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本书他的作品集，他的作品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表现的深广的社会关怀。

存在的焦虑与灵魂的建构

个人的体验

万延元年的足球

饲育

人羊

性的人

环火鸟

鸟俯视着野鹿般昂然而优雅地摆在陈列架上的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克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露在工作制服外的脖颈和手腕上冻起了斑斑点点的书店店员们对于鸟的叹息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一个死去的巨人的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人们好像是在幽暗的潜意识角落追寻白天残存在皮肤上的温暖记忆似的吐出含混的叹息。六月，午后六时半，街市上已经没有流汗的行人，但鸟的妻子可能正赤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眼睛紧闭，全身的毛孔都不停地沁出数量惊人的汗珠，同时发出痛苦、不安而又含着期待的呻吟。

鸟打着冷战，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部。环绕着非洲的海宛如冬日黎明时分的晴空，涂成了令人心动落泪的天蓝色。经度和纬度，都没有用规尺刻画的机械线条描绘，而是用让人能够感觉到画家个人内心不安与从容的粗笔迹表现的。笔道都呈浅淡的黑色。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位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位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活动着考拉、鸭嘴兽、袋鼠的澳大利亚大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颇似刚刚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图，则是一个剥掉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惨不忍睹的头颅。这一切，都让人想起血淋淋的暴死于非命的情景。

“从架上拿下来给您看看吗?”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米雪兰版的西非地图和中非、南非地图。”鸟说。

店员弯着腰，忙乱地在摆满了各类米雪兰版汽车交通图的书架上寻找。鸟以一个非洲通的口吻说：“顺序编号是一八二和一五五。”

他刚才叹息着凝视的是一部皮面精装、沉甸厚重、像一件陈设品似的世界全图里的一页。几周以前，他已经询问过这部豪华精装本的价格，大体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如果加上当临时翻译的所得，鸟用三个月的收入还是买得起的。但鸟必须养活自己和妻子，还有一个即将成为存在的东西。他是一家之主。

书店店员选出两种红色封面的地图，放在陈列架上。她的手掌小而且脏，手指像变色蜥蜴缠绕在灌木丛里的四肢一样粗鄙。鸟的目光停留在女店员手指碰到的地图标签、一个青蛙模样推着橡胶轮胎奔跑的橡皮人标签上，鸟感到自己买了件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用地图。鸟对那部摆在陈列架中央、和自己现在打算买的实用地图不同的豪华地图留恋不舍，问：

“那部世界全图，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一页呢?”

书店店员不由得警惕起来，一声不吭。

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一页呢?鸟开始自问自答。可能是书店店主认为这本书里非洲这一页最美吧?然而，像非洲这样缭乱变幻的大陆，它的地图陈旧过时得也很快，而这陈旧色彩又从这里侵蚀蔓延到世界全图的整体。因此，大概可以说，展开非洲这一页，是为了突出宣传这部世界全图的古旧吧?那么，如果选择政治关系稳定而又决不会陈旧的大陆，应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陆，而且是北美大陆?鸟中途结束了自己的自问自答，买下那两份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后，低头穿过肥胖的裸妇铜像和巨大的盆栽花木夹峙的通道，走下楼阶。铜像的下腹部，沾满那些欲望未获满足的家伙们的手掌油垢，像濡湿的狗鼻子似的闪着光。学生时代，鸟也是向那里伸指头的家伙，但现在他连正眼看铜像的勇气都没有。他曾经在医院里窥望到那些袖口挽到肘部的医生和几个护士在自己妻子赤裸的躯体旁用消毒液刷刷地洗手臂的情景。那个医生的手臂上长满了浓密的毛。

通过一楼嘈杂的杂志贩卖处，鸟把包着地图的纸包插入西装外面的口袋里，很小心地用手腕按住继续向前走。这是鸟第一次买的实用非洲地图。可是，我实实在在地踏上非洲大地，戴着太阳镜仰望非洲长空的日子真的会来吗?鸟惶惑不安地思索着。或许现在这一瞬间，我向非洲出发的可能正在决定性地丧失，也就是说，我现在正无可奈何地与自己青春时代惟一的最后一个充满激动和紧张的机会告别。果真如此，那也……但这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鸟愤怒而粗暴地推开外文书店的门，走到初夏暮色里的柏油路上，空气浑浊，光线暗淡，柏油路仿佛被雾锁住了。在排列着硬壳精装外文新书的橱窗里修理荧光灯的电工一纵身跳到鸟的面前，吓得鸟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呆立在那里。于是他看到了宽大而暗淡的玻璃窗里的自己、正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衰老下去的自己。鸟，他二十七岁零四个月。他被人们叫做“鸟”，是十五岁时候的事。从那以后，他一直是鸟；现在，在橱窗玻璃黯黑如墨的湖水里死尸般漂浮着的他，也仍然是鸟的形状。鸟矮小瘦削。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就职以后大都开始发胖，即使有几个开始还保持了瘦体型，一结婚也就发福。只有鸟，虽然腹部略有些凸起，但基本癯瘦如故。他走起路来总是耸肩前屈，站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姿势。这是运动型的瘦削老人给人的感觉。他耸起的双肩像收敛的鸟翼，他的容貌也让人联想到鸟：光滑无皱的淡褐色鼻梁，像鸟喙一样强有力的弯曲着。眼睛溢满胶液般迟钝的光，几乎没有表情流露，但偶尔却会惊讶地猛然睁开。嘴唇总是紧绷着，又薄又硬，从脸颊到下巴颏儿一路尖下去。红褐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挺挺地直指天空。……P1-2

存在的焦虑与灵魂的建构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历程及其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关系

“峡谷村庄”：多义的空间

大江健三郎是从大学时代开始步入文坛的作家，从一九五五年在东京大学《学园》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火山》算起，他的文学道路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但如果追溯他文学道路的原点和想像力的源泉，却必须从日本的一个小小村庄谈起。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七日，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发表受奖演说的时候，首先说起的就是他故乡的村庄①。

大江健三郎的故乡位于日本南方四国岛上的爱媛县，县内多山，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掩藏在崇山峻岭里的喜多郡大濑村(现名内子町大濑村)。村子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森林，村子下面的山谷有河水流过。大江在这里长到十五岁，他经常把故乡称作“峡谷里的村庄”。……

……

就这样，在以上论及的小说里，对“灵魂问题”的探索，作为神话层面上的故事，不断地向写实层面的残疾儿故事投射进色彩斑斓的光束，丰富和提升了后者的意义蕴含，也为大江的文学带来了独有的特色。但大江并不认为自己因此获得了特别成功，尤其是宣布停止小说创作以后，回顾近四十年的文学历程，他甚至认为，恰恰是小说叙述，妨碍了对灵魂问题的彻底探究。因为对于职业小说家来说，即使未能对问题做出透彻解释，也可以将其付诸文学表现。表现完成了，但问题却遗留了下来。这正是大江最感遗憾的。所以，他决定由小说转向斯宾诺莎，直接去面对终极的灵魂问题。而那时候，大江的思考也有了更具体的所指。他说：在有限的余年里，我不能不忧虑自己的灵魂①。

大江之所以做这样的决断，主要出自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这是他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个自然归宿。从《新人啊，醒来吧》到以后的续作，他始终把以自己儿子为原型的残疾儿的内心和生活作为描写重心。其主要目的，是想给缺乏表现能力和交流能力的残疾儿做个代理人，借助通用的语言媒介，将其灵魂世界展现给社会。但当儿子创作的音乐被广泛理解和接受之后，大江认为自己的代理者作用已经变得多余，剩下的时间，应该用来考虑自我灵魂的问题了。第二，大江的决断，也是针对他所置身的社会现状做出的反应。他写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些并没有做成什么事业的历史学家、文学研究家和掌握了国家艺术机关权力的作家，到了晚年，发表忧国言论，居然大为畅销。其实这些人所谓的忧国之思完全是谎言。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无缘结出果实的证明。大江甚至直接对他们发出质问：难道没有比忧国更重要的事情?难道你们不更应该忧虑你们自身(虽然还谈不到你们的灵魂)②?

参照日本社会的政治状况，可以知道，大江的批判锋芒，直接针对的是以作家石原慎太郎、“自由史观研究会”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九十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日本社会因冷战体制解体、泡沫经济崩坏而产生的心理恐慌，鼓吹极端的国家主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一时在媒体上大行其道。他们把向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道歉的政治家称为“亡国之徒”，把知识界反省日本侵略历史的努力称为“自虐史观”，而这些观点居然被无批判地接受，所谓“自虐史观”甚至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成为“最新的流行词语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江特别提出“自我”，来对抗右翼势力膜拜的“国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大江的用意，并不是要躲进封闭的自我天地，他解除自我禁令之后创作的《空翻》，和此前的《燃烧的绿树》(1993—1995)都表现出他深广的社会关怀。两部作品都写到具有某种超常功能的人被视为神或救世主，被推为新兴宗教的教主，而当他想要放弃神的身份时，却不为信徒所容许。因为他们需要神来保证“灵魂的安宁”。常有论者提到这两部小说和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关系，其实还可以说，这两部小说也隐喻地浓缩了近代以来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绝对权威的形成，潜藏着作家对国家主义复活的担心，和对国民所陷入的精神危机的忧虑。同时，小说里也包含着作家对自我灵魂的深刻剖析。在谈到《空翻》时说大江曾明确宣布，自己的创作目标是“在小说里创造一个建构灵魂的场所”(参见作家在一九九九年新潮社版《空翻》封面上的广告词)。而同时他又说，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他“把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一加以清算②”。

经过这样的清算，大江对灵魂的解释和形容也褪去了神秘色彩，而变得更加素朴。《燃烧的绿树》里，否定自己创建的教会的格兄用水滴和大地的关系比喻灵魂和上帝，认为要“建构真正的灵魂”，不应依赖教主和宗教组织，而应像水滴渗入大地一样，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祈祷和主直接相通。这之中无疑寄托着作家的理念。而在普通人中发现“真正的灵魂”，本来也是大江所坚持的信念。从六十年代以来，他风尘仆仆地赴广岛，到冲绳，就是这种信念的实践。多年坚持反对美军基地的冲绳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他解释了灵魂的含义：“它藏在人格的深层，即使肉体受伤，精神受伤，它也不会损坏。”(《朝日新闻》2000年5月18日)。在最近发表的关于冲绳的系列随笔中，大江则清楚表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传达冲绳的‘灵魂’所发出的声音”(《朝日新闻》2000年5月18日)。同样，身负原子弹爆炸创伤而顽强生存的广岛人，也一直给予大江以关于灵魂的启迪。他甚至认为，广岛人在绝望中所做的充满希望的生存努力，不仅是在拯救自己，也是在拯救包括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人们在内的全人类的灵魂。

但是，当大江向日本以外的人们、特别是二战期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的人们阐述这一看法时，则遇到巨大的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的广岛人当然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包括广岛人在内的众多日本人，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加害于周边国家的人民。这种集加害者与受害者于一身的尴尬角色，想得到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人们的理解，当然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诸如石原慎太郎、“自由史观研究会”等右翼保守势力不断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时候，无疑更加大了日本和周边国家理解的难度。一九九O年，大江和一个电视摄制组一起到韩国访问著名诗人金芝河，谈话的题目是“世界记着广岛吗?”金芝河是大江的老朋友，当年，为营救被韩国军政权迫害的金，大江曾奔走呐喊，甚至退出国际笔会日本分会以示抗议。但现在，金芝河却向大江发出严肃的批评：这个电视节目的题目错了。毋宁说，应该问的是：“世界记着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人吗?”“记着战争中牺牲的一千万亚洲人吗?”……大江端正地坐在金芝河面前，认真地接受他的批判。后来，他不仅让电视清楚地放映这一场面，而且，还记录在自己的文章里。灵魂和人格，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而非抽象的存在。把广岛人的经验和精神提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灵魂问题，也不会是很简单和很轻易的。大江和金芝河的对谈场面，不仅反映了沉重的现代日本历史给大江带来的巨大困境，也记录了一个“真正的灵魂”自觉背负起十字架所经受的磨难。

王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