，尤其包括在“精警”“修改”“含蓄”中的，更可供我们借鉴。

诗话词话里接触到的问题，有些也不限于诗词，比方作品应该怎样反映生活，“完整和精粹”里就接触到这一问题；怎样写才能真切动人，在“逼真和如画”“隔与不隔”里也接触到这些问题；类似这些都可供我们探索。诗和文可以相通的地方更多。由于诗话词话写得比较简练，有时不够具体，因此在解释里，问或也引了谈文的例子来互相参照，便于理解。像在“复叠错综”里引了顾炎武谈文章繁简的例子，“风趣”里引了林纾谈《汉书》中的例子等。再像在“境界全出”里接触到通感的修辞手法，这是以前讲修辞学的书里没有谈到过的。以上这些，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

           三

从诗话词话里借鉴前人论诗词的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粗浅地说来，似有三点。一是摘句。鲁迅先生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鲁迅全集》6卷339页《(题未定)草》六)鲁迅先生指出摘句的两种毛病：第一种，摘出几句诗，用它来说明作者全部作品或作者这个人的风格特点。比方摘出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来，说明陶渊明全部的诗和陶渊明这个人都是飘飘然的，这样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讲法，自然是不正确的。因为陶渊明在《述酒》和《读山海经》这些诗里，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句子。第二种，摘出几句诗，用它来说明全篇作品的风格特点，有时也有片面性的毛病。诗话里谈诗，往往采用摘句，尤其是谈到长篇，从修辞角度来谈，更其喜欢摘句。因为作者要谈的不是全篇，而是其中某几句的修辞手法。谈诗中某几句的修辞手法，与鲁迅先生上面指出谈作家的全部作品或全人或全篇作品的风格不同，自然可以摘句，像初唐诗里的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说明他用蝉来比自己，这样的摘句还是可以的。即使这样，在引用这些诗话时，还是要注意全篇，防止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两种毛病。比方在“精警”里引了《东坡志林》，谈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谈到杜甫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说其中的“见，，字和“没”字用得怎样好。这里虽然摘句，并从句中摘字来谈，但我们在说明里面，还是联系陶渊明《饮酒》之五(即“采菊”那一首)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考虑，结合摘句的上下文来说明“见”和“没”这两个字确实精练。总之，在引用诗话来说明各种手法时，尽量注意避免以偏赅全的说法。

二是彼此矛盾。诗话里往往发挥作者对于文学批评的见解：这些见解有的是互相矛盾的，有的是后者要纠正前者论点的偏颇，但后者的论点也不免偏到另一方面去的。这出像清朝的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有可取处也各有不是处，结合诗话来谈这些问题时，就能够看到的，对它们的可取处和不足处都作些说明。再像诗话词话里谈到具体作品时，有时对同一作品作出不同评价，有时把几篇作品比较优劣，这些评价有时也各不相同。像对瀑布诗和梅花诗的讨论。本书试指出哪种说法比较正确，提供读者参考。  三是错误。古人写诗话往往凭记忆，因此，有的引用有错误，有的事实有出入。比方把杜甫《秋兴》的“香稻啄余鹦鹉粒”说成“红豆啄残鹦鹉粒”(见“侧重”)。王维是盛唐诗人，李嘉祜是中唐诗人，却说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是抄袭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见“描状”)。类似这些，看得到的，在说明里把它指出。至于议论不正确的，也就看到的作些说明。

最后，谈一下这次的修改。本书初版于1962年，这次重印时主要是作了一些补充，有“形象思维”“赋陈”“兴起”，在比喻方面补充了“喻之二柄”“喻之多边”，也就是对赋、比、兴都作了补充。还有清朝的四派诗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在《例话》初版里原来已经接触到神韵说，这次就把这四说都列入。不过这里谈到这四说，只是结合具体例子就欣赏和写作方面作一些粗浅的说明，不是对这四说作全面的探讨，所以还是列在例话中。对“形象思维”和这四节，都请钱锺书先生指教，作了不少修改。钱先生还把他没有发表过的李商隐《锦瑟》诗新解联系形象思维的手稿供我采用，在这次补充里还采用了钱先生《管锥编》中论修辞的手稿，谨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