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经验着各种各样的僭越而带来的危险，在这样的危险面前，他既不退缩，也没有畏惧，因为，他铭记着尼采的教训；对真理的热爱是危险的。只有越出理性和道德的界线，穿梭于危险之中，才能收获最伟大和最丰饶的欢乐，才能解开自身的存在之谜，才能让自身以一种恶之花的形式绽放，才能将自己安置于美的氛围之中……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书中对权力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些讨论不是为了澄清权力的隐秘真相，而是为了让权力进一步地迷失在某种书写的游戏中！

福柯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目前学术界最热门的人物、国内译介了不少福柯的著作，但研究性的专著尚不多。本书对福柯的理论作了全面论述，尤其对福柯的权力理论、主体思想和生活美学作了清晰梳理和精辟述译，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是一部难得的填补空白之力作。全书语言流畅、富于激情，亦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导论

第一章 理性/疯癫

一、疯癫史

二、疯癫氛围

三、疯癫与空间

四、疯癫与结构

第二章 话语/知识

一、医学的语法

二、知识型与语法

三、表征的考古

四、人的诞生和死亡

五、知识的自主和回归

六、考古学和陈述

七、话语的控制

第三章 权力/身体

一、谱系学和身体

二、惩罚的结构和实践

三、规训社会

四、性的再生产

五、生命权力、治理和种族

六、权力、抵抗和战争

七、权力和理性

第四章 伦理学/美学

一、牧师权力

二、自我的界线与启蒙

三、自我的技术与快感

四、生活的艺术

参考文献

后记

《疯癫与文明》抛弃了有关疯癫的一般知识，疯癫不再是一个牢固而稳定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史也不再是叙述一个有稳固所指的疯癫的历史行程。这里，疯癫和历史都是动态、生成和演变的，它们相互作用，不仅仅历史在变化，疯癫概念本身也在变化。福柯的疯癫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争斗、交流、冲突、断裂的历史，疯癫不是独自地裹足前行，在这个疯癫史中，疯癫总是伴随着其对立面理性。理性在疯癫的历史行程中如影随形，可以说，《疯癫与文明》不纯粹是一个疯癫史，而是疯癫与理性的交流、断裂、争斗、对话、镇压和征服史，这是疯癫置身于其间的空间史，是血雨腥风的空间史。这样一种关系史注定了疯癫命运的动荡和飘摇。

福柯将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史最早追溯至中世纪对麻风病的排斥那里。在中世纪，麻风病盛行，麻风病院遍及整个欧洲，欧洲通过麻风病院的隔离方式来对付麻风病人，正是这种隔离，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麻风病消灭了。但是，麻风病院所采用的隔离和排斥方式、对待麻风病的习俗则留存下来。同样，中世纪附着于麻风病人身上的价值观、意象、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也留存下来，正是因为这些可怕的意义，才使这些形象得以固定起来，进而被排斥出去。排斥是中世纪开始的，它划定了一个空间(麻风病院)，意在实行拯救，中世纪通过这种排斥获得拯救的方式，在两三个世纪之后的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行为中再次浮现。

不过，在中世纪时，疯癫是个一般的经验，是一个平庸和默默无闻的现象，它表现了愚蠢，但它在一个庞大的愚蠢和罪恶体系中占据着不显山露水的一席。只是在中世纪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才变得夺目，它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开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其意义暧昧纷杂：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中，在造型艺术中，在文学中，在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死亡的威胁。“疯癫变成了诱惑：它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着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诞存在的东西”，正是它的这种荒诞形象，这种神秘玄奥，疯癫还是一种知识，一种智慧的预示，它所揭示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地狱的无情真理”，因而，疯癫是启示性的，人们正是借助疯癫，表达了对凶兆和秘密的直觉般的领悟。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将疯癫看作是最大的恶习和人类弱点，但是，这是没有危险的恶习和弱点。疯癫并不危险，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一个普通景观，它常常游荡于大街小巷而不对人进行隐秘的伏击。不仅如此，疯癫还被浪漫化了，它有时表现出狂妄自大，有时表现出情欲的绝望，有时表现出正义的惩罚。最重要的是，疯癫与梦幻、错觉密切相关，它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它“有吸引力，但仍蛊惑人，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而不是恐惧和惊讶，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和疯癫的一个愉快交流。此时，疯癫并没有作为一个异质性的他者被欧洲文化排挤出去，相反，疯癫，因为它特有的启示性、幻觉、啼笑皆非、善意的过失、痛苦、悲剧乃至死亡，而引发了压倒性的迷恋。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除了不包括危险外，它包括一切。

但是，很快，对待疯癫的恶意抬头了。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时代不再友善地对待疯癫，它不再和疯癫愉快地交流了。在17世纪，禁闭所大量产生，在巴黎，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遭到禁闭，而疯人的归宿既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街头，也不是在被放逐的茫茫大海上，而是在高墙耸立的禁闭所内。福柯将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巴黎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不是疗效式的，而是一种“治安”手段，是一种禁闭所。这种总医院模式经过发展，在18世纪的欧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它们将违法者、浪子、游民、精神病人都囚禁在高墙之内，囚禁行动采纳的是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目的是制止“行乞和游手好闲”。在此时的欧洲人看来，正是因为这两点，才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因为游手好闲和懒散在古典时代被视作是造反，是最恶劣的行为，是一切祸根之首，它是对“上帝的统治反叛，它领导和压倒了一切恶习”。这样，禁闭所对游手好闲者和流浪乞丐进行肉体和道德的束缚，它迫使他们劳作，给他们提供工作，它试图用工作来消除游手好闲，用劳动来消除失业。但是，从这个动机——经济和实用价值的动机——来看，福柯表明，禁闭所是失败的，是工业化初期的一种笨拙而无效的救治和社会防范措施。但是，对于福柯的论述而言，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禁闭表现出了伦理和道德维度，而不仅仅是经济维度。在古典时期看来，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即使是无用的纯粹耗费时间的劳动，也是一种驱恶手段。

P1-4

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它在许多方面得益于我的老师罗钢教授。这几年，罗老师几乎没有原则地在所有的方面都给了我关键性的帮助。尤其是在今天，在各种各样的吵闹声音中，他清楚地知道，而且坚信不疑，他和他的学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以及在这条道路上应该承受的孤寂和沉默。这条道路就是理论，这不是几十年来我们在大学课堂里灌输的而且现在仍在乏味地灌输的理论，这是在改变我们的目光、思考，而且促使我们进行别样的观察和思考的理论，这是为趣味而不是为权势所主宰的理论，是为好奇心而不是为真理意志所主宰的理论，这是作为世界观——起码是作为我的世界观——的理论，这同样也是作为工具箱的理论。我深深地得益于这一点。我的这本书，正是这样的一种选择结果。如果说，这本书里面对权力进行了大量讨论的话，这些讨论不是为了澄清权力的隐秘真相，而是为了让权力进一步地迷失在某种书写的游戏中。是的，权力无处不在，但是，不要对它说真话，而是让它显得粗俗而无趣，要让趣味和好奇心的强烈驱动来吞噬这种暴躁的权力，要用生理学来统治哲学。如果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些生理学，而且，它表现为武断和激情的反复交织的话，那么，这种武断源于我的粗糙和固执，而激情则来自于我的迷恋——对福柯的迷恋、对理论的迷恋、对我最后的学生生涯的迷恋。这种激情也是学生向老师表示的谢意——没有罗老师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既没有这本书的最初起源，也没有这本书最后这样的结果。我也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远在南方的刘安海教授，他已退休在家，我知道，不论这本书如何幼稚，他都会由衷地高兴。

许许多多的老师、朋友和同事，这么多年来，他们各种形式的理解和帮助促成了我的工作，我不会忘记因为这些理解、合作和帮助而建立起来的友谊。我向他们表示谢意，这种谢意发自内心，因此，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我想让这种友谊以默契的方式存在。当他们拿到这本书时，他们肯定知道，他们的帮助、我的感谢、我们之间的友谊，都藏在书的哪些字里行间。

这本书大都是在2001年的深夜写成的。只有在被漆黑一团的夜晚包围的时候，我才能面对福柯那些既凶险阴郁又熠熠生辉的文字，这是一个魔鬼发出的天启。我被完全征服了。如果有人抱怨这本书没有对福柯进行适当的批评的话，那么，我的回答就是，我是作为一个信徒来写这本书的，不仅仅是福柯的信徒，而且是拼命地嘲笑绝对真理论的尼采的信徒。夜晚不适于批判，只适于个人沉默的倾听。我不能肯定我听懂了全部，也不能肯定这本书中哪些是属于福柯的，哪些是属于我的，我只知道，在那些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夜晚，在一栋昏暗高楼的透出白炽灯光的窗户里面，到处布满了一个伏案身影的艰辛、执著和激情。

我知道，这样的一本书，不会有多少读者，但是，在它出版之前，我的家人已经读过了，而且表示了肯定，这对于充满愧疚和忐忑不安的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慰藉。

                   汪民安

                   2002年6月，北京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