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比美。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作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资治通鉴》着眼于为政得失，择取治政史料，略古详今，剪裁运化，系统完备，通览政史，警诫后世。宋神宗听司马光讲读了该书部分内容之后，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改书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曾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最后官至宰相，率史学家刘恕、范祖禹等人，治书十九载，在正史之外，参阅涉猎了稗官野史、笔记、文集、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种之多，最终成就了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提要》卷四)的美誉。

《资治通鉴》描绘了战国至五代十国，几十个政权的兴盛与衰亡的轨迹，生动刻画了这些帝王将相的治国为政，待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生死悲欢的个人命运。司马光的历史观未必能被今人苟同，但书中记人则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呼之即出，叙事则词釆纵横，汪洋恣肆，抒发心怀清风穆如，长歌慷慨，渲染征战则意气飞扬，一泻千里；辞彩华美逊于齐梁，文风骨气直逼两汉。其内容思想博大精深，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考评兴衰得失于前世，镜鉴往昔当今于后人，实为一部皇皇大书。

卷第一周纪一

卷第二周纪二

卷第三周纪三一

卷第四周纪四

卷第五周纪五

卷第六秦纪一

卷第七秦纪二

卷第八秦纪三

卷第九汉纪一

卷第十汉纪二

卷第十一汉纪三

卷第十二汉纪四

卷第十三汉纪五

卷第十四汉纪六

卷第十五汉纪七

卷第十六汉纪八

卷第十七汉纪九

卷第十八汉纪十

卷第十九汉纪十一

卷第二十汉纪十二

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

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

卷第二十三汉纪十五

卷第二十四汉纪十六

卷第二十五汉纪十七

卷第二十六汉纪十八

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

卷第二十八汉纪二十

卷第二十九汉纪二十一

卷第三十汉纪二十二

卷第三十一汉纪二十三

卷第三十二汉纪二十四

卷第三十三汉纪二十五

卷第三十四汉纪二十六

卷第三十五汉纪二十七

卷第三十六汉纪二十八

卷第三十七汉纪二十九

卷第三十八汉纪三十

卷第三十九汉纪三十一

卷第四十汉纪三十二

卷第四十一汉纪三十三

卷第四十二汉纪三十四

卷第四十三汉纪三十五

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

卷第四十五汉纪三十七

卷第四十六汉纪三十八

卷第四十七汉纪三十九

卷第四十八汉纪四十

卷第四十九汉纪四十一

卷第五十汉纪四十二

卷第五十一汉纪四十三

卷第五十二汉纪四十四

卷第五十三汉纪四十五

卷第五十四汉纪四十六

卷第五十五汉纪四十七

卷第五十六汉纪四十八

卷第五十七汉纪四十九

卷第五十八汉纪五十

卷第五十九汉纪五十一

卷第六十汉纪五十二

卷第六十一汉纪五十三

卷第六十二汉纪五十四

卷第六十三汉纪五十五

卷第六十四汉纪五十六

卷第六十五汉纪五十七

卷第六十六汉纪五十八

卷第六十七汉纪五十九

卷第六十八汉纪六十

卷第六十九魏纪一

卷第七十魏纪二

卷第七十一魏纪三

卷第七十二魏纪四

卷第七十三魏纪五

卷第七十四魏纪六

卷第七十五魏纪七

卷第七十六魏纪八

卷第七十七魏纪九

卷第七十八魏纪十

卷第七十九晋纪一

卷第八十晋纪二

卷第八十一晋纪三

卷第八十二晋纪四

卷第八十三晋纪五

卷第八十四晋纪六

卷第八十五晋纪七

卷第八十六晋纪八

卷第八十七晋纪九

卷第八十八晋纪十

卷第八十九晋纪十一

卷第九十晋纪十二

卷第九十一晋纪十三

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

卷第九十五晋纪十七

卷第九十六晋纪十八

卷第九十七晋纪十九

卷第九十八晋纪二十

卷第九十九晋纪二十一

卷第一百晋纪二十二

卷第一百一晋纪二十三

卷第一百二晋纪二十四

卷第一百三晋纪二十五

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

卷第一百五晋纪二十七

卷第一百六晋纪二十八

卷第一百七晋纪二十九

卷第一百八晋纪三十

卷第一百九晋纪三十一

卷第一百一十 晋纪三十二

卷第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卷第一百一十二晋纪三十四

卷第一百一十三晋纪三十五

卷第一百一十四晋纪三十六

卷第一百一十五晋纪三十七

卷第一百一十六晋纪三十八

卷第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卷第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卷第一百一十九宋纪一

卷第一百二十宋纪二

卷第一百二十一宋纪三

卷第一百二十二宋纪四

卷第一百二十三宋纪五

卷第一百二十四宋纪六

卷第一百二十五宋纪七

卷第一百二十六宋纪八

卷第一百二十七宋纪九

卷第一百二十八宋纪十

卷第一百二十九宋纪十一

卷第一百三十宋纪十二

卷第一百三十一宋纪十三

卷第一百三十二宋纪十四

卷第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

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十六

卷第一百三十五齐纪一

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

卷第一百三十七 齐纪三

卷第一百三十八齐纪四

卷第一百三十九齐纪五

卷第一百四十齐纪六

卷第一百四十一齐纪七

卷第一百四十二齐纪八

卷第一百四十三齐纪九

卷第一百四十四齐纪十

卷第一百四十五梁纪一

卷第一百四十六梁纪二

卷第一百四十七梁纪三

卷第一百四十八梁纪四

卷第一百四十九梁纪五

卷第一百五十梁纪六

卷第一百五十一梁纪七

卷第一百五十二：梁纪八

卷第一百五十三梁纪九

卷第一百五十四梁纪十

卷第一百五十五梁纪十一

卷第一百五十六梁纪十二

卷第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

卷第一百五十八梁纪十四

卷第一百五十九梁纪十五

卷第一百六十梁纪十六

卷第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

卷第一百六十二梁纪十八

卷第一百六十三梁纪十九

卷第一百六十四梁纪二十

卷第一百六十五梁纪二十一

卷第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

卷第一百六十七陈纪一

卷第一百六十八陈纪二

卷第一百六十九陈纪三

卷第一百七十陈纪四

卷第一百七十一陈纪五

卷第一百七十二陈纪六

卷第一百七十三陈纪七

卷第一百七十四陈纪八

卷第一百七十五陈纪九

卷第一百七十六陈纪十

卷第一百七十七隋纪一

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

卷第一百七十九隋纪三

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

卷第一百八十一隋纪五．

卷第一百八十二隋纪六

卷第一百八十三隋纪七

卷第一百八十四隋纪八

卷第一百八十五唐纪一

卷第一百八十六唐纪二

卷第一百八十七唐纪三

卷第一百八十八唐纪四

卷第一百八十九唐纪五

卷第一百九十唐纪六

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

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

卷第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卷第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

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

卷第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

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

卷第二百唐纪十六

卷第二百一唐纪十七

卷第二百二唐纪十八

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

卷第二百四唐纪二十

卷第二百五唐纪二十一

卷第二百六唐纪二十二

卷第二百七唐纪二十三

卷第二~-ilk唐纪二十四

卷第二百九唐纪二十五

卷第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

卷第二百一十一唐纪二十七

卷第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卷第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

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

卷第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

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卷第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

卷第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

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卷第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

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

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

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

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

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

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

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

卷第二百二十八唐纪四十四

卷第二百二十九唐纪四十五

卷第二百三十唐纪四十六

卷第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

卷第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

卷第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

卷第二百三十四唐纪五十

卷第二百三十五唐纪五十一

卷第二百三十六唐纪五十二

卷第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

卷第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

卷第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

卷第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

卷第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卷第二百四十二唐纪五十八

卷第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

卷第二百四十四唐纪六十

卷第二百四十五唐纪六十一

卷第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

卷第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

卷第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

卷第二百四十九唐纪六十五

卷第二百五十唐纪六十六

卷第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

卷第二百五十二唐纪六十八

卷第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

卷第二百五十四唐纪七十

卷第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

卷第二百五十六唐纪七十二

卷第二百五十七唐纪七十三

卷第二百五十八唐纪七十四

卷第二百五十九唐纪七十五

卷第二百六十唐纪七十六

卷第二百六十一唐纪七十七

卷第二百六十二唐纪七十八

卷第二百六十三唐纪七十九

卷第二百六十四唐纪八十

卷第二百六十五唐纪八十一

卷第二百六十六后梁纪一

卷第二百六十七后梁纪二

卷第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

卷第二百六十九后梁纪四

卷第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卷第二百七十一后梁纪六

卷第二百七十二后唐纪一

卷第二百七十三后唐纪二

卷第二百七十四后唐纪三

卷第二百七十五后唐纪四

卷第二百七十六后唐纪五

卷第二百七十七后唐纪六

卷第二百七十八后唐纪七

卷第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

卷第二百八十后晋纪一

卷第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

卷第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

卷第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

卷第二百八十四后晋纪五

卷第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

卷第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

卷第二百八十七后汉纪二

卷第二百八十八后汉纪三

卷第二百八十九后汉纪四

卷第二百九十后周纪一

卷第二百九十一后周纪二

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

卷第二百九十三后周纪四

卷第二百九十四后周纪五

附录一资治通鉴序

附录二进书表

附录三宋史司马光传

周纪一  起戊寅(公元前403年)，止壬子(公元前369年)，共三十五年。

威 烈 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次册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天子的职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大的，礼没有什么比区别上下身份更重大的，而身份：殳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什么叫礼呢?纪纲就是礼。什么叫身份呢?君臣上下就是身份。什么叫名位呢?公、侯、卿、大夫就是名位。

以四海之内这样广大的疆土，亿兆之多的民众，受天子一人所统治，即使有超人的气力，出类拔萃的才智，没有不为天子奔走服役的，难道不是以礼为这统治维系吗?所以天子统制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制约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和庶民百姓，尊贵的高居于低贱者之上，低贱的奉承尊贵的。居上位的使唤在下的如同心腹使手脚运作，如同树木的本根制约枝叶一样。居下位的奉事在上位的，如同手足卫护心腹，如同树木的枝叶庇荫本根，然后才能上下相保护而国家得以治理、安定，所以说，天子的职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大的。

周文王编次《周易》，把《乾》、《坤》两卦放在首位。孔子为《周易》作系辞说：“天尊高地卑下，乾坤便安定一r。地卑下天尊高已陈列，贵贱也就确定位置了。”这是说君上臣下的位置确定如同天尊地卑的不可改变一样。《春秋》里抑制诸侯，尊重王室，为王的人势力虽已微弱，却位列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对君臣的上下关系从来都是念念不忘的。如果没有像夏桀王、商纣王的残暴，为臣的商汤、周武的仁厚，人们归附仁厚的汤、武，天意安排汤、武取代桀、纣这样的情形，按君尊臣卑的名分，应当是臣下对君上只有守臣节伏死罪而已。所以如果以微子启代纣为商王的话，那么成汤就总是配天享祭的王者祖宗，如果以季札为吴国国君，那么太伯就永享宗庙祭祀，然而这两个人宁愿亡国而不做国君的原因，实在是以为礼的大节不可以打乱。所以说，礼没有什么比君臣之分更重大的。

礼，可以辨别贵贱等级、序列亲疏关系，裁定一切事物，制订各种事务，不用名号就不能显示它，不用器物就不能表现它；以名号来称呼它，以器物来区别它，然后使上下尊卑鲜明而有伦次，这就是礼的大典式。名号和器物的准则既亡失不复存在，那么礼制又怎么能够独自存在!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他辞去赏赐给他的食邑而请求给予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赏给他食邑。只有名号和器物不可以给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政诒权力亡失，那么国家随之灭亡。卫国国君等待孔子治理国政，孔子想首先正名分，认为名分不正则人民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明j里。繁缨，是小器物，而孔子吝惜它；正名分，是小小的事务，而孔子要先实行它：实在是因为名分器用的规范搞乱之后，君臣上下的关系便不可能保持的缘故。一切事物没有不是从细微发生而至显著时见成效的。圣人考虑长远，所以能谨慎地在事态隐微时就治理它；众人的见识浅近，所以必然待到事态显著了之后去挽救它。在隐微时着手治理它，那么用力少而功效多；在它显著时去挽救它，那么竭尽力量而不能奏效。《周易》里面说：“当践踏到地面的白霜时，意．味着大地凝结坚冰的严寒就要到了。”《尚书》说：“每天都有隐微的事情发生。”说的就是这类情况。所以说礼没有什么比名号更重大的。

痛心啊!周幽王、周厉王失去大德，周朝的政道一天天衰败，纲纪散失毁坏，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权力衰落，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的大体十分之七八已丧失。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宗庙祭祀仍能绵绵相连不断，大抵是由于周代的子孙们还能恪守名分的缘故吧。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晋文公对周王室建有大功，向周襄王请求死后能像王者一样用通隧道下棺柩的礼仪，周襄王不允许，说：“这是表明天子不同于诸侯的礼制啊，没有更代周室的德运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你所厌恶的啊。不然的话，叔父你自己有辖地而尽可修隧道，又为什么来请求呢?”晋文公因此惧怕而不敢违抗。所以从周王的辖地说来不比曹国、滕国大，以周王的民众说来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历了几百年，仍旧为天下宗主，虽以晋、楚、齐、秦的强大而不敢侵凌它，是什么原因呢?只因名分还存在的缘故啊。至于如季氏在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终不敢这样做，哪里是他们势力不够或心不忍呢，只不过是畏惧冒犯名分而天下共同诛伐他们。现在晋国大夫侵凌、蔑视他们的国君，瓜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伐他们，又宠护加爵秩给他们，使列位于诸侯，这是人人都知晓的名分既不能保守住并且把它抛弃掉，先王的礼制至此已丧失殆尽了。

或者认为正当这时，周室衰微积弱，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已强盛，虽想不容许他们立为诸侯，这能做得到吗!这看法很不对。韩、赵、魏虽然强盛，假如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诛伐而侵犯礼义，那么就会不向天子请求而径自立为诸侯了。不向天子请准而自立为诸侯，那就成为狂悖逆乱的臣子，天下假使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必然会尊奉礼义而征讨他们。现在是他们向天子请求而天子许诺了他们，是受天子的册命而立为诸侯的，又还有谁能够去讨伐他们!所以韩、赵、魏列为诸侯，不是韩、赵、魏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唉!君臣上下的礼制已经败坏了，那么天下的人便以智谋实力相争为一时一地的强主，于是使圣贤的后代原已列为诸侯的，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被泯灭，他们的人民离散死亡几乎没有余类，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P1-3

(一)

中国古代史部书籍，对社会发生长久影响，受到人们极大关注的，早期的当数司马迁的《史记》，一千一百多年后，则有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问世。要了解《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部书，得先从司马光这个人说起。

司马光(1019一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做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时，夫人蒲氏生下第二个儿子，所以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录他的话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学问增进后，文章也写得古朴淳厚，有西汉的风格。二十岁时，便考中了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后，入京为官。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神宗没有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政治上一时失意，便退居洛阳，六任冗官，达十五年之久。在哲宗以冲龄登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满新法，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任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大行其道，废除新法，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成为际会风云、左右时局的人物。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

然而，真正使司马光名垂千古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学术事业。不过他的政治经历，对他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是不无益处的。

司马光计划修纂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在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有感于《春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纪传体史书长达一千五百多卷，读书人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意，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扼要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名为《历年图》。后来，又完成了反映周秦两代的八卷本《通志》。《通志》的上限，不始于上古，而始于战国，其用意在于上接《春秋左氏传》。《左传》叙事至智伯之事止，《通志》托始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一事，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正好与《左传》衔接。《通志》进奏英宗后，引起重视。英宗下令司马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成此书。

书局设立后，最主要的协修人员是刘敏(1023—1089)、刘恕(1032—1078)和范祖禹(1041—1098)。这三人的史学造诣都很高，各自负责一个时段的资料收集。他们遍阅旧史，并旁采诸家传记，所见杂史诸书达三百多种，在加以考辨后整理为资料长编，给司马光的主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对好友晁说之说过：“《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放)，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资料汇集后，剪裁的工夫仍然很艰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自己“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抉■幽隐，校计豪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一点也无夸张的。《通答》以“资治”为目的，必须围绕这个重心选材。加之长编的编纂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删订时要削去不少记事，相当费心，像唐史资料六七百卷，司马广至少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定稿为八十一卷。更费心力的是，资料长编原本来自于几百种书籍，文笔各有不同，要依照统一的体例、风格加以编排，这比重新写作更难得多。人们常说，《通鉴》写得好。事实上，主要不是“写”得好，是“编”得好。将来源于不同书籍中的资料汇集在一起，稍加润色，起承转合，使其浑然一体，如出一手，这是真正的大本事。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曾取《通鉴》与荀悦《汉纪》相比较，说：“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

《通鉴》也有“写”得好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史论。对各种人物和事件，司马光有所感触，便以“臣光日”起头而发表评论，长者千余言，短者数十字，无不苦心孤诣，戛戛独造，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史学思想。全书中，司马光的史论有一百一十八篇。另外他还选录前人议论九十七篇，基本上是他所认同的。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但却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

(二)

经过十九年的努力，《通鉴》修纂完毕。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按照周、秦、汉、魏直至后周的次序，记载十六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富，虽笔削甚严，仍达三百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尤其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大事，尽载入书中。宋代以来学者一致公认，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

《通鉴》的修成，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本来，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体裁，但自从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取得“正史”地位后，编年体渐趋式微。《通鉴》一出，编年体出现复兴势头。以《通鉴》的补编、续编而言，较著名的便有刘恕的《通鉴外纪》、李焘(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1164—1242)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乾学(1631—1694)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1’730—1797)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1800—1875)的《明通鉴》。诚如浦起龙《史通通释》所言：编年体得《通鉴》之助，“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由于《通鉴》内容浩博，叙述史实前后相隔，南宋人袁枢(1131—1205)有感及此，将《通鉴》史实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事目，依次叙述每个事件的经过，编纂成《通鉴纪事本末》，以便观览。结果“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为读者了解史迹的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开了新途径。这完全是受《通鉴》之益，成为“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的典型，无意中创立出以事件为主体的纪事本末体来。此体一出，又催生出从古代到晚清的多种纪事本末体史书。至于朱熹据《通鉴》而作《纲目》，派生出纲目体来，也多少对史学影响的扩大起了些作用。

《通鉴》的修成，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一代代的学者因此更加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希望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智慧，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出谋画策，为个人的立身处世确立去就原则，因而潜心研习。宋代学者中，洪迈曾经手抄《通鉴》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为《通鉴》撰《答问》，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倪思则在其《经钮堂杂志》卷二中，把《通鉴》和群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说：“《易》以明天地万物之理，《通鉴》纪治乱兴亡之迹。推其理而知其盈虚，考其迹而究其得失，是其学也有用，其于用也，斯为有益。予昔之学贪多务得，余今之学捐华摘实。手此二书，朝夕纳绎，迨其久也，怡然理会，涣然冰释，寂然不动，退藏于密。”他们对《通鉴》的尊崇，已近乎神化了。元初，胡三省为《通鉴》作注，《自序》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事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这是就《通鉴》的功能而言。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写出了传世之作《读通鉴论》，其《叙论四》在书名上做文章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日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其日通者何也?君道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日通也。”后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得更为直哉了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凭着这样的共识，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通鉴》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通鉴》学。

《通鉴》详于政治和军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通鉴》的痴迷程度，绝对不低于学者。宋神宗在所撰序中称赞《通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漳林矣。”后世政治、军事史上的人物，如近代史上的曾国藩、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他们毕生钻研《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时之得失，其认识之深刻，一般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曾国藩以为，六经以外另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通鉴》即为七书之一。他在《与罗少村书》中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毛泽东熟读《通鉴》，重在一个用字。他曾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还亲自过问《通鉴》的古为今用之事，把校点《通鉴》的任务，交给吴晗组织力量去完成。总之，在政治军事人物眼中，《通鉴》是史书，更是一部政治军事的教科书。他们从《通鉴》中吸取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所发生的效用是纸上谈兵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历史”通过他们之手，和现实发生关联，可谓《通鉴》“资治”之极致!

自然，《通鉴》乜不是没有瑕疵的。近人张煦侯的《通鉴学》，曾从编纂学的角度论及《通鉴》得失，以为其得在合纪传表志而为一编，合独断考索而为一手，合史学文学而为一家，而其失亦有三端，即系年方式之过整，文化史料之太略，作者情感之或偏。不偏不倚，可谓公允的评论。善读书者，自可取其长而避其短。

(三)

历史上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深受学者和某些特定阶层的重视，还获得一般民众的喜爱。古人为扩大《通鉴》影响，有注释与纲鉴之类作品，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当今时代，国泰民安，文教昌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日益增长。为了让《通鉴》从史学家的殿堂上走出来，走进一般读者的视野，成为他们了解传统政治和文化的一个范本，岳麓书社为此决定出版《通鉴》的白话本，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们自然非常乐意承担这部书的翻译工作。

我们在接受任务后，就底本与翻译原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底本，确定采用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一来是该本为精校本，二来是因为有中华书局的成果可以借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古籍整理事业，《通鉴》是国家组织人力校点的第一部大型古籍，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至今仍值得信赖。翻译的原则通常都提倡信、达、雅，我们也不例外，而主要强调“信”，即忠实于原文。为了准确地反映原文的丰富内容，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直译，逐句对应。考虑到古今汉语的差异，可以有语序的调整，也可以补充个别的句子成分，但绝不增添原文所无之事之意，更不得删改原文所记之事。不仅语言要合乎事实，还要注意书中的体例，如同是一国之君，司马光或称“帝”，或称“主”，或称“王”，甚或直称其名，不是没有讲究的，这在译文中，就要照译出来。意译也在极少情况下采用，如少量的骈体文与讲究对仗的诏令奏疏等文字，逐字逐句对译会显得生硬，不如用意译，倒要贴切一些。在“信”的前提下，再力求译文的通畅、典雅。

要做到一个“信”字，谈何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有些问题比较难以处理。一是原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讹误，胺理说是该校正的，却不可能都做到。因此，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敢擅自加以改动。由于没有注释，无法提示，这就有待读者自己识别了。二是记事中的时间有差错，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考证清楚，只有照原书称某干支日。好在这两方面的问题，所占比重很小，不至于影响译文的连贯性。此外，众人翻译《通鉴》，由于各人平日行文习惯有所差异，译文风格也会小有异同。这是需请读者鉴谅的。

胡三省在《通鉴》卷二百二十一的注中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事实正是如此，任何人读《通鉴》，一时之间都难以完全明了其中丰富的内容，但都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对这部《白话资治通鉴》的最大期待，就是将广大读者带到历史的长河边，让他们也能够“各充其量”，体验这条长河的源远流长，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如果读者于此心有灵犀，则翻译诸人何幸如之!

周国林

2005年元月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