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风阙，雨中烟树万人家”。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老北大的故事（代序）

校史拾零

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记优级师范馆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记译学馆

八年回想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回忆“五四”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扰攘不安的岁月

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

七年北大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北京大学的复校运动

记忆残片

——忆“一二九”时的北大

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

我在北大

我和北大

回想北大当年

北京大学预科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六三索薪

北大六年琐忆

“五四”杂忆

“但开风气不为师’

——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我的大学生涯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末班车

红楼掌故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我观北大

北大和北大人

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汉花园的冷静

沙滩上的骆驼

不是万花筒

马神庙的塑像

自由之神

理想中的北京大学

北大与北大人

蒋梦麟先生

胡适先生

钱穆先生

陈垣先生

“北大老”

沙滩

“拉丁区”与“偷听生’

“凶”“松’“空”三部曲

吃

住

课程与图书

红楼一角

红楼内外

卯字号的名人

三沈二马

红楼点滴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

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

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杂忆

北大忆旧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

读书有味聊忘老

北大教授剪影

外景素描

北京大学素描

北大外景速写

沙滩马神庙

——老北大回忆之一

忆沙滩

老北大

红楼

府院留痕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沙滩的住

沙滩的吃

名人菜

“北大河”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在办学的当局，足见仍未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国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生理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以上为旧班师范馆学员的历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师范，同时设了大学预科，不详述。

大学堂即在大马神庙，今北大故址。设备情况，有各种讲堂，有理化器械药品室，有博物标本室，有自修室，有宿室，每二人占一间，有公共饭厅，有浴室，膏火饭食，皆官费。有藏书楼，在北院，中文书籍为多，彼时报纸杂志，尚未发达。大约学员自携书籍，及应时的读物，如《饮冰室文集》，几于人手一编。此外关于新学的，以《富强丛书》，《瀛寰志略》，为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鸣铁钟为号，上堂以摇铜铃为号，就寝亦然。开馆则敲锣为号，仅饭食一项，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面食皆备，可谓国以大烹养士罢!而学员中的贵公子哥们，也往往闹饭厅。但究竟来自乡间的人多，而附合起哄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调们，还能善处，从未酿成过风潮。

现在的大红楼那块地方，是师范馆的大操场。除每年春秋二季，开开运动会，余时皆任学生们作踢球场。

P12

老北大的故事

一、水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最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轶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四十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作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1918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