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研究，本书作者在评论傅类雷、胡兰成、夏志清、唐文标、柯灵、陈思和、孟悦等评张的作品的基础上，走出诸多误区，在宏观上着眼，对综合各家观点进行拆解，进而走近张爱玲，让想象连接张爱玲的想象。

001 序言 夏中义

001 第一章 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读傅雷《论张爱铃的小说》

035 第二章 毕竟是“半个”知音——读胡兰成《评张爱玲》

115 第三章 创立张学的阐释模式——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

207 第四章 无光的地方有没有生命——读唐文标

279 第五章 意识形态的迷雾——读柯灵《遥寄张爱铃》

337 第六章 民间概念也是遮蔽——读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

411 第七章 何谓张爱玲的现代性？——读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

479 附 录 拆解“倾城”的神化——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辩

499 主要参考数目

503 后记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地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傅雷

l

 在张爱玲接受史上，傅雷1944年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具有重要意义。与同期的张爱玲解读相比，①f尊文已是真正的长篇巨制，并从一种特定的批评视角来解读张爱玲，使傅文既有自身的逻辑构架，也使它对张爱玲的解读具有了有机罄体性。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如内容、技巧、风格、语言等，一同受到了重视。傅雷凭借他的丰厚学养与艺术敏感，在此次解读活动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傅雷称《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这里用“至少”相评，暗示傅雷对《金锁记》的实际评价可能更高。十几年后，夏志清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评价之高已超过傅评，但二者之间未必没有承继。而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虽为点评，但也启发后人将这两个杰作加以比较研究，以探讨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及鲁迅与张爱玲的各自艺术个性，这将极具冲击力地改写现代文学史。傅雷对张爱玲高超技巧的推崇，更为后人开启了一个最有活力的话题。有关心理分析与意象创造的两点结论，业已成为后人论张时必须援引的批评资源之一。傅雷评张形成了两个层面：定论层面，成为后人论张的切实起点；未定论层面，成为后人论张的想像起点。如果说，接受史的开始要以重要的解读为标志的话，不论是功傅还是罪傅，傅评确是张爱玲接受史上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解读之一，即使这一接受的开启可能充满着由误读构成的批评陷阱，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仍然不从这里出发。

四十年后，当年发表傅文的柯灵还对傅评全力推崇：“这是老一代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还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而柯灵本人，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上，成为率先重评张爱玲的少数批评家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与传播了傅评的基本意蕴。

令人困惑的是，张爱玲没有敬领傅评的深情厚谊。事实上，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完全否定了傅雷的看法，甚至也没有接受傅评的褒扬。从她1944年8月之后发表的《写什么》、《<传奇>再版序》、《自己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对于傅评的辩驳，同时，她将自己的文学观和盘托出，好像是在接受第三者的评判似的。据陈子善的研究，胡兰成曾在《新东方》第9卷第3期(1944年3月)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一文，在文中他评价了张爱玲的短篇《封锁》，称赞这篇小说“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但胡兰成同时“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P003-005

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其生命力，要比作为女人的张爱玲健旺。作为女人，张爱玲已香消玉殒，“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然而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依然风姿绰约地活在一代代读者的想像世界。这倒应验了一句俗话：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着。张爱玲属于后者。

由此可引出一条“规则”，用来检验作家的优秀与否，这就是：看他(她)笔下的那叠文稿一俟成书，是否真有人读，读得爱不释手，甚至像祖上宝物似的传世，让历代读者动心、动情。何谓名著?一部作品。若它在民族乃至世界文学传播史上所享有的时间长度，明显超出了作者的生年长度，也就离“名著”不远了。

一部名著或一代名家的文学生命史，其实，也就是它持久地经受住历代读者的审阅暨历代论者的评判的历史。于是，也就有了本书的阅读故事：即为了张爱玲小说这“一个”对象，半个多世纪来，海内外竟不乏著名文人、才子与学者，从傅雷、胡兰成、夏志清、唐文标、柯灵，到陈思和、孟悦，先后七子，接踵追逐，舞文弄墨，歧见迭出，各表心曲。诚然，若着意于学术公正，这份旨在“想像张爱玲”的名人录，还应添上——刘锋杰。

锋杰“金榜题名”，居第八，这是很累的位置。这就像小组会专题发言，切忌挨到末尾，因为容易脱口的词，出彩的话，往往被人家悉数道尽，轮到你开口，恐很难别出心裁，倘不鹦鹉学舌的话。更无须说锋杰此书实为“张爱玲研究小史稿”，是对已在“张学”一案留下痕迹的诸家研究之研究，这就更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境：若不下苦功“照着说”，不踏踏实实地将先哲时贤的见解、门径、思路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足以在整体上给对象以逻辑还原，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就无权对“张学”诸家说三道四；进而，你若仅仅“照着说”，而无力“接着说”，不能雄辩地说出诸家不曾说过，或虽曾涉及却浅尝辄止、有待深化的创意，则“张学”史也就无需你再多嘴，因为没有信息量的文字近乎聒噪，不说反倒清静。这对锋杰来说，与其说是智商的挑战，毋宁说是学风的砥砺——因为在当下本土学界，为了留下数千字的书评，而愿将十几万言的原著啃几遍的书呆子，已属珍稀。

这就不禁让笔者想起熊十力，熊十力生前是颇讲究朴学文风的。所谓朴学，重在实证。熊先生曾言“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诚然是后学应铭刻在心的。然细读这对短句，彼此间似不无微妙有待揭示——“裁断必出于己”固然属独立思考，是“接着说”，但你“接着说”可靠与否，又是有前提的，将取决于“根柢无易其固”，即取决于你能否看清研究对象的本相，原汁原味地“照着说”。“根柢无易其固”属事实判断，它回答“对象是什么”；“裁断必出于己”属价值判断，它显示“你怎么看”。将“根柢无易其固”置于“裁断必出于己”之前，是合乎科学实证规则的，这是让“实事”来制衡“求是”，而不是倒过来，又沦于“意图伦理”思维，让主观意念来曲解客体存在。故熊十力又说治学须“踏实”与“凌空”相济：所谓踏实，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合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所谓凌空，乃“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

不难确认熊氏学风与乾嘉学派之间有传承，我是把乾嘉学派所恪守的朴学文风，奉为现代学统赖以孕育的重大因素的。我欣喜地发现，锋杰此书，实是以其学术行为来认同此理念的。末了，我还想说，此书在锋杰全部著述中所以颇显突出，以致我屡屡联想起锋杰所酷爱的徽州砖刻：既有汉赋式的气势重拙，满幅铺陈，几乎不留空白；同时又不乏宋画式的细部真实，纤柔笔触，气韵精微——这是与锋杰文风有关的：当他“照着说”时，他是豪放的写实派，凛凛然，似承汉赋之风；当他“接着说”时，他又转为婉约地写意，幽幽然，似用宋画之笔。  夏中义

2D03年深秋于沪上天忧草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除了知道名字而外，她从我的身边悄悄地飘过去了，我没有读到她的作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印象。这时候距离我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了，在当时的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上，根本没有张爱玲的地位。真正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已到了90年代。《张爱玲文集》四卷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印行，这使我有了一次集中了解张爱玲的机会。此时，国内正逐渐掀起了张爱玲热，这个热一直延续到张爱玲1995年在美国逝世而达高潮。但高潮虽过．张爱玲的热，并没有真正地退烧。在今日的书市上，张爱玲仍然是当红的作家之一．张爱玲的作品仍然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最枪“眼球”。其实，张爱玲的热，不像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如同一场暴雨，顶多只是打湿浮尘，一会儿就要过去。过去了，人们就会忘记张爱玲，记住的还是那么几个长期盘踞文坛的老者。张爱玲的热是一场恒久的热，艺术自身的自然发烧，而非炒作的结果。张爱玲的热之所以能兴起，决非人为之包装，有一个阶层为之出谋划策，有一个发行主渠道为之推销，有一大群媒体人士为之捧场。相反，她的这种热，至少在大陆，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来自意识形态的否定与来自正统派的否定，一直使得张爱玲热得不旺。但张爱玲却像磐石下的小草，仍然顽强地伸出了自己的艺术之枝，开了一朵绚丽之花，终而招惹了读者的怜爱。今天，再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要是缺少了张爱玲，那将是索然无味的。

是在1995年，我完成了《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和《文学象征论》(与严云受先生合著)的写作以后，开始较为集中地阅读一些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开始时，感到批评界集中研究张爱玲的艺术技巧的文章太少，想写一本张爱玲的艺术论。我认为，研究张爱玲而不研究张爱玲的创作艺术，那是太可惜了。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像张爱玲这样的旷世才女型作家，几乎没有；就是将其与男作家相比，张爱玲的艺术感觉与表现力，也是首屈一指的。允许我大胆地说一句，我认为，在思想上，当然是鲁迅胜出一筹，可要是论艺术，却是张爱玲胜出一筹，他们分坐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思想宝座与艺术宝座的第一把交椅。

可随着我的阅读的扩大，我在阅读中的思考也相对地深入了一些。我越来越感到国内批评界对于张爱玲的评价，总是说得吞吞吐吐，不够味。由于在过去长时间内形成的教条主义思维定势，不能在一时间轻易地清除掉，对张爱玲的评价，总是带有教条主义的浓重痕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是思想相当开放的学者，受到过去的影响，也使他们评价张爱玲时，有意无意地总是向贬抑的方面发展。相反，总的看来，海外的张爱玲评论，则因本来就没有多少框框的限制，故放得开，说得深，评得高。但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总有不能如我意者，这就使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重新阐释张爱玲的愿望。因此，我在1996年至1997年写出了三篇有关张爱玲的评论文章。后因诸事干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停顿了。但停顿了却未必是放下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若不写出一本评价张爱玲的著作来，我是不能安心去做别的研究了。所以，我不得不再次动笔。最初的写作计划有了变动。我在阅读中，对各种评张观点产生了不少的意见，越积越多，汇集于大脑中，虽然显得有些零乱，却共同构成了一种兴奋，有不吐不快之感。这样一来，写作张爱玲艺术论的设想，也就被我搁置下来，不能按时实现了。我要尽快完成有关张爱玲接受研究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来，可借此机会清理一下我自己的观点，看看我自己到底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二来，可理清我与其他人观点的矛盾与冲突，明白张爱玲研究中问题到底何在。三来，若是我的观点还有可取之处，或者在与别人观点冲突时，所抓住的问题是重要的，将会给后来的研究者，特别是给年轻的研究者提供某些经验教训，如果我的思考是浅薄的，他们也好新辟路径去作灵魂的探险。现在，不管本书是否成熟，毕竟写完了。写完了，我就将它交给读者去。但我是不会忘却张爱玲的艺术论的，我还会找个时间慢慢地做下去。对待艺术，本来就需要涵咏默会，太急了，连艺术的意味都没有尝出点滴，又怎能去做艺术论。

但我也有疑问：我不满意于别人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我自己真的能够走近张爱玲吗?从走近张爱玲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的那一刻起，它总是挥之不去。张爱玲创造的那个世界离我相当遥远，我能认同那个世界，且能体会那个世界中的人们的悲欢离合吗?张爱玲属于她所处的时代，她总感到一个大的文化破坏就要到来，故她显得是那么的悲凉，这个时代离我同样遥远，我能设身处地感受张爱玲的感受吗?即使上述两个困难并不大，作为一个男性批评家，我能走进女性作家的内心．去探索她的内心奥秘吗?女权主义的批评正流行于中国批评界，我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我诚实地说，走近张爱玲只是我的一个理想。在我和张爱玲之间存在着无形但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说得再小，也足以将我们二人隔个十万八千里。因此，能否实现我的理想，能否跨越这层障碍，在我，确实是一个未知数。但我将向着这个目标言说，则是我的不变的行为。我之所以最终为本书取名“想像张爱玲”，就是这种胆怯心态的反映。张爱玲创造她的文学是一种想像，那些评论张爱玲的评价，又是一种想像，如今，我再去评论这些评论，是对想像的想像之想像了。我希望我的想像，能够接近张爱玲的想像。

我为此寻找着理由。最后我将自己的目光集中于“人”的身上。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固然是巨大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远比区别要大得多。诗经中的爱情，在今天看来，并没有过时。否则，诗经就不能打动今天的人心了。张爱玲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难道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吗?没有。读张爱玲时，我认为一种状态很重要，就是体验，像张爱玲那样去体验人生，张爱玲所体验的人生才会进入你的身体，与你产生共鸣。这时候，你或许会多多少少地真正地理解张爱玲。在张爱玲的心灵中被体验过的人性，就能在你的心灵中被再次体验到。走向张爱玲．是难的，那是因为个人与个人之间交流总是受阻的；但又不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一个人心与另一个人心，毕竟是同饮人性之泉的。它们的脉管里流的都是人性。所以，我写下了我对张爱玲的体验、理解。因此也就写下了我对体验与理解张爱玲的其他学者的体验与理解，这算不算是交上了一份自己较为满意、别人也较为满意的答卷呢?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的只是我写得很认真。

整个的书稿是逐渐积累而成的。1999年写作了讨论傅雷的《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这是因为傅雷的评张特别有名，而张爱玲又有《自己的文章》作回应，所以成了我写作张爱玲接受研究的第一篇。2000年首先写作了讨论柯灵的《意识形态的迷雾》，这与傅雷有关，因为柯灵是接着傅雷在谈论张爱玲的，因此，柯灵成为我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年还写作了讨论夏志清的《创立张学的阐释体系》和讨论陈思和的《民间概念也是遮蔽》，夏志清是张学的奠基者，陈思和是张学的开拓者。评价夏志清，也是因为其时我得到了夏志清的主要文章。而评价陈思和是我自己感到我对陈文有了较为明确的观点。2001年先写了讨论胡兰成的《毕竟是半个知音》，主要原因是我花了一段时间去搜集胡兰成的著作，当朋友从台湾带来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今日何日兮》后，我才敢动笔来写我对胡兰成的观感。之所以将讨论唐文标放在一个较后的阶段，是因为我认为唐文标的批评模式与大陆的流行模式比较接近，我熟悉，什么时候写，都可以。最后写的是讨论孟悦文章的《何谓张爱玲的现代性》，这是有意为之，因为我想用这篇作为全书的结束，所以就一直压着没有写。古人写诗有卒章显其志的说法，此章亦可看作是本书的卒章显志的地方。但该文写作时间的跨度较长，始于2002年，最后则完成于2003年8月，其问因为他事而耽搁了。因此，全书的构思是在1998年就有了，基本上完成于2001年底，拖至2003年才结束。由于先后无序，在论述时就有可能重复，乃至矛盾。我在统稿时，尽量进行了一些调整，可仍然留有痕迹，从中倒能看出我的思考的某些变化来。

我感谢在张爱玲研究上做出贡献的我所引述到或没有引述到的各位先生，没有他们的出色思考，就没有我的接着说的话题。若拙著中真的有些值得大家感兴趣的东西，那也与各位研究者的前期工作分不开。基于这个原因，我列一个主要参考书目，表达我对各位学者的感谢。可因为本书的有些篇章的构思早于我所得到的评张著作，尽管这些著作给我很好的启发。有的补充或纠正了我的看法，我为了存真，为了不打乱我的整体思绪，也没有再以这些观点作为我评张时的讨论对象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比如香港的古兆申先生于2c102年出版了《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的上海》，其中对于张爱玲的文艺观与傅雷、胡兰成和谭正璧的关系研究，就十分准确到位，远比我写傅雷时要深刻得多。我于2003年6月赴港时得到了这本著作，吸收他的观点，又查阅国内相关文章，我对已发表的论傅雷一文只作了一些小的补充，未有大的变动，原因就是这样更能见出我原来的面目，更能表现我原来的思想。比如，刘再复对于张爱玲与鲁迅关系的研究，我就很想发言。可插入这样的对话，会使已经写成的讨论胡兰成的文章过长，也会使得全书中的相互关照变得更复杂，我就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丰富本书的这一次机会。有关的遗憾，只能等到我再写有关文章时再作补充了。我仅希望此书若能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点滴见解，就感到满足了。在学术上有那么一类人，好像前无古人似的。其实让古人看看，这些人在学术史上恐怕都属于那些后无来者之流。没有前人作铺垫，后人连话题都没有，基础更是谈不上，还做什么新的学术工作?我认为，在学术上创新绝非如一些人所想的那么简单。动不动就想以某一派自居，其实是未入学术的殿堂。狂妄才会胆大，胆大其实无知，无知了，所以在他那里，创新也就易如反掌。在我自己看来，我宁可做学术上的胆小鬼，也不愿做学术的夸大狂。学术史的再次检验，会使学术的泡沫一一地粉碎掉。

在书成之际，我要感谢《安徽师大学报》、《文艺理论研究》、《江淮论坛》、《文艺争鸣》、《海南师院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了我的研究张爱玲的文章。感谢夏中义先生，给我的书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并为此书作序。感谢我的博士生与硕士生们，为初稿做校对工作，为文字的加工提出了很实用的意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感谢责任编辑万直纯先生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他的学术智慧为本书增色添彩。感谢美编袁泉小姐，她充满热情地寻找着切合本书的设计灵感。

研究张爱玲对我是一个诱惑。我把诱惑我的写了出来。若真的能够向你传达出了这种诱惑，诱惑你去走向张爱玲，哪怕只是诱惑了你一时，本书的作者，也就感到欣慰了。

书中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指出。

刘锋杰

200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