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公众的道德状况究竟如何？仅仅从感觉出发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书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实证的方法，以描述当前社会道德状况为基础，通过全面而准确呈现整理、汇总后的调查资料，对当前我国社会广大居民的道德实践、道德心理及其形成背景作深入具体的考察，展示实际道德的真实状况，并对“应该如何对待道德现状”给出回答，探讨推进道德发展的各种适宜条件，进行预测分析，确立我们社会的道德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构建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使我国道德 领域受到重大冲击。相当一部分人对目前的道德状况十分忧虑，甚至有人指出，出现了道德的整体滑坡和危机。本书以社会调查为依据，揭示了当今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和各种政治面貌人群的道德表现，揭示了中国道德状况的真实面貌；它包括人际关系、公共生活、家庭和职业场所等领域：包括传统道德与西方道德对人们的影响；此外，对信任和社会公平两个热点问题，本书也从道德层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结果和分析。

前言／1

第1章 正视道德现状／1

 口改革开放后道德水平越来越下降了吗？同意与不同意的比例十分接近／2

 口如何对待人我关系：只有少数人选择“先人后己” ／12

 口个人与集体何者优先：53％的人选择“先考虑集体利益，再考虑个人利益” ／19

 口共产党员能起到道德示范作用吗？实际状况不容乐观／25

第2章 今日的社会公德／30

 口目前人际关系状态：近l／5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 ／31

 口公共场所的行为要求：公德在哪里／36

·最重要的社会公德：“在公共场所守秩序” ／36

·路见不平怎么办：有最多人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快离开” ／41

·隐私权：银行设“一米线”是否必要／47

 口如何处理知名人士的道德过错：多数人表现出更大的宽容／51

 口你能感受到不公平吗？只有7.5％的人认为不存在不公平／57

·不公平现象是否存在：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公平现象确实存在／58

·不公平的表现：官民差别是人们最痛切感受到的不公平现象／62

·不公平现象的成因：主要是“有关制度不合理” ／65

·不公平能够消除多少：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消除不公平／68

第3章 变动中的家庭道德／72

 口家庭对子女的道德影响：绝大多数人认为“很大” ／73

 口最重要的家庭道德：“夫妻和睦” ／79

 口“孝”的最重要内容：“关心父母的健康和起居” ／84

第4章 饭碗、职业与道德／91

 口职业意味着什么：“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 ／93

 口工作职责与家庭义务：面对火灾该如何选择／99

 口面对提拔：最关键的是“与领导的关系搞得好” ／106

第5章 回首传统道德／117

 口有关中国传统道德的总体评价：肯定者占绝对多数／119

 口“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72％的人同意 ／125

 口仍然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孝慈、诚信、勤俭／129

 口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原则：赞同积极的和中性的，反对消极的／13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多数人赞同／139

·“得饶人处且饶人”：只有2.1％的人反对／140

·“位卑未敢忘忧国”：绝大多数人认同／142

·“亲兄弟，明算账”：可取还是不可取／145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怎样解读／148

·“枪打出头鸟”：鼓励平庸／150

·“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说服力不强／154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不可取／156

第6章 面对西方道德／159

 口国人印象：61.7％的人肯定西方道德／160

 口西方道德的核心内容：大多数人选择“自由” ／166

 口西方道德在我国：思想层面受到更多阻力／170

·提前消费观念：多数国人赞成／171

·婚前财产公证：存在一定分歧／175

·AA制付费方式：多数人同意／178

·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应该优先于社会利益”：54.9％的人反对／18l

第7章 自律意识与个体道德／188

 口你可以替别人做主吗？应该如何处理亡友的钱／l89

 口内外之分：私交主义是否可行／196

 口“他人在场”：还具有约束力吗／203

第8章 关于信任问题／210

 口中国人的信任原点：血缘关系／211

·对家庭成员的信任：最信任家庭成员的是私营企业主／215

·对同事的信任：专业技术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反差很大／220

·对陌生人的信任：敌意无处不在／223

 口朋友对你意味着什么：信任，但与他竞争／226

·什么叫朋友：能够患难与共的人／228

·对朋友的信任：58.5％的人选择“比较信任” ／233

·朋友与竞争：选择“平等竞争” ／236

 口对媒体的信任度：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240

·电视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60％以上的人信任／244

·广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打工者和下岗失业者信任的比例最低／247

·报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学生较多信任报纸／250

·网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总体信任度低／252

第9章 怎样开展道德建设.／256

 口道德与法律：已经成家的人又在外面找情人，能用法律制裁吗／257

 口道德行为该不该奖励：多数人赞成奖励／267

 口道德与宗教：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道德水平更高吗／273

 口知与行：在餐馆吃饭可以趁黑不付钱吗／279

后记／286

打工者表现出最强烈的道德困惑。

不同就业状况的人对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的回答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我们知道，不同就业状况的人所面临的人际关系非常不一样，因此，各人的就业情况可能影响到他(她)对人际关系处理方式的认识。有意思的是，“在职者”与“失业、下岗者”的各项选择都比较接近，并且十分接近平均值，由此可以推断，失业、下岗者与在职者在社会认知、道德意识上保持相似性。失业、下岗者往往曾经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因企业倒闭、重组或机构精简等而失业、下岗，但他们仍然与在职者在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上具有相近的态度，更认可与正统倾向相一致的道德观念。可以推断：尽管失业、下岗者暂时生活困难、经济无保障，却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道德观念，或者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待人方式。可见，人们的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将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并不因经济、个人生活变动而立即发生急剧改变。所谓“打工”，最初指进城的农民以及没有当地户口、“漂”在某城市的成年就业人员。“打工”是个模棱两可的指称，也许一个打工者所做的工作其内容和性质与在职者完全一样，但由于他(她)没有正式户口或人事档案关系等而在身份上变得特殊起来。将打工者单独列出来，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无奈现实。正是由于这样的“无根基”、“无归宿”的处境，打工者表现出最强烈的道德困惑，他们中有7.4％的人回答“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人我关系。这说明在实际生活中，打工者更可能或更经常遭遇到如何看待自己与当地人或当地社会的关系之难题。虽然他们实际地身处其中，却又分明是一个“外来者”，时常生起“异乡人”的感觉。他们与邻居、同事(更不用说陌生人)之间难以形成“守望相助”的人际氛围，“边缘人”的地位又不足以支持他们形成自身的道德信念，结果就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困惑。离退休者中只有0.9％的人回答“不知道”，显然他们自认为最了解处理人际关系的正确方式，他们中42.7％的人选择了“先人后己”，还有20.9％的人回答“利己不损人”，他们的回答明显不同于在家务农者和学生。在家务农者最高比例地选择了“利己不损人”(42.2％)，却最低比例地选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32.5％)。学生中只有最少的人选择了“先人后己”(12.4％)，却最多选择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5.0％)。

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内容都是围绕他人与自身的关系展开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人我关系优先的道德倾向。人我究竟应当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呢？时代的变迁动摇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在变革中，一些人积极适应，一些人消极抵制，还有人难以取舍，结果，就表现为人们在此问题上的巨大分歧。符合传统道德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先人后己”只有不到1／5的人奉守，超过1／3的人主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吻合的方式。与此对应，“利己不损人”的选择比例也仅比“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略低0.5％，这表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确实对人们的实际交往方式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单纯利他、奉献式的行为方式不再受到重视，而对牟利或不损害他人之下的自利等方式给予了充分认可。这一趋势正显示了我们社会道德的最真实状况：一方面它有别于传统道德精神，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革命道德，而是市场经济时代下的新现象，我们必须充分给予关注，并做出积极应答。P17-18

（一）

当前我国公众的道德状况究竟如何？仅仅从感觉出发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一些人看到传统道德被抛弃，不知廉耻的人似乎与日俱增，就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并断言我国的总体道德状况“今不如昔”，在“严重滑坡”。还有人看到新的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的道德现象在出现，如志愿者、公益事业、环保活动等，就认为人们的道德愿望在增长，道德自主性在提高，他们更相信我国的总体道德状况在一天天地好起来，在不断地“爬坡”。

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极大的缺陷，如果仅仅通过枚举现象来“证明”各自的观点，很容易被同样大量存在的反例驳倒。在道德问题上必须摆脱单纯的经验方法，应当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做扎实细致的实证调查，经过严密的分析和经得起推敲的抽象提炼，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通过实证调查，我们对中国公众道德状况获得了初步了解，根据全部有效问卷的分析，大体可以做出如下总体评估。

(1)有关理想道德的认识比较统一，常识道德却处于分裂状态。在目前的中国公众中，有关常识道德的内容、表现等存在许多差异和分歧。今日中国社会的理想道德从内容上说主要是以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为指导的集体主义道德或者受到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倡导而推行开的道德，在具体行为上表现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自我牺牲等。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人们对这样的理想道德大多是认可并接受的，但事实上，很少人愿意身体力行，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知与行的不一致，譬如，在回答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问题时，只有少数人选择“先人后己”。常识道德与理想道德的适度分离是恰当的，但距离过大甚至背离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2)社会道德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具体要求应与时俱进。本书采取的立场是：将社会道德理解为有关社会整体或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道德要求，如守法、诚实、公正等都属于社会道德要求；而将个体道德理解为有关个人价值、生活意义和权利义务维护的道德要求，如尊重隐私、勿加害他人等。在中国，真正的社会道德并不充分，充其量只是社会性的道德。

(3)公共道德水平有待提高。近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的市场经济大潮都严重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公共领域成了“飞地”，许多人只将道德行为施于自己人或准自己人，而对外人或完全陌生的人冷若冰霜，因此，不少人感叹目前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路见不平时。最多人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快离开”。

(4)家庭道德在部分保留传统的同时出现了重大变化。家庭越来越被视为私人性空间，家庭道德中的个体性内容受到关注，例如，最多人认为“夫妻扣睦”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孝”的最重要方面是“关心父母的健康和起居”。

(5)职业道德处于较低水平。多数人把职业仅仅视作“谋生的手段”，鲜有人选择“职业是实现社会名声的手段”。在面对提拔时，最多人把“与领导的关系搞得好”视为被提拔的最关键因素，不过，在面对工作职责与个人家庭义务时，多数人选择了服从工作职责，这表明人们在重大是非问题面前还是持有正确的立场，并能够做出符合正确立场的态度表达。

(6)部分优良传统道德仍然受到人们的承继。我们注意到：多数中国人仍然对孝慈、诚信、爱国等传统道德规范保持敬仰，但也对具体内容作了修正，如人们更倾向于把“孝”理解为关心父母的健康和起居；还有一些传统道德受到人们的反对，如“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等。

(7)对西方道德的接受非常有限，甚至很不理解。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国人对“西方道德”仍不甚了了，当被问道“西方道德指什么”时，很多人答以“不知道”、“说不清”，可见，西方道德的影响对许多国人而言还只是极其浅层的，甚至只是浮光掠影，以至于“印象”都未及形成。  (二)

影响道德的诸多因素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是个体因素，一是社会因素。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个体因素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做或不做)将产生直接的、较大的影响，而社会因素则对人们的道德认知(对或不对)产生直接的、较大的影响。

在道德判断上，不少国人不是依据普遍、公开的规范处理事务，不讲原则的“变通”，“子为父隐”式的二元道德立场仍然占据相当大的市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建立可信赖的关系来自私人之间的交情，这也是中国人建立人际网络的基础。这种私交主义在个人事务、在广泛的社会事务中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讲交情、徇私情、拉关系至今仍然是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种“义务”。

我们通常说，如何看待利益的问题是道德的核心问题，由此进一步主张不同利益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别和对立必然造成道德上的分歧。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在利益与道德之间是不是还存在这样的线性关系呢？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会指出，仅仅是收入的多少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而是控制收入的能力(包括受教育程度、性别、社会地位等)将对个人具有怎样的道德倾向发生着更直接的作用。

在当前我国的社会秩序中，垂直的等级秩序受到高度重视。除了少数人(如政府工作人员、大企业老总)通过追求权力庇护而获得安全感乃至优越感，绝大多数国人对官员和政府机关是避而远之的，这就直接降低了国人对自身能力的预期和改变现状的动力，结果，事实上也就有多数人表现出极低的效能感，对不道德现象麻木不仁，对不道德者退避三舍。因此，许多较少占据社会资源或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更容易采取道德上的不作为态度。

影响个体道德形成的因素中，年龄是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此处所讲的年龄并非单纯的生理年龄，而是社会年龄，即与社会经历、生活状况、时代变迁等相伴随的年龄因素。我们的调查对象均为18周岁～65周岁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五个年龄段：18岁～25岁、26岁～35岁、36岁～45岁、46岁一55岁和56岁～65岁。56岁～65岁的人对传统文化留有深刻记忆，在他们的意识中，有两个明显的分区：一个区域是难以割舍的传统教育，另一个区域是不断涌入的各种“新”的社会观念。二者的矛盾显而易见，难以排解。这一年龄层的人是在思想上最为苦恼的一群。46岁～55岁的人对社会保持高度认同，有明确的归属意识。36岁～45岁的人不满意度相对较强，在道德上的反映就是随众，自主意识明显不足。26岁～35岁的人思想比较多样，对社会的认同度低。18岁一25岁的人明显表现出了自我主义倾向，强调个人成就。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利益关系的多元化、政治主体要求的差异性等，都使得原来的革命道德体系捉襟见肘，难以从容地应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当然，革命道德或社会主义道德本身也在发生积极的改变。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宣传部门倡导、理论界研究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普通公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道德之间存在差距。这样的差距在有些方面还挺大；另一个是社会主义道德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显道德或官方所倡导的道德，而真正活跃在人们生活中的道德观念是一种隐道德或民间道德，这样的道德往往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但这样的道德占据了公众常识道德的主体，而官方所倡导的道德似乎正转变为理想道德，成为表面正确的原则，二者之间的脱节日益严重。这样，影响现实中国社会道德的诸因素中，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身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量。为此，我们需要准确了解：当前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是否仍然兼具广泛性与高尚性，还是已经完全成为一种高尚性而不具备广泛性的道德了？社会主义道德对人们实际生活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三)  本调查采取类型抽样的方式，将全国分成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同时兼顾城乡分布，进行了大致的分层，选取了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辽宁省、湖南省、江西省、贵州省和甘肃省八个地点，其中北京、辽宁、湖南、贵州为城市样本，山东、浙江、江西、甘肃为农村样本。北京确立了3个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辽宁选取了本溪市、湖南选取了长沙市，贵州选取了贵阳市。四个农村样本则以县为单位，山东蓬莱市(县级市)、甘肃舟曲县、浙江慈溪市(县级市)、江西德兴市(县级市)。

本书采取实证的方法，以描述当前社会道德状况为基础，通过全面而准确呈现整理、汇总后的调查资料，对当前我国社会广大居民的道德实践、道德心理及其形成背景作深入具体的考察，说明当前社会道德状况是“怎么样”，展示实际道德的真实状况，通过对资料的正确分析与解释，清楚地认识道德现象。但仅仅描述现象是不够的，本书还要给出解释，以说明当前社会道德状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针对社会道德状况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给出解释。更进一步地，本书还采取规范研究法，对“应该如何对待道德现状”给出回答，探讨推进道德发展的各种适宜条件，进行预测分析，确立我们社会的道德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构建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本调查的核心概念包括：常识道德、理想道德、道德建设。常识道德和理想道德是一对相关范畴，它们静态地再现道德状况的层次差别，为了说明这两个范畴，又引入了三个领域和两个传统。前者是共时态的范畴，包含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后者是历时态的范畴，分别从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传统道德两个方面进行说明。“道德建设”从三个方面切入：一是道德的主体；二是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本书以社会成员间的信任程度和公平制度的设立作为社会环境的两个支柱；三是具体的辅助手段，如法律、奖惩手段、宗教信仰等。

本调查是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广泛性道德研究”之实证研究部分，意在了解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形成他们的道德。社会调查的对象全部是普通中国人，即各地的城乡居民，并且充分考虑了社会分层，包括男女、城乡居住地、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不同成员间的分布。

本次社会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回收179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l617份，整体有效率为89.83％。调查时间始于2003年1月，终于当年7月。问卷分析系统采用的是SPSSl0.0版本。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突出强调了要在道德建设中处理好高尚性道德与广泛性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深入理解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我以“广泛性道德研究”为题于2001年初申报了国家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该项目获得批准。

最近十几年间的中国社会变化之巨、之深有目共睹，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模式的变动上，也波及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也受到重大冲击，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中不少是广大民众热切期待有所解答的问题。正像人们的直观所感受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目前的道德状况十分忧虑，甚至有人指出，出现了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和危机。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角度看，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期，现存的道德都受到了全面挑战，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运用科学方法，从实证方面考察现状，找出问题的症结，并进一步依据理性判断分析问题，直至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这样的求实态度支配着我承担起这一课题。我为自己设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实际了解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真实面貌，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为理论分析和学术研究提供前提。

广泛道德与高尚道德是道德表现出的两个基本层次。做到了基础的、底线的道德规范要求，就可以说具备了广泛道德：当达到了纯粹的、理想的道德要求时，才体现了高尚道德。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中，多数人稍微努力就很容易做到广泛道德，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望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广泛性道德的内容更接近群众日常生活，与生活习俗、惯例直接相关，体现了人们每日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程度上，广泛性道德表现出他律性、经验式特点，尚未达到深度的理性反思层面。人们习得广泛性道德的方式主要是社会舆论、父母示范、学校教育、伙伴影响等。又由于各个社会领域的相互渗透，广泛性道德也在许多方面展开，如人际关系状况、公共生活、家庭、职业场所等，同时受到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的多种影响，中西两个道德体系构成了重要的道德思想资源。个体道德的发育水平也将体现广泛性道德的倾向。此外，在当今中国社会信任问题正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应当从广泛性道德层面做出探讨。迄今为止的各种道德建设手段和方式成效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决定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社会道德建设努力的方向，所以，这样的问题也都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2002年5月开始启动本课题的研究，最初阶段的工作主要是阅读各种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关于道德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找出规律以资借鉴。期间，我在向北京师范大学廖申白教授的请教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廖教授曾于1994年与他人合作开展了“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的社会调查，为此他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忠告。当年9月成立了社会调查攻关组，成员包括：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牛京辉(求是杂志社副编审)、魏开琼(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心政治室主任)、任万明(西北师范大学讲师)、洪波(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以及我的几位当时在读的硕士生(包括刘之琪、曲蓉、马磊、宋作宇)。经过数次讨论，几经修改提纲和草案，2003年1月拿出了社会调查问卷。紧接着寒假临近，我们的社会调查开始实施。调查地分别确认为四个农村点(甘肃舟曲县、江西德兴市、山东蓬莱市、浙江慈溪市)和四个城市点(北京市、贵州贵阳市、辽宁本溪市、湖南长沙市)，每个调查地的负责人分别是：奂平清、洪波、刘之琪、姚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魏开琼、李萍、曲蓉和陈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读)。由于北京市突发“非典”，整个调查进度被迫推迟，当年6月完成了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7月开始问卷清理、编码和上机录入等。这期间得到了邓大胜同学的大力支持，他协助完成了这一环节的大量工作。

2003年10月起着手问卷分析，此时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黄向阳博士的鼎力相助，他用简明的语言、晓畅的方式教会了我如何从网上下载SPSS系统，并悉心指导我基本掌握了常用的数据分析工具以及制作图表的技巧。

2004年3月，拿出书稿写作大纲后，我向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请教，他是我的硕士导师，多年来始终像父亲一样关心着我。他帮我仔细推敲大纲的逻辑结构、理论要点以及文字表达等，并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使我对写作增添了信心。

为了避免犯社会学方面的常识性错误，我在初稿写成后首先请奂平清博士从头至尾审读了一遍，他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逐字逐表地核对，并对相关分析以及相关结论的合理与否进行了推敲，正是得益于他的认真和直言不讳，本书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才有了充分保证，在此对他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整个写书过程中我备受“三座大山”的煎熬——绘图之烦、取舍之难和分析之苦。曲蓉的援手使我超然于绘图之烦，她花费了近一周的时间为我调整、制作了全书绝大部分的图表；取舍之难则受益于高志敏编辑的卓识，他嘱我要从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社会现实本身出发，将过细过深的问题删除掉，保留鲜活的时代内容；分析之苦则期盼在读者诸君的满意笑容中释然。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增加了、活动领域扩大了、社会角色也日益增多。不仅如此，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行为和观念相互渗透，人们的法律意识在觉醒，个体精神在成长，原有的道德合理性受到质疑，道德困惑不断出现，人们不再只是陷入对或错、善或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面对大量的“灰色地带”以及诸多善恶双重效应并存的现象，渴望得到解答。虽然伦理学工作者未必都有良方上策，但至少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多直面现实的勇气。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道德状况，既不能回避问题、预设结论，又要力争冷静分析、理智判断，从理论高度做出概括、提炼，勇于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道德建设新思路。这是我们每一位伦理学工作者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

广泛性道德，顾名思义就是具有最普遍实践性的道德要求，在今日的中国人身上，哪些道德要求受到人们的尊重，哪些被实行，又有哪些已不被看重了呢？本书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全书的视角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事实中确认道德价值的依据，这样的实证研究应是与时俱进的，我本人也真诚希望今后能够再有机会进行后续跟踪调查，从而描绘出中国社会道德变化的轨迹。

2005年8月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