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800年来塑造剑桥个性与风格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配以精美图片和大量背景知识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剑桥文化地图。漫步牛群渡口，追忆亚当·斯密、乔叟、托尔金，感怀一个帝国曾经的精神与魅力！本书邀您一起穿过花园、庭院和公园，在都市里的田园风景里闲逛；在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光影交错间，发掘牛桥门后的历史和秘密。

牛津和剑桥是英伦岛屿上两个最不寻常的地方。它们相距约150公里，但人们常将它们连在一起讲，甚至只用一个单词表达：牛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地图上，这个地方既出类拔萃又深受欢迎。

就像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做成，剑桥也是从牛津开枝散叶，而且在人类智慧的灯塔上，放射出与牛津相交的光辉。与牛津浓厚的政治氛围不同，剑桥充满了浪漫的人文主义思想。剑桥出身的牛顿、达尔文、维特根斯坦、弥尔顿、拜伦、华兹华斯和7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科学、思想与文学上，不仅为我们定义了眼前的世界，更刻画了人类精神遗产的巨大轨迹。

本书带领读者进入剑桥人的世界，讲述800年来塑造剑桥个性与风格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配以精美图片和大量背景知识，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剑桥文化地图。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微软相遇新世纪

使徒和间谍：“剑桥秘密网络”

拜伦和熊，守球门的纳博科夫：文学的剑桥

智者之石：建筑与城市规划

名人画廊：剑桥的生态传记

第二章 集市山以北

印刷和祈祷：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大圣玛丽教学

大学心脏：议事堂和老学堂

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荣誉之门

克莱尔学院的眼泪：后园和三一学堂

牛顿、拜伦和查尔斯王子学习的地方：三一学院

越过叹息桥前往婚礼蛋糕：圣约翰学院

2903册图书和一本日记：塞缪尔·佩皮斯在莫德林学院

圆形教堂，倾斜的俱乐部和一所满是公鸡的学院

把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带来：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第三章 集市山以南

最甜美的男童歌声：国王学院

女王学院：两位女王和一只拥有猫咪地位的学院狗

马洛之谜，帕克的战利品：基督圣体学院的宝物

自行车棚里走出的天才：老卡文迪什实验室

托马斯·格雷搬家：从彼得豪斯学院搬往彭布罗克学院

菲茨赞助一切艺术：菲茨威廉博物馆里的杰作

前往植物园的途中

高贵的人口，宁静的空地：唐宁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

第四章 剑河对岸

达尔文学院和纽纳姆学院：为女才子们而建

甲骨文，古版书：大学的图书方舟

鲁滨逊和丘吉尔：新的资助人，新的思想

生活、艺术和鹅卵石：壶园的收藏家

三所学院和一座坟墓：维特根斯坦的邻居们

“格兰切斯特！啊，格兰切斯特！”博给爱国者的蜜茶

附录

牛桥小词典

学院名人录

博物馆和剧院：剑桥

大学和学院：剑桥

节日和活动

参考书目

图片来源

人名译名索引

地名和名词索引

在所有的欧洲城市中，比尔·盖茨偏偏选中了剑桥作为微软公司在美国境外开设的第一家分公司的所在地。1997年5月，当我读到新闻(《科技淘金热推动剑桥》)时，我正坐在剑河边的花园屋酒店里。在科沼泽，牛群在垂柳下吃草。邻桌的商人惊诧道，“剑桥的市中心竟然有牛群。”这位美国的电脑巨子究竟来这座英国东部沼泽地的小城寻找什么呢？

比尔·盖茨先以一笔数百万的捐款，随后是英国最大的捐赠项目，跻身进入王国捐助人的超级联队，这个团体从中世纪起就推动着剑桥大学的发展。牛顿在这里教过课，达尔文在这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研究；今天，霍金坐在牛顿的教授席位上钻研宇宙黑洞的课题。原子、计算机和基因，20世纪自然科学的这三种伟大标志和这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就像都铎徽标和国王学院教堂联系在一起一样。DNA结构的发现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华生、计算机和智能研究的先驱查尔斯·巴比奇和艾伦·图林、核物理学家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和詹姆斯·查德威克，他们都为各学院共同影响并发展起来的“剑桥大学现象”做出了贡献。数百家高科技公司搬迁到了这里，硅沼泽(Silicon Fen)顿时声名鹊起，这是英国对美国硅谷做出的回应。虽然比尔·克林顿读的是牛津大学，但比尔-盖茨却搬到剑桥来了。

一个地方的历史也就是语言形成的历史。公元875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提到了格兰塔(Branta)桥这个地名，这是英语文献里首次使用“桥”(Bridge)这个词。后来由诺曼人的Grenteb rige或Cantab riegge演变成了熟悉的“剑桥”(Bambridge)。直到这事之后，剑桥的这条河才有了今天“剑河”这个名字。在这条河的上游，在银街桥和格兰切斯特之间，还保留着它的旧名格兰塔。剑桥是英国惟一一个因一座桥而得名的伯爵领地，而横跨剑河上的这座桥位于今天的玛格达伦桥附近。在河上游，有一个直到18世纪才将水排干的巨大的沼泽地和湿地带，而在其南部边缘的石灰石山丘上，当地居民青铜时代就修建了他们的茅屋。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唯京人、诺曼人，他们都在那里出现过——以桥头阵地作为战略优势而赶走其他聚居者，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剑桥位于从前连接泰晤士河谷、诺福克海岸和米德兰通道的交叉口，米德兰是激烈竞争的梅希亚王国和东英吉利王国之间的一座贸易小港。剑桥就这样靠着四通八达的交通发展起来了。

公元695年，当艾利修道院的僧侣们打算为埃塞德丽达圣女寻找一具石棺时，他们在剑桥只发现了城堡山脚下罗马人的废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新居住中心渐渐迁移到了河对岸，顺着今天的桥街，通往科尔切斯特的旧罗马人大路，然后沿特兰平顿街向南延伸进斯文克洛夫特湿地，也就是如今唐宁学院所在地。据(《英国土地志》里记载，在诺曼人的格兰特桥城堡区里有375座房子。1086年的土地志里还提到了米尔胡同末端的磨坊，时至今日还能辨认出那里的磨坊水塘。当地的居民们在那里磨谷子，现在这个聚居地已经发展成了伯爵领地的主要城市。早在弥尔顿的河神——“尊敬的卡米阁下”用学院组成的珍珠项链装饰自己之前，这个区域就有船厂和商店了。剑河和大奥茨河将剑桥和北海相连，将剑桥和金斯林以及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相连。剑桥市的市徽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三艘船从一座用鸢尾花和都铎玫瑰花装饰的镀锌桥下驶过。

圆形圣墓教堂是剑桥市中心的标志。坐落在高街和旧罗马人大路交会处的是圣约翰医院，该医院是市民和艾利修道院主教于1200年左右为病人和穷人修建的。麻风病医院也属于中世纪教会的宗教和慈善机构，建在城东，同市中心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比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巴恩威尔还远离市中心。在这个中世纪的城市里犹太人也有他们的特有位置，犹太人居住区位于三一学院对面。但是，在1275年前后犹太人被全部驱逐出英国之前，剑桥市民就在国王的许可下将犹太人赶出了这个城市。

历史学家梅特兰说道：“所有国际性大学中最早的竞赛活动是建校比赛。”也就是说，比比哪所大学建校更为古老。有关剑桥大学的建校神话之一是，雅典哲学家们追随康塔贝尔亲王、英国国王的西班牙女婿古尔贡提乌斯·布拉伯特鲁克，创办了剑桥大学(Alma Mater Cantabrigiensis)，在公元前4004年。而下面的这个故事成立的可能性更大。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为了表示抗议，牛津教师们有一段时间停止授课，纷纷辞职离去，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剑桥。离开老校，重建新校，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莱比锡大学也是一部分人从布拉格大学分裂出来后创建的。可为什么将这所大学建在剑桥，而不是建在北汉普顿或斯坦福德呢？它们也是繁华的市镇，也有牛津的大学生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在伦敦呢？或在一座林肯这样的拥有主教教堂的城市呢？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所主教教堂学校了。

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具体缘起并不清楚，但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群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获得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存在的基本条件。最晚在1225年左右，剑桥大学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从此开始。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尔九世教皇也批准了校长的这种权力，然而牛津大学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这种教会特权。说起这一点，剑桥大学的档案员伊丽莎白·丽德哈姆格林总是感到洋洋自得(“剑桥大学经常后于牛津大学起步但总是先于牛津大学完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直到19世纪，整整600年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直是英国仅有的大学，这种垄断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P2-4

牛桥：一对不一样的双胞胎

西蒙告诉母亲：”未来的首相们不上德勒姆大学。”“剑桥怎么样？”她问道。“没有政治传统。”他回答道。“可是，如果你不能在牛津得到一个学习机会怎么办？”

——杰弗里·阿彻，《对手》，1985年

牛津和剑桥是英伦岛屿上两个最不寻常的地方。它们相距约150公里，但人们常将它们连在一起，甚至只用一个单词表达：牛桥。在这张民族的精神地图上，牛桥位于英国中部，是这个岛国的一座宝岛，出类拔萃又深受欢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两所大学举行划船比赛——世上最艰苦的八人划船比赛时，英国数百万观众都争先恐后到现场观看。

有些地方闻名遐迩，像谢菲尔德的钢材或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一样妇孺皆知。牛津和剑桥则比它们更胜一筹，就像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一样永不离散的两兄弟，是大学中无与伦比明星，只有后来出现在大西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能与它们相媲美。正如哈维尔·马里亚斯所写的：“牛津人对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学的毕业生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蔑视的态度，而对剑桥人表现得特别尊敬(也完全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牛津人的那种尊敬好像是因为对方相像的独特性，才让他们感到舒服。”

比起牛津和剑桥的悠久历史，牛桥则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最早让这个合成名词传播开来的是威廉·萨克雷，在他1849年的教育小说《潘登尼斯》里提到：主人公阿瑟·潘登尼斯在“牛桥的圣鲍尼非斯学院”求学失败。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个合成词，而不是萨克雷的另一名词变体“剑津”(Camford)，才得到普遍使用。然而牛桥这个概念标志着一个神话的结束。1970年，德高望重的埃里克·威廉·希顿——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导师，写道：“从前，人们去牛津或剑桥上学；如今，你既可以选择牛桥也可以选择英国其他的十多所大学。”这些19世纪以来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出现的大学对牛津和剑桥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威胁，它们体现了另一种精神和建筑风格：先是砖头，后来是水泥和玻璃。牛桥的新式建筑中也出现了用红色的砖块和玻璃板快速建成的楼房，这对那些有幸生活在古老的院墙内的少数人看来，是种怎样的变化呀！

牛津和剑桥曾是英国仅有的大学，得以独领风骚数百年。它们始于中世纪，源自宗教世界。从巴黎到牛津，从帕多瓦。到剑桥，拉丁语是这些欧洲学生们的通用语言，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义是他们的教育基础。宗教改革之后修道院被取缔时，英国的各个学院以私人创办的名义幸存了下来。王室的法令和议会的法案确保了它们的自主权。于是牛桥就在教会和王室之间扮演着一个多重角色，享有精神共和国和统治集团的保护区的特权。

但是，通过将英国圣公会的高教会派。立为国教，王室使得这两所学府忠诚于它，而且必恭必敬。内战的动乱之后，“一致行动”(1662年)将天主教徒、扰太教徒、各种不信奉国教的教徒驱逐出了学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牛津，每位学生在入学注册时就必须宣誓遵守国教的信条——《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在剑桥，持不同信仰者可以在那里学习，但拿不到学位。

这两所大学是这个民族知识界的双驾马车，是对英国影响最大的私人机构。牛津和剑桥为教会和国家输送官员、牧师和教师，他们在全国传播英国的普通话和文化。这是一一个整齐划一的精英群，只有他们的自信能超越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完成王室和大英帝国分派的任何任务的传统条件。但牛津和剑桥远不止是国家的干部培养基地：除了首相，共产主义政党招募到的最聪明的间谍也来自它们的学院；除了大主教还有伟大的异教徒和教会改革家，例如约翰·威克利夫、约翰·韦斯利、红衣主教纽曼；文学反叛领袖，从拜伦到萨尔曼·拉什迪；自然科学革命者，如牛顿、欧内斯特·拉瑟福德、斯蒂芬·霍金。英国文化之所以丰富耀眼首先要归功于这些思维奇特和行为古怪的人。因此，像罗素这样一位左派激进分子也一直为牛津和剑桥所发挥的社会和精神领袖作用辩护：“它们特别适合一流人才，但它们提供的保障却对二流的人无益，只会让他们感到孤立和糊涂。”

中世纪时牛津和剑桥是经院哲学的堡垒，都铎时代起就成为王室最优秀大臣的培养场所，那么今天呢？在权力的首脑机关，牛津和剑桥的影响依然特别抢眼。对两所大学的辩护士和批评者来说，似乎没有比牛桥大赛更可爱的社交游戏了：哪所学院的哪个人进入了最高部门？

伦敦国家画廊的新任经理查尔斯·索马雷泽·史密斯是位剑桥大学毕业生，国家剧院的新院长尼古拉斯·海特纳也是剑桥毕业，而管理大英博物馆的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苏格兰人尼尔·麦格雷戈。现任英国驻柏林大使保罗·利弗也是一位牛津人。1990年年初，下议院的370名保守党议员中有166名来自牛津和剑桥。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毕业于牛津，在她的22名内阁成员中就有9名剑桥大学毕业的大臣。她的继任约翰·梅杰是自1945年以来的首位没有大学毕业的英国首相，他马上就以10名毕业于牛津的大臣和6名毕业于剑桥的大臣弥补了这一不利条件。事实表明，这对一个马戏团艺术家的儿子来说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在他之后，托尼·布莱尔首相又是出自牛津。另一位剑桥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布莱尔称他是“吹牛大王”、“地位最高的江湖郎中”。即使在新工党胜利之后，还是平均6位议员中就有一位毕业于牛津。

英国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半数以上毕业于牛津或剑桥。国家机关的大臣们，尤其是外交部的官员们，最喜欢从牛津招募新人。这些有着合适出身的抱负远大者通常得到未来最高层官员谋得的有限职位中的40％一50％。在伦敦的法院、律师界，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伦敦新闻界，无论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还是各大城市的银行里，在英国的最高领导层，最好的证明就是毕业于牛桥。这个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又在神话中得到发扬光大，它们的优秀品质连续几个世纪都得到了证明。剑桥大学工会的女主席希安·格里菲斯说道：“人人都认为我们很棒。达不必求证于事实，只要人们这么相信就行了。”可是，尽管新建了昂贵的牛桥求职网站(oxbridgejiobs.com)这样的因特网机构，但这种老校情结(old school tie)早就不再是一种天生的工作保障了。

6个毕业于牛津的社会学家失业了，他们相遇在伦敦。为了不饿死，他们抽签。谁抽到最短签谁就自杀，抽到两根较短签的人将他的尸体拉去卖掉，用于科研目的。他们说到做到。他们将那位死去的校友装在一辆拖车上拉走了。数小时后他们又一瘸一拐地回到他们的牛津枋友身边，仍然拉着那具尸体。“毫无希望。”他们哀叹道，“人们只想要剑桥的自然科学家！”这则逸闻是学术界的无产者精英们杜撰的，它体现的不是真正的伦敦的劳动力市场，而是反映了更重要的东西，即牛津和剑桥之间的竞争。这一竞争远比划船比赛更古老，比板球比赛更复杂。亨利·詹姆斯认为，“如果牛津不是英国最优秀的大学的话，剑桥大学显然就是。”牛津和剑桥的区别真有这么大吗？甚或比它们以为的还要大？

牛津和剑桥都坐落在河畔，分别位于剑河和泰晤士河河畔。两地都很早就发展成了商业中心，有自己的市场和年市。但牛津的位置更加便利，它位于英国中部，在发达的泰晤士河谷里，而且在王室的影响范围之内。剑桥地处偏僻，孤立于荒凉的沼泽地里，至今还是一座安静的乡下小城，这和工业城市牛津迥然不同。事实上两地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连条相像的路都没有，但除了一样——大学。当时当地人最不欢迎它们。当它们刚刚出现时，当地的人们极不情愿地各以各的方式做出了妥协。最后，牛津成了一座拥有大学的城市，而剑桥则成了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城。

虽然牛津和剑桥总是各走各的路，它们却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是分不开的。《圣经》故事里讲，夏娃来自亚当的一根肋骨，虽然这已不再激怒女权主义者，但请你提醒剑桥人，他们的母校是一位牛津学者创建的！时间是1209年，而起因不明，也许是谋杀。总之，这不是一段喜闻乐道的历史。剑桥是牛津的一个殖民地，在牛津开展教学活动近百年后才创建的。这种迟到永远无法补偿，每一个有姐姐的人都会理解这种情形：总是屈居第二，虽然常常是你赢得第一。但是，假如这是个错误的话，这个小小的迟到错误唤醒了竞争，激起了幻想，让吃惊的世界看到了最美妙的比赛：在科学、体育、政治、艺术、辩论和完全荒谬的领域里。

“牛津的艺术，剑桥的科学”——一方是人文科学家，一方是自然科学家。这种说法十分流行，但只说中了它们一半的区别。牛津也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罗杰·培根，虽然比起牛顿和达尔文思想盛行的剑桥大学，神学在这里统治的时间更长。如果数学曾经是剑桥的强项之一的话，牛津曾经有过最具想像力的数学家——刘易斯·卡洛尔，他引领爱丽丝进入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神奇世界。但理性的剑桥比牛津提前30年创建了一座带来经济效益的高科技园。

剑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居多，而更多的首相来自牛津。艾德礼、伊登、麦克米伦、道格拉斯一霍姆、威尔逊、希思、撒切尔、布莱尔——好像牛津在唐宁街10号开设了一所分校似的。但这从来没有给独立的英才们造成特别深刻的影响。据说，牛津人相信是他们统冶着世界，而剑桥人则不在乎是谁在统治世界。从1930年以来，剑桥自斯坦利·鲍德温以后再也没有培养出一个英国首相，但培养出了很多间谍。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斯和格雷厄姆·格林的《第三者》中的吉姆·菲尔比，那些有名的苏联间谍全都来自左倾的剑桥。这一特长是牛津无法跟它争雄的，虽然当时牛津也有一个共产党的间谍集团，但它从来没有被揭露出来，因为它根本没有真正地露过面。而20世纪30年代的叛国者完全是一种剑桥现象，牛津的一位历史学家做出了这一挑衅性的声明。休·特雷弗一罗珀写道，在寻找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时，剑桥人喜欢向圣人看齐，这一点不同于怀疑主义的牛津，牛津人对教条和权威不断提出质疑：“这一善于思考的特点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剑桥比牛津更倾向绝对肯定的观点和对间谍的诱惑。”

道德的另一种根源可以追溯到剑桥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历史。有关托马斯‘克兰默、休·拉蒂默、尼古拉斯·里德利——英国改革的倡导者和殉道者，剑桥的托马斯·麦考利写道：“剑桥有幸培养了那些让牛津名誉扫地的新教大主教。”这两所大学就这样奇特地相互讽刺着。

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约翰·弥尔顿就读于剑桥，当时它是清教徒的大学，在英国内战期间是议会军队的一个据点。牛津，这座天主教的城堡，成了查理一世的指挥中心，保皇派的论坛。后来汉诺威家族登上王位时，剑桥表现得很忠诚，乔治一世赠送给这所辉格党派的大学很多书籍。但1715年乔冶一世却向牛津派去一个骑士团，因为在这所托利党的军事学院里仍有天主教和雅各布二世国王。的追随者在鼓噪。

任何长期生活在这些故事中的人们都会相信，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据说，就连剑桥的雨天也比牛津的干燥。本杰明。汤普森是萨默维尔学院的院士，十分熟悉这两所大学，他告诉我说：“牛津大学的表达更精彩，剑桥大学思维更严谨。”剑桥有个名声：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蒙提‘皮松测试有助于理解这种性格的差异。英国传统的喜剧六重奏乐队(只有一人例外)当然来自牛津。由于出生地不同，他们在风格和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别。牛津人(迈克尔·佩林和特里‘琼斯)表现荒谬，有视觉想像力、为人热诚，剑桥人(约翰。克利斯、格雷厄姆·查普曼、埃里克·伊道尔)逻辑性强、喜欢冷嘲热讽、凡事毫无顾忌。蒙掊皮松表明了牛津和剑桥对立而又互补得如此默契，就像中国的“阴”和“阳”。

牛津和剑桥都喜欢称对方为另一个地方(the other place)，好像这是最大的敌意或贬低似的。前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是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后来于1994年荣获剑桥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对于他已经接受了牛津大学的名誉称号一事，剑桥大学的人是用这样的话扯平的：“不要紧，一生中总会有改正的机会。”

毕业生信奉哪个教派，只消看看他是牛津还是剑桥的学位头衔就知道了：哲学博士的头衔在牛津叫做D.Phil.，在剑桥叫做Ph.D.。这是微不足道的学院小事吗？才不是呢，这是人们一直精心维护的最基本差别。牛津将百科全书写成带字母a的Encyclopaedia，剑桥写成不带字母a的：Encyclopedia。我们也不应该将牛津的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和剑桥的莫德林学院(Magdalene)弄混，不应将牛津的女王学院(Queen’s)和剑桥的女王学院(Queens)弄混：有两位女王参加过剑桥的建院仪式，在牛津只有一位。即使两所学院同名，名字的来源也不同：牛津的圣约翰学院是按施冼者约翰命名的，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是按福音书上的约翰命名的。

是啊，牛津和剑桥本质上就像dideldum和dideldei一样。阿丽丝会说，“一切看上去都像镜子里一样。”“一个镜像的世界，”1923年由牛津前去造访剑桥的罗伯特·格雷夫斯断言道，“每件事都非常相像又有很大的区别。”在牛津，学生称老师为导师(Tutorial)，在剑桥称辅导老师(Supervision)。牛津的内院叫做方庭(Quad)，剑桥叫做大院(Court)，前者称公用室(Common Room)，后者称混合室(Combination Room)。在牛津人们称第二学期为Hilary，剑桥叫做Lent……就连英裔美国人亨利·詹姆斯部分不清楚：“当我讲牛津时，我指的是剑桥，这对一个外来者而言根本无法分辨这种区别。”而这一切对牛津和剑桥来说却像女王学院名称中的撇号一样是理所当然的。牛津把每年一次的划船比赛叫做Eights，剑桥叫它Mays——虽然它并不是在5月而是在6月举行。

在剑河和查韦尔河上，撑船运动同样大受欢迎，但撑船方法却像船尾和船头一样不同。在剑桥，撑船人站在船尾，船头朝前；牛津人站在船头上撑，船尾在前，即船尾在前，撑船人站在船头。人们像讨论爱经一样热烈地讨论是牛津位置好还是剑桥位置好。直到1967年，剑河上才出现一种两头都有甲板的新型船。

牛津和剑桥就这样在水上和陆上竞争，争夺体育奖杯、诺贝尔奖和研究经费，争夺学院的威信和政治影响，像雅典和忒拜、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样。牛津的历史更为古老，剑桥的出版社历史更长，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大约是它的竞争者的4倍。牛津而不是剑桥出版了《剑桥季刊》——惟一的一种季刊，每年只出版三期。但另一个地方有它自己的逻辑。你说这是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这一切肯定只是最低限度的区别。

牛津和剑桥不乐意承认它们的共性大于差异。在詹姆士一世统治下，在卡文迪什和克拉伦登的实验室里，牛津和剑桥的学者们经常一起合作。不少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在两个地方授课，包括乔冶·斯坦纳，那位传统的牛桥两栖人。

基督圣体学院。——牛津和剑桥部拥有的同名学院之一，于1999年聘请了第一位牛桥教师，历史学家戴维·斯通。他每两年一轮，分别在两所大学授课。牛津和剑桥最终在其他什么地方能比在它们的大学联合俱乐部里更快乐地培养它们的差别呢？

该俱乐部成立于1817年，位于帕尔玛尔的一座古典式宫殿里，帕尔玛尔是伦敦最高档的俱乐部所在地之一。那里有豪华的台球室、桥牌室和小橡皮球室，有45间卧室、一家饭店、一座有2.2万册书籍的图书馆和一个葡萄酒地窖，供遍布全球的约4 000名俱乐部成员使用。这是牛桥男性成员最后的和最高贵的领地；女性成员既不可以使用主楼梯也不可以使用图书馆和酒吧。牛桥的女性们直到1996年才完全享受到俱乐部的种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