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雷日科夫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回忆和反思，对俄罗斯现状的思考和评述。作者详细介绍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情况、改革失败的原因和苏联解体的经过，阐述了对当前俄罗斯形势的看法以及俄罗斯摆脱危机困境的出路。书中所述观点虽属一家之言，但是对于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改革的真实内幕、苏联发生剧变乃至解体的原因，了解当前俄罗斯的情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尼·雷日科夫曾直接参与戈尔乔夫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因在改革方针上同戈尔巴乔夫发生分歧，于1991年1月“退休”。

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始终折磨着尼·雷日科夫。他在这部书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向世人披露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和苏联解体的经过，同时对原来的体制进行了认真的、冷静的分析和反思，对当前俄罗斯的形势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致读者

序

第一章 憋闷

第二章 开端

第三章 昏暗之年

第四章 终于有了名分

第五章 禁酒运动

第六章 政府的最初措施

第七章 关于党

第八章 我不认为自己的党有罪！

第九章 切尔诺贝利悲剧

第十章 大踏步前进

第十一章 祸不单行

第十二章 经济问题堆积如山

第十三章 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

第十四章 公开性的考验

第十五章 道德与政治

第十六章 关于政权的思考

第十七章 啊，时代！啊，道德！

第十八章 平地民主义的毒药

第十九章 通往市场之路

第二十章 恶性循环

第二十一章 “休克疗法”的破产

第二十二章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第二十三章 人民政权的终结

第二十四章 摆脱困难有出路！

第二十五章 最后，谈谈爱

译后记

首先必须活下去。

必须闯过心肌梗塞这一关，必须活下去。第一步哪怕是战胜虚弱无力，恢复知觉也好。我躺在病床上：右手扎着输液的针头，左手也绑着一种叫不出名的“可爱的东西”，头都不能抬一下。只能老老实实地躺着，完全与世隔绝，就像国家总统后来一再表白的，他在天堂般的福罗斯的处境一样：电话、广播、电视全都哑巴了。而医生护士们仿佛达成了默契，只重复着说：您不能激动，您需要静养。

几个月之后，当我以俄罗斯总统候选人身份，被迫投入快节奏的竞选活动时，某些很讲民主的报纸居然登出了这样的马路奇谈：雷日科夫真的得过心肌梗塞吗?瞧他在电视上的那副精神，每天发表演说，还周游全国呢!甚至还引用几位患过心肌梗塞的病人的来信，愤怒地说：三年前我得了心肌梗塞，至今未愈，而这位……仅仅出于最起码的礼貌才未说出“雷日科夫在装病!”在公开性时代，已无礼貌可言，在许多记者以及不仅是记者看来，公开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我活过来了，痊愈康复并努力忘却疾病，这难道有错吗?为什么要这样搞，问问医生岂不一清二楚。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列举我的病历、心电图和化验单，可是，委婉地说，恐怕不是每一位读者都感兴趣。

我只说一点，患病初期的确不妙，不是一般的不妙，甚至有点可怕：这也许是因为，我一辈子除了感冒，还从来没生过病，从未体验过卧病在床的滋味。所以我无条件地听从了医生的吩咐，毫无反抗地同他们达成“默契”，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我被隔离之后，她就想闯进病房看望，哪怕看10分钟也好，——也不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

总之，度过特别严重的最初几天之后，医生们肯定地答复说：再过一个月您就能自己走出医院了。我相信这话。果真，一个月之后，怀着对所有用学识、经验、关怀和人道主义延续我生命的人的难以言状、终生不忘的感激，我出院了。此外，我深信，我之所以能够康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极其忙碌、极为美好地度过了极其忙碌、极其美好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该厂锤炼了我强健的体魄，我没有时间生病，也没有学会生病

本来，不值得为我的病情耗费这许多笔墨，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有人在需要时还不时地端出这道并不新鲜的菜肴。而在我康复的那些日子里，妻子给我往医院带来的是大量友善、感人的信件和电报。写信人分布在苏联各地——有老有少，有熟有生，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接收地址基本一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我珍藏着数千份这样的电报和信件，它们在我一生中大概是最困难的时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我是12月25日夜里住进医院的。过了两个星期，即1991年1月10日，主治医生来到病房，试探性地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来探望您?”

问题提得真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从未如此客气过。

“这不由我做主，”我答道，“您来决定：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

然而我心里却想：越早越好。我坦诚地认为：即将进行的谈话对他，对我都是不愉快的，却又是不容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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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即使在日常琐事上，也是难以预料的，而正是它们的叠加交织和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

1991年……对我来说，如今一切都变了样。至今我还习惯不了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一个辞了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个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天都是早饭，中饭和晚饭，报纸，电视和图书。诚然，书是比从前读得多了——案头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当代和古代的诗人及散文作家的著作，还有厚厚的杂志，真是应有尽有。去林中漫步——也不是坏事，而从前却只能呼吸部长会议会议室里的空气…… 与孙辈交往的乐趣并不常有：他们住在莫斯科市内，我与妻子则在郊区，只有休息日才得以相聚……

现在，一种无法习惯、生疏多年的沉寂，正无处不在地环绕着我。电话铃声不响了，众人熟悉的“雷日科夫式”的争分夺秒的生活方式不见了，无穷无尽的会见、商谈和会议也都成了往事。紧张得不可思议的工作，就像空气从气球中挤出去一样，已从生活中剥离出去。可几位同事和朋友冲破了这片沉寂，一如既往地向我征求意见，打听我对每日大事的看法，并以极富同情心的方式，在他们的总理身处逆境之际，直接给予了支持。另一些人则小心谨慎地捎来问候与祝福——毕竟前总理已经失宠…… 但也有极少数人，这种人毕竟是存在的，他们示威性地停止了一切来往，开始向记者们抱怨，说我如何对他们不公，而戈尔巴乔夫又如何拯救了他们……

应该适应这种从童年时代起就不曾有过的新的节奏，恰好可以趁机反思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主持政府工作的那几年。我无意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报纸和电视交给社会舆论的法庭——它们在我最后一年的总理任期内，给我的创伤至今仍在流血。因此，对往事的思考、分析仍限于家人和密友的范围之内。

我的生涯中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想，我的行为对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何种影响，我本人，还有和同事们一起，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未能实现，哪些令人欣慰，哪些令人惭愧…… 因为，即使个人偶然作出了一些决定，后来好像也都成为共同事业中决非次要的环节。

还是谈些具体的事吧。

1991年8月18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是夏末一个不算炎热的星期天，两位早年相识、一直令我喜欢、敬爱的作家来了。我们坐在凉台里，品茶或喝别的什么饮料，倒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聊着，回忆着，议论着。两位客人——尽管好奇心重，却仍不失分寸——并未提出惹人生厌的问题，也未从我嘴里套什么“国家机密”。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几位与我同在一条“权力走廊”的同事的身上。原先的政治局委员们、能说会道的代表们、不可一世的市长们、甚至还有“国家第一夫人”，都把自己的小册子摆进了商店的橱窗和地铁站前无数的地摊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向世人展示其对一开始就在空转、而此时早已奄奄一息的改革的思考。

“可您总是一言不发，”其中的一位责备道。

“没什么可说的。您可记得，诺维拉·玛特维耶娃曾写过的一句话吧：‘世上该说的一切都说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用一句玩笑话敷衍了过去。

可是，神情严肃的客人们并不接受这句玩笑话。

“那么，去年12月，又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提得显然带有责备的意思。是啊，在1990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代会上，我发表了最后一次正式讲话。讲话是这样说的：

“我实在无权再保持沉默了，因为我同其他几位政务和国务活动领导集体的成员一样，对国内发生的一切也负有巨大的责任。之所以想极其开诚布公地谈谈，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摆脱当前局面的出路的思考、估计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会有用的。”  “我首先要特别强调，设想中改革并没实现。作为改革的发起者之一，我认为，自己无疑是有责任的。

假如政府危机、内阁更迭能扭转局势，那么政府早在今年5月就递交辞呈了。可是，一切要复杂得多。那些已向政府‘不宣而战’的政治势力，是有其更长远的目标的。这些目标恰恰是对我们业已开始的变革的实质的公然歪曲。

今年5月份这场战争不是要搞垮政府，今天它的矛头也不是针对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给国家、社会一政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把它们彻底摧毁。(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不仅仅整个苏联，还有许多加盟共和国，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已经成为这场游戏中的一张牌，它们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已经受到最严重的威胁。

在此情势下，我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指出改革进程已经遭到破坏这个事实。在此必须对破坏的原因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这种剖析不应是局部的、部分的，而应当是整体的。”

我不想继续引用下去，我引的已经够多了。1990年12月20日，讲话发表在许多报纸上。对我来说——对那位责备我不写回忆录的熟人也一样——重要的只是痛苦地指出了“改革并未成功”这个事实。12月份，改革当时确实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只需那么一点点的外力，它就足以被彻底地毁掉，成为过去，成为未来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撰写论文的材料。

走向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堂的讲坛时，我就知道，这将是我的告别演讲。我为此作了精心准备。这也是苏联部长会议最后一任主席独特的“政治遗嘱”。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谈了自己担心的问题。尽管时间短，语速快，可我毕竟是讲了。石头被扔进了池塘，可没有击起一点儿涟漪：我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警告，丝毫未能触动代表们，他们已经完全被别的问题迷住了心窍，发起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的那些人在死气白赖地、大叫大嚷着向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提出要求。当时，他们首当其冲的靶子是部长会议主席，手还够不到总统本人、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或许，是时机尚不成熟……

那还回忆什么、写什么呢?谁会对一段革命进程的细枝末节感兴趣呢?再说，它根本不像官方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的，而是始于1983年安德罗波夫上台之后。本以为，现在已无人关心它了，更何况1991年的喧闹要比前一年更甚。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认为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为此还需要时间。因此才拒绝了几家出版社的盛情约稿。

……黄昏时分，我在暮色中把客人送到大院的门口。

“您的邻居是谁?”其中的一位问，还朝那面绿色的高墙努了努嘴。

“副总统，”我回答说。

“他担任这个职务，可是出人意料啊，”客人说，“早在做共青团工作时我就认得他。”

“总统看得更清楚，”我委婉地回答说，“他说不定会突然露一手呢?”

话说到此，我们就分手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却呆在那儿，独自想着自己的心思：写不写，写不写呢…… 刚才引用的那位优秀女诗人的诗句，未尽其意：“……可无言的光芒在永远把人照亮。”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一件很小的事，亲朋好友来访，居然会重新扰乱自己的心绪，让自己独对一个不眠之夜。事实上，在这些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的心头蓄积了多少难言之隐啊!

星期一上午，一打开电视，就得知我的邻居还真的“露一手”了……

我无意描述八月事件及其参与者，尽管我十分了解其中的一些人。我对这几天详细情况的了解，和所有读者大体都是一样的，并且都是根据相同的来源：电视、广播、报纸。我在此提到1991年的8月，首先是因为，它是改革开始步入死亡的里程碑。其次是因为，这个8月除表示改革猝死外，也是把我推到写字台前的动力。此前那个从未启齿的改革时期——在国家历史中十分短暂，而在我个人命运中又十分漫长，应该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我要证实，无论对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

有哪些背叛行为?

背叛了什么、背叛了谁?

什么时候背叛的?

谁是叛徒?

这些就是我要谈的。但愿历史能重视我的证言。在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我仅仅提到必须对短暂的改革大起大落的原因进行毫不留情的分析，当时还没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直到目前仍无人作出过这样的分析。我不想因自己的沉默而在国家和子孙面前感到羞愧——他们如今正生长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上，虽然如此，他们仍在成长。明天，假如我能活到那一天，历史会不会开口，他们会不会问我：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爷爷?

到那时，我能回答他们什么?对这样严肃的提问，是不能用玩笑来搪塞的。

这便是我拿定主意，坐到写字台前，摊开洁白的稿纸，提起笔，撰写此书的原因。

尼·伊·雷日科夫1929年生于苏联顿涅茨克州，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技术学校和乌拉尔工学院。1971—1975年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从1979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经济部长。1985年9月至1991年1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1月退休。目前任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本书是雷日科夫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回忆和反思，对俄罗斯现状的思考和评述。作者详细介绍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情况、改革失败的原因和苏联解体的经过，阐述了对当前俄罗斯形势的看法以及俄罗斯摆脱危机困境的出路。书中所述观点虽属一家之言，但是对于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改革的真实内幕、苏联发生剧变乃至解体的原因，了解当前俄罗斯的情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尼·伊·雷日科夫先生对本书在中国出版给予支持和协助，谨在此表示谢意。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王攀(序、致读者、第4—8章)、黄维民(第1—3章)、叶宝华(第9章)、唐项登(第10—11章)、柳林(第12章)、王学仁(第13—15章、第25章)、李家兴(第16—17章)、杨世昭(第18—19章)、王京武(第20-24章)。

全书译文由李永全校订。

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