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事名论实情实话交融，权威性思想性学术性人文性并重。本书将科学发展观倾注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采访到这些思想者既是高层权威，又具品学兼优，他们静心洞察传媒之事，放理性眼光，视思明；潜心实录传媒之史，抚人生琴瑟，听思聪；平心纵论传媒之势，究学术前沿，疑思问。

高端境界

 与新闻同行 与改革同步

 哲学、新闻、书法 相得益彰

 电脑情结

 新闻出版“有物有则” 改革创新“以启山林”

 报刊业将探索退出机制

 凝聚军心扬军威

 真情付与人民

 生命四重奏

总编谈艺

 经历新闻是一种享受

 锐利沉稳两相宜

 海内知己中新社

 一生追求不停歇

 对人民一“网”情深

广电畅想

 做冷静、清醒的思考者

 解析“电视湘军”之谜

 广播是怎样成为强势的?

 凤凰凌空入境界

 心对新的追求

 我善于制造游戏规则

 打造中国一流报业集团

 创时代高度做中原向导

 跑在读者口味变化之前

 党报集团应当是“交响乐团”

 改革创新看杭报

 揭示锻造“合金”之谜

 搏击报海立潮头

出版观澜

 以民族教育为己任

 把“创新”刻在骨子里

 出版业和谐发展之路

 营销韬略

 青年办报善创新

 传媒应该怎样经营?

 登华山赏美景

从徐光春同志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工作的地方从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安徽，到改革开放的窗口上海，再到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从地方到中央，使他纵深了解中国国情；他工作过的媒体既有报社、通讯社，也有广播、电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先后经历了“学新闻、写新闻、编新闻、管新闻”四个阶段，多种媒体、不同阶段，历练丰富，使他积累了丰富全面的新闻工作经验。

徐光春同志的工作经历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新闻工作经历最主要、最闪光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始终与新闻工作同行，与改革开放同步。徐光春同志的新闻报道作品和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反映了新时期我们党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他的新闻工作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党的改革开放后的新闻工作的发展和变化，采访徐光春同志就把我们带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工作发展变化的历史。

我们的访谈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后他在新华社、光明日报社、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的工作而展开。

在新华社：他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他于1979年调到安徽分社工作，1985年调任上海分社社长，1988年调任北京分社社长。在安徽他经历了农村的改革，在上海他经历了城市的改革，在北京他经历了“六·四”风波，他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记 者：您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新华社安徽分社的，我国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安徽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始发地，请您谈谈当时安徽农村改革的有关情况以及你们分社报道农村改革的情况。

徐光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把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农村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我是1979年调到新华社安徽分社工作的，在这之前我在安徽新闻图片社当记者，对安徽农村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农村的改革由萌动到爆发，变革最早从安徽最贫穷的地方凤阳县揭开。1978年11月24日，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在一起，召开一次秘密的会议，决定把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分到农户家中，由农户经营，并签订保证书。保证书说：“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8户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上了手印。一时间，对这种做法，从中央到地方众说纷纭，有赞成说好的，有反对骂娘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一方面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如实向中央反映；另一方面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中央的精神与安徽农村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采写了大量新鲜感人、生动活泼、富有说服力的各类报道。这些报道用生动的事实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创造精神和农村改革的勃勃生机，深刻地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正确和改革的必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大开眼界，闻到了闻所未闻的改革事实，见到了见所未见的创新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记 者：在反映安徽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中自然也有您的作品，您当时是摄影记者，能不能谈一谈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摄影作品呢?P5-6

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传媒研究要走出书斋，贴近现实，严谨记载《传媒史记》。

文化体制改革渐入佳境，传媒怎样创新管理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应该为传媒人倾情续写一部《资治通鉴》!

有非常之时势，必有非常之人物；有非常之人物，乃有非常之文章。可否对话高层权威，倾听他们解读《传媒论语》?

适逢中国传媒“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幅幅壮丽多彩的传媒新图景跃人视野，催生出中国传媒界“奥运会阵容”首次亮相：这是一派“高朋满座”的盛况，这是一座“百家争鸣”的殿堂。从中央委员到省委委员，从中央级传媒当家人到文化体制改革排头兵，囊括了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所有传媒。这32位传媒高层权威放理性眼光，静心洞察传媒之事；究战略前沿，平心纵论传媒之势；抚人生琴瑟，潜心实录传媒之史。他们的嘉言懿行交相辉映成传媒三乐章：激越如“和谐社会”生力军、铿锵似“文化改制”先行者、舒缓像“道德文章”大手笔。

“和谐社会”生力军

《左传》有云：“如乐之和，无所不谐。”马克思说，“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因素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目前，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地化解和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面对重大的改革机遇和社会转变，中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社会环境和生存状态，传媒应该更加清醒和自觉地认清和履行自己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神圣责任。

首先，传媒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稳压器。美国传播学者科恩指出，传媒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这就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它对应于“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河南省委书记，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有一句至理名言是“舆论导向金不换”。他做了精辟阐述：“舆论导向抓好了，舆论导向正确了，中央放心，人民安心，上下一心；舆论导向如果出了问题，中央操心，人民忧心，上下分心。因此，舆论导向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面正确地把握导向，始终一贯地坚持导向，齐心协力地搞好导向，做到宣传不迷向，引导不松劲，导向金不换。”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回首他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的峥嵘岁月：199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我谈工作时，问我有没有压力，我说不但有压力，而且还很大。他说，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他说：“这段时间《人民日报》办得不错。你们要注意大的方面，把导向搞好，不要出大的问题。面临复杂的情况，《人民日报》只要牢牢把握住方向、主调，发生一些小问题也在所难免，注意总结、改进就好。”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传媒要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为团结稳定鼓劲，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和谐社会的逐步完善。

其次，传媒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预警器。我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有权行使监督权，传媒始终代表人民利益，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所说：“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传媒一方面要对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公共信息，尤其要实行信息公开，这是正确的社会舆论形成和传媒公共领域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安定、和谐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传媒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意见和呼声的渠道和空间，在媒体上对公共事务开展交流、沟通和讨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古语来表达对传媒问责政府和党政官员的支持。“莫道新闻空议论，民之众口可移山”。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扩大矛盾；舆论监督的角度，是团结人而不是分离人。通过舆论监督理顺民意，达到新的团结，这应该成为传媒在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要任务。对此，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徐心华深入剖析：“批评报道必须以改善和促进我们各项工作为出发点，这就是记者对负面问题进行批评报道的出发点。此外，即使批评工作中的错误，那也要讲究方式，要让对方听了看了以后心里感到记者报道是对的。”让人们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达到意见的一致，是传媒公共领域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人民群众表达权，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表现。

再次，传媒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新闻业呈现出日趋开放和繁荣的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低俗之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等“四大公害”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抨击。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率先提出了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其初衷就是从增强传媒的道德责任的角度来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实行严格的行业道德规范是保证传媒实现其社会责任的重要条件。美国传播学者洛基奇说：“传媒能产生强大的效果，因为它发出的信息能协助建构社会现实，提供给受众一种世界观，久而久之，人们便依据媒介所提供的参考框架来界定并修正个人的观念和行为。”所以，传媒人应该具备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政治家的人文精神，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对社会责任进行了绝妙诠释：记者是个特殊职业，他有多重身份。首先他是公民，这是自然身份；许多记者还是党员，这是政治身份；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记者”是他的职业身份。多重的身份决定了社会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多重的——作为一个公民，记者应遵纪守法，要有公德；作为一名党员，记者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此外记者还应具备良好的新闻职业素质，比如敬业、吃苦耐劳、娴熟的专业技能等。但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和“公民”、“党员”这两种身份相比，记者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是第三位的，不讲公德、没有起码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也无从说起。

最后，传媒要有效运用对外传播，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扬声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理论，并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时，我国正陷入“两报一刊”制造的“舆论一律”状态中。从《大众传媒宣言》到《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从我国“申奥”1993年的失败到2001年的成功，我们深思：如何应对“新世界信息秩序”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在国际舆论格局中逐步打破西方舆论垄断，正确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为改革开放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对外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中国新闻社总编辑郭招金言之谆谆：“西方传媒对国际事务和中国事务的报道看似客观和零散，有时也显得很公正，实际上他们在报道中始终贯穿着他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报道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魂’，即认真设计新闻议题。”原《中国日报》总编辑朱英璜由衷而言：“在有限的投入下，要提高外宣的效果，应该想一想世界舆论格局。这种格局下要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主要的是要影响西方主流社会的政界、商界、媒介，以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的诤语良言再次证明：新闻是没有国界的，记者是有祖国的。向世界说明中国，就要求对外传播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我国的实际情况。融人世界的主流传媒，高扬我国传媒的强势之声应该成为所有华语传媒共同的追求。

“文化改制”先行者

2004年12月22日，《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青传媒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当日总成交金额约为5.917亿港元。北青传媒的成功上市，既得益于当前中央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环境，也得益于北京市作为综合试点城市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积极探索。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精辟的论述，折射出思想解放的光芒，也为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将文化体制改革概括为“三个一切”，即“一切妨碍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先进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先进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我们应当有力争上游的雄心壮志和“一篙松劲退千寻”的危机感，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到了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刻。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一二三分析法”。一是指一个大背景。我们看到西方文化正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文化争夺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在西方文化强大力量的比照下，中国文化产业的成绩单，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什么是岌岌可危。二是指两个参照系。一个是相对于我们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们文化产业的体积和重量不能与之相匹配；另一个是相对于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言，我们不仅保护、开发、利用得不够好，甚至文化产业里还有自轻自贱自我毁坏的现象。三是指三个可横向比较的国家。与日本比，我们不能称文化强国；与韩国比，我们不能算信息大国；与印度比，我们汗颜民族文化之保存。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令人欣慰的是本书中的这些传媒人锐意进取，敢闯善创，绩效斐然，他们无愧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先行者。

报业改制要把握“四项举措”，解决“三个问题”。根据整个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2005年报刊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思路是：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保证正确导向为根本，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现先进文化建设要求的、符合我国报刊业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据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认为，2005年推进报刊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有四项举措：首先是认真总结改革试点单位经验，巩固和推广试点工作成果。其次是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报刊事业单位的改革。在相关政策完备的前提下，要推动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重点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条件的还要进一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对党报党刊和社会公益性较强的报刊，由国家主办，实行新的事业体制。已组建的党报集团要深化改革，重点是剥离集团控股的企业，理顺管理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抓好经营，壮大实力。再次是探索和实行报刊退出机制。我国报刊业缺乏退出机制，已经成为报刊业健康发展的痼疾，成为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只生不死，可以说对任何事物都是违背生存规律的。今年我们准备下大力量建立报刊质量评价体系，各方面的要求都要具体化、量化。最后是合理规划报刊业发展的结构布局。现在大家都认为报刊业结构布局不合理，但怎么不合理，怎样才算合理，谁都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论证，不但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还要有政策措施、目标任务、指标体系等，要用数据说话。

总结北青传媒的上市融资经验，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张延平认为要考虑和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是构筑适合两分开体制的“防火墙”。综合性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舆论阵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只有在宣传和经营两分开后，在保证宣传工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经营部分才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谋求做强做大。因此，在两分开的管理体制下，传媒、尤其是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传媒，上市前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宣传和经营两部分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确保经营部分上市后，宣传部分的舆论引导功能不被削弱。其次是建立适合上市公司要求的组织结构。北青传媒确定上市以后，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了改选，重新修改了公司章程，充实了具有媒体编采和经营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建立并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北青传媒开始着手制定与上市公司相适应的工作流程、管理流程以及相配套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薪酬激励体系，以进一步整合好内部资源，提高管理效益。最后是确定适合公司未来发展的资产组合。在资产和业务调整方面，北青传媒将国家暂不允许外资介入的批发发行业务和盈利尚不明朗的网站业务剥离，而将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和发展前景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纳入，实现了资产的优化组合，吸引了投资者的极大兴趣。

出版改制要用力于“四个方向”，扬弃“双方短长”。谈起新闻出版改革，可以用两句古语形容：一句是“天地恒久，有物有则”。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发生变化是永恒的，但是变化是有规则的。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按照他自己本身的规律去推动它的发展、变革。另一句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是凡进步的事业都要艰苦奋斗，劳心劳力，才有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对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思路已经基本明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说，“目前，大体上来说改革要从这四个方向来加快推进。首先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宏观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其次是微观层面的改革。整体思路是先分清性质，由性质决定体制，由体制决定机制。除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外，皆为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其改革的思路是创新体制、搞活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基本上都要分期分批转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管理体制、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造，改造成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再次是政府的改革。政府的角色将逐步从主办主管新闻出版单位转变到监管市场，不干预新闻出版企业单位的自主经营，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后是市场的改革。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大市场、大流通。将来发展的方向，就是资源重组，多元发展，培养大型企业集团，建立物流配送中心，实现连锁经营、系统管理，走上现代企业的路子。”

出版集团怎样完成从简单的“物理结合”向“化学反应”的转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全国成立的第一家出版集团，2004年销售收人8．45亿元，利润O．85亿元。该社社长陈昕善于从中外对比的视角，建言献策：中国的出版集团在股份化和上市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前一轮国有企业转制上市过程中热衷于圈钱而忽视业务整合、热衷于企业及业务扩张而忽视治理结构建设的倾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出版业围绕着内容而展开的收购兼并浪潮，无一不是按照内容产品生产线对出版资源和品牌进行重新配置，对出版社的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形成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借鉴国际经验，下一步中国的出版集团的业务发展不应再是各个出版社独自零散作战的模式，而应按照不同的内容产品生产线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对品牌进行组合，实行产品细化和专业化生产，从而促进内容创新的深化，最大程度地利用内容资源，降低成本，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牌，以提高生产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覆盖面。

广电改制要应对“六种势头”，演绎“两次投入、产出”。中国广播电视业正在经历以数字化和体制改革为标志的历史性变革和转型。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规划研究院院长黄勇认为，从发展的观点看，未来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将呈现六种势头：一、媒体的分类管理。根据意识形态相关性和产业相关性的程度，将相关频率频道分别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运营体系，实行分类管理。二、核心资源的两种配置方式。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行政与市场两种配置方式，并建立核心资源经营许可制度。三、产业主体的多元化。产业经营将打破独家垄断格局，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广电产业的新格局。四、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实行政资分离，完善和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经营性广电资产塑造成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五、公共服务的多元互动。将竞争机制引入广电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服务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建立新的广电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六、建立现代监管制度。将由政府行政部门的直接监管逐步向独立、专业化的监管方向发展，从单一行政控制向现代法制监管方向发展，逐步确立政府行政部门、监管机构、运营实体三者的相互制衡关系。

1999年3月25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传媒第一股”，股票上市后很快融资4亿多元，加速了湖南电视业的发展，“电视湘军”统帅魏文彬也因此被业内同行称为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先驱。从《快乐大本营》到《玫瑰之约》再到《超级女声》，“电视湘军”之所以风靡全国，在于信奉魏文彬的“金科玉律”：“谁找到了观众的需求，谁就找到了一座金矿”。“电视湘军”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重大突破和阶段性成果?现任湖南广电局局长魏文彬如数家珍：“我觉得文化产品的生产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两次投入、两次产出。文化产品的生产第一次投入要投在硬件上，投在基础设施上，投在载体上，一定要把硬件搞上去，把基础打牢固，这是一个大前提。第一次投入产生效益再投到软件上，这是第二次投入，这次投入主要是投在节目生产制作环节上，效益就明显出来了。湖南电视十多年来的发展，可以用这两次投入、两次产出来演绎。十多年改革，湖南电视的经营创收能力比以前增长了100多倍。十多年前湖南电视还只有几百万元的年收入，如今湖南电视台单个频道收入就有五个亿，在全国所有省级电视频道里排第一，这就是两次投入、两次产出的结果。”

“道德文章”大手笔

“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从《论语》到《荀子》，从孟子到林则徐，千百年来，这些道德文章影响了千百万人，这32位传媒人是其中的佼佼者。薪尽火传，历久弥新，他们又是道德文章的弘扬者，或是向传媒实践新领域的拓展，或是对传媒某些旧观念的廓清，或是给传媒主管机构献策的论证，或是传媒人超越传媒看全局的感悟，借用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话就是：“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听其言，观其行，悟其道，我们愈加叹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有境界者，则自有名句，自成高格。”

《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解放军报》总编辑孙晓青少将两年前曾在南疆军区担任副政委。在南疆那个地方，他感觉到宏大的是事业，渺小的是人生，离开宏伟的事业，人生的种种欲念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一个人只有将个人的一切融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才能够获得永生。可以说，正是在南疆，他才真正学会了远离虚荣，淡薄名利。这几年，他在南疆接待过许多来自内地的客人，无论是将军、记者、演员，还是总部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凡是上过高原的人，下山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灵魂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孙晓青说起这样一件事：“前年部队执行特殊任务期间，新疆军区政委喻林祥中将上山看望官兵，回来后动情地赋诗一首：归途几回首，一路默无言；试问名利客，几个能戍边?”

《论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新闻界，长期以来事实上存在着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两种倾向。前者只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不重视文字技巧，甚至把“文笔不错”当做一种似褒实贬的评价。后者只井究文字技巧，而不重视思想内容，结果往往流于浮华夸饰，哗众取宠。这二者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道路应该是文华与质朴的有机统一，把政治家的深沉思考与文学家的飞扬文采融合起来。毛泽东同志一贯要求新闻工作者既要有大方向，又要有生动活泼、引人人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报纸上的文章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还应当讲究文采、辞章，为读者所喜闻乐见。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是对“文质之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也许因为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是孔夫子的同乡，他对于·t文质彬彬’’有深切的体会，并能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身体力行。作为评论家，他始终把导向的正确、立论的严谨、说理的透彻放在首位，但是又讲究文采、辞章，笔端常带感情，因而写出了像《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习B样产生轰动效应的评论。作为散文家，他文笔优美、潇洒，善于写景摹状，托物抒情，但是又讲究质朴通俗，“不待华采以崇好，不待文绮以致爱”，因而写出了许多像《悉尼走笔》那样深受读者喜爱的散文式的新闻作品，读罢不禁产生“空谷闻跫音则喜”的心情。

《荀子》说：tt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然而，这32位传媒人探索成功永无止境。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张建星在2005年度集团总结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可谓袒露心迹：“市里的领导也是那么劝我的。但是我张建星，今天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是一个乐于迎接挑战的人，我确实是一个乐于追求完美的人，而我确确实实说不清楚这种感情，我非常地热爱我们的报社，非常地热爱我们的集团，非常地热爱我们这个团队，也非常地热爱大家。我只有贡献出我的一切!”前不久，新疆经济报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新闻高层不仅肯定了进入北京报业市场的《西域风》这张特刊，而且也肯定了新疆经济报社社长苏继赏的报业创新和报业经营。据了解，新疆经济报系的发展不仅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等自治区党委的支持，现在又得到了中央新闻机关的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地方党委看到中央的态度，就可以无忧无虑地支持他们，在自治区内部他们有了一个空前好的政治环境。

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研出版社社长李朋义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出版中来。他是那种为了事业可以放弃一切的人，在家里，他不是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他常对外研社的干部讲做任何事若想成功，必须达到上班想，下班也想，顾不上回家，甚至同老婆吵架的“境界”，只有将生命与事业融为一体，才能达到最终目的。这就是献身，不献身的人是做不成事的。外研社今日的成功，正是因为有许多像李朋义这样“拼命三郎”式的干部。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总编辑邬恩波将党报权威与晚报特色融为一体，将二者的兼容性发挥到极致，把机关报晚报办成一张具有极强权威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使《长沙晚报》成为坚不可摧的“合金”。他因此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但他的确感到对家人非常愧疚：越是节假日报社任务越重，在他家里居然找不出一张三口人的合影；房子装修，他无暇顾及，这些活全都落到妻子的肩上；妻子摔伤了腰住进医院，由于担负“两会”报道任务，他陪了妻子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离开病房，妻子孤独无助的眼神至今让他难忘。邬恩波只盼着将来退休了，再来好好补偿她们。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采访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李而亮之前，我专门翻阅出一张泛黄的剪报，看到1995年6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有一篇新闻特写《援藏干部要出发》。文章中有一个细节描写：在机场上，援藏担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的《人民日报》记者李而亮没有让一个亲人来送行，因为他不愿意在上西藏高原前看到眼泪。1998年按计划李而亮要回北京，却接到了西藏要留他的通知。他可以列出一千个不再留下的理由，但是，有一个理由却令他彻夜难眠，那就是西藏人民对他的信任和需要。他想中国人这么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真正说需要你、离不开你的时候是很少见的。对你的最大认可，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这也是他在西藏的切身体会。在《西藏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的6年里，李而亮殚精竭虑，忍辱负重，在建章立制、改版扩版、硬件建设等三个方面做了巨大努力，使报社焕然一新。

子日：“三年学，不至不谷，不易得也。”荏苒千日，我恪守“做了再等待，不要等待着去做”，从不奢望“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编著出版《传媒方家》，我心有期许，一如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更像法国文豪雨果说：“书本要比世界这场景更为广阔，因为它在事实之上还加上了思想。增加了读者的数目，也就是增加了书籍的价值。”我向来坚信“付之银，报予金”!

王永亮 2005年9月8日于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

改革创新既足一种思想、一种意识，也足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更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

——徐光春(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现任河南省委书记)

记者自己要十分珍视这份职业，提高自己的素养，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邵华泽(中国记协主席)

划分“富”与“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记者的索材积累，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的多寡。

——南振中(新华通讯社总编辑)

新闻出版的改革也要按照它本身的规律来推动，佩足必须要有推动的力量。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通过报纸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广人指战员确立军魂意识，培育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

——孙晓青(解放军报社总编辑)

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全局，掌握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做到兵蛮地报道客观事物。

——徐心华(中国记协党组书记)

我写这些大事、大情、大理，就足要总结事件精神财富，揭示历史脱律。

——梁衡(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亲民”和“情感”是我们湖南电视任何节目部死死扭住不放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色。

——魏文彬(湖南广电局局长)

哪个单位，哪个部门，正气多，它就发展好，就和谐，就顺畅。

——张建星(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

负起民族教育的重任，多出些民族文化的好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

——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