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本身就是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挽歌，他对现实的中国人的不满与他对理想的中国人的赞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主宰着他的一生。他的苦心孤诣，他的赤子情怀，如皎皎皓月，引人系慨，让人凄怆！本书汇集了清末民初怪才辜鸿铭的3部外文书稿及2部中文著作。

本书将作者经历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起义和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乱”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一论述出来，弘扬中国文明的价值、阐发中国文化的精神；揭示西方文明的弊端、抨击西方列强的蛮横，为中西方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可谓是奇文共赏析了。

本书是为清末民初历史的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提供的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资料书。本书作者辜汤生，字鸿铭，福建厦门入，曾任光绪朝外务部员外郎。本书收录了《尊王篇》、《清流传》、《春秋大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等五部著述，对当时的世相都有程度不同的记述。

出版说明

译者序言

第一部 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欧洲文明的看法

前言

一、 Moriamur Pro Rege, Regina！（为皇上，为太后，万死不辞）——关于中国人民对太后陛下的人格和权威的真挚感情的声明

二、 Defensio Populi Ad Populos（人民为人民辩护）——现代传教士与近来的动乱

三、 为了中国的国泰民安——实际结论

四、 中国札记之一

五、 中国札记之二

六、 中国札记之三

七、 中国札记之四

八、 中国札记之五

九、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困境

附录 暴民崇拜的宗教或战争与出路

第二部 清流传

第二版简介

序言

雅各宾派的中国——一个中国官员致德国牧师的信

导言

第一章 满族政权

第二章 中产阶层的兴起

第三章 满族的复兴

第四章 政权空白期：中国的三寡头政治

结束语

附录

一、 皇太后赏评——辜鸿铭对德龄公主的《清宫二年记》的评论

二、 已故太后--致《北华捷报》编辑的信

第三部 春秋大义

序

导言 良民宗教

中国人的精神——在北京东方学会宣读的论文

中国妇女

汉语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中国学术之一

中国学术之二

第四部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弁言

卷上

南京衙门

不排满

虎门轶事

曹参代萧何

大臣远略

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五霸罪人

清流党

孔子教

新算学

孟子改良

践迹

务外

生子

为人

公利私利

权

廉吏不可为

爱国歌

半部《论语》

理财

王顾左右而言他

官官商商

爱官

亡八蛋

禁嫖赌

倒马桶

贱种

贵族

翩翩佳公子

庸言庸行

不吹牛昃

颂词

马路

大人有三待

不问民

卷下

真御史

国会请愿书

马拉马夫

夷狄之有君

烂报纸

读书人

督抚学堂

女子改良

高等人

费解

不解

狗屁不通

看画

华侨

照像

发财票

卖穷

不枉受穷

叶君传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士说

在德不在辫

自大

依样葫芦

学术

风俗

政体

看招牌

爱才

不自贵重

不拜客

自强不息

犹龙

第五部 读易草堂文集

内篇

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

上湖广总督张书

《尊王篇》释疑解祸论

义利辨

广学解

《蒙养弦歌》序

《正气集》序

外篇

西洋礼教考略

西洋官制考略

西洋议院考略

英将戈登事略

附录

一、辜鸿铭小传

二、《读易草堂文集》序

正如我把李鸿章称为中国的巴尔帕麦斯顿勋爵一样，我可以把张之洞叫做中国的格莱斯顿。两人都是牛津运动的产物，一个是中国牛津的产物，另一个是英国牛津的产物。格莱斯顿一开始是英国高教会派保守分子，最终成了本国的统治者；张之洞一开始是儒家正统派保守分子，最终成了立宪制政府的拥护者。张之洞是位学者，但他像格莱斯顿一样是一个学识浅薄的学者，事实上，他们两人在精神修养方面既表现出英国牛津运动的弱点，也表现出中国牛津运动的弱点。

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弱点是，运动仅仅涉及以既定原则为基础的观念。在英国，这种观念是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的，在中国则以儒教原则为基础。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学者都认为，基督教和儒教的既定原则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他们不敢考察和追问，这些既定原则的正确性是否依据事物的永恒本性，而不是依据基督或者孔子的权威，而是依据事物的永恒本性。简言之，中英两国牛津运动从未使其思想服从首要原则。两国牛津运动的观念也因此从未深入触及事情的道德根基。从这种意义上讲，两国牛津运动并非真正的理智启蒙，而是肤浅和虚假的理智启蒙。牛津运动的学者们并不具备活跃的思想，也不具备真正的思想家的内在信念，因为他们的观念从未深入触及他们的道德根基。这一点可以说明牛津运动的领袖们为什么如此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纽曼博士一度改变他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和张之洞一再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

总之，张之洞像格莱斯顿一样并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论辩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一个文人。但张之洞作为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县有李鸿章从未达到过的精神境界。李鸿章是个地地道道的庸人，但他像帕麦斯顿勋爵一样是一个具有贵族气质的庸人。他有优雅的外表和翰林院——中国的牛津——的涵养。但他的文化修养完全没有超过为应付书本考试而进行的日常教育的水平。不过，他通过勤奋和对事物的井井有条的处理来弥补文化修养的不足。他在处理事物方面的长期丰富经验给他提供了可靠的常识，这使他能够比张之洞这类思想浅薄和摇摆不定的学者更为坚定地处理各种事情。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留在广东，在那里他背叛了牛津运动的原则，并成了一名改良主义者。现在外国人所说的中国改良运动的真正发起人是张之洞而不是袁世凯。这场改良运动具有三个明显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行工业化。张之洞在广州提出了这一设想并在武昌加以实施。第二个阶段是在中日战争之后开始的，它提倡尚武精神并开展军事组织活动。张之洞在上海附近的吴淞组建了一个由德法军官指挥的中国模范兵团。改革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是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开始的，它是对教育进行西化。

我们将会看到，就像阿尔诺德曾指出纽曼博士在英国所发动的牛津运动的影响加速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瓦解一样，中国牛津运动的影响也曾加速了李鸿章及其丑恶腐败的独裁政府的垮台。牛津运动的影响——对美丽与温馨的牛津式的热忱——使张之洞能够看到并且已经看到和憎恨由李鸿章任用的那批引进外国方法的人员的粗俗和腐败。张之洞像参与牛津运动的所有人士一样，一开始竭力反对引进外国的方法，因为他看到那些方法伴随着粗俗和丑陋的方面。但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看到，仅有严格的儒家原则无法对付孤拔海军司令的配备了可怕枪炮的巨大战舰。看到这一点以后，张之洞开始进行妥协。由于他看到无法不采用粗俗的外国方法，他认为要尽可能排除这些方法的粗俗因素。我想指出，张之洞在广州和武昌任职期间，不仅花公款(你甚至可以说他滥用公款)大量引进外国方法，而且捐出了所有私人财产去建立大型书院与学堂，以便促进对儒家原则的学习。他认为，为抑制他被迫引进的外国方法的粗俗因素，这样做比以前更有必要。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张之洞的纯正动机和高尚的爱国情怀。  5

于是，张之洞成了一名改良主义者。张之洞这位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改良政策乃是中国政治的潮流，它一开始忽略继而阻止并最终瓦解和扑灭了李鸿章及其独裁政府的粗俗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事实上，正是中国牛津运动所引发的情感潮流助长了各个阶层的文人对李鸿章及其独裁政府的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内心不满，并因此为它在中日战争之后的突然崩溃和最终垮台开辟了道路。当李鸿章带着耻辱从日本平安归来时，牛津运动所制造的内心不满的潮流使皇上的师傅翁同稣这样顽固不化的老保守分子也加入了康有为这批新兴的激进党人的团体，而这个团体具有强烈的”雅各宾主义”倾向。

阿尔诺德指出，“对过去表示强烈愤慨，全盘应用关于改革的理论体系，热衷于著书立说，苦心孤诣地制定未来社会的蓝图——这就是‘雅各宾主义’的路线”。这也是康有为的路线。李提摩太(Tomothy Richard)牧师和那些自称是中国的朋友的外国人对康有为的这种路线推崇备至。外国人不但极力推崇康有为及其路线，而且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还在已故慈禧太后千方百计使国家摆脱康有为及其朋友的“雅各宾主义”倾向时对她采取的自由行动进行干预。这反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老百姓、华北的所有农民都起来支持慈禧太后，反对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

外国人错误地以为，在中国只有文人才是排外的，老百姓并不排外。无论在哪个国家，老百姓总比受过教育的阶层更为保守。中国文人和老百姓同样排外，同样反对改革，后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惟一不排外、不反对改革的阶层是靠外贸赚钱的买办和暴发户。老百姓之所以起来反对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是因为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意味着对中国进行全盘欧化。我不能肯定，中国早期牛津运动的潜在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老百姓本能地感到对中国的欧化意味着引进粗俗和丑陋的东西。但这种潜在影响肯定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当老百姓看到外国人和外国列强公开支持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而这种雅各宾主义在老百姓看来意味着引进粗俗和丑陋的恶魔时，还有什么比老百姓因被那种粗俗和丑陋的恶魔弄得神魂颠倒而群起反抗并拚命把外国人赶人大海更为自然的呢?这就是义和团狂热的内在的道德根源。

P185-188

辜鸿铭，福建厦门人，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年幼时被英国种植园主(亦说传教士)布朗(F.S.Brown)收养并被带往英国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分别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兼修文学。后到法国学习法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游学欧洲十多年后，辜鸿铭先受聘在英属新加坡任职，不久在马建忠的建议下回到故土，经杨玉书介绍和赵凤昌举荐，辜鸿铭被张之洞罗致门下，办理邦交事务。张之洞任两广、两湖和两江总督期间，辜鸿铭相随在广州、武昌和南京总督府度过了十六年。张之洞属吏、电报生出身的梁敦彦出任外务部尚书时，辜鸿铭任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1909年张之洞逝世后，辜鸿铭渐渐淡出政界，潜心学术研究。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辜鸿铭应聘到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其间曾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履任。1924至1927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1928年，在清贫中与世长辞。

辜鸿铭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他的姨太太是日本人)，官于北洋，常被人戏称为“东西南北之入”。就气质而言，他可谓集诗人的狂放与哲人的孤傲于一身，并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博闻强记，满腹诗书，嬉笑怒骂间亦不忘引经据典。由于生性耿直，蔑视权贵，他难免给人以恃才傲物的印象。当武昌各衙署为给皇太后祝寿而铺张扬厉之时，辜鸿铭公开讥讽说：“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其愤世忧民之心可见一斑。长达十六年的幕府生涯，使辜鸿铭不仅亲历了晚清政坛的风风雨雨，而且目睹了官场内外的人生百态。从权重一时的达官显贵到饥寒交迫的市井小民，从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到朝不保夕的人力车夫，他都有广泛的接触并将所见所闻形于笔端，有些记载不免琐屑，但最能体现辜鸿铭的机智和观察问题的细致。加之，他善用讽喻，并以学人意态对待权贵，复以平民之心对待平民，许多文章虽只有短短两页甚至只有短短几行，但理趣兼具，其中仿佛能跳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

由于长期办理邦变事务，他得以结交各国军政要员，深谙中外交讧的原委。每有不平之事，他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据理力争，并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历陈报端，旨在以西方人所能理解的方式申大义于天下。在义和团运动前后，中国可谓内乱频仍，外患孔亟，接连不断的教案，接二连三的不平等条约，没完没了的战争赔款，层出不穷的民众暴动，已将大清王朝拖得摇摇欲坠。此时，欧洲大陆亦是乱相丛生，“黄祸”之论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目击时艰，以光大名教为己任的辜鸿铭对中国的局势和人类的前途深感忧虑。他先后在《日本邮报》(Japan Mail)、《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又译《北华先驱周报》，1864年7月1日后改为《字林西报》周日附刊)、《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中国公论》(National Review)、《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等外文报纸发表文章，历数西方文明的弊端，抨击西方列强在中国采取的行动和政策，阐发中国文化的精神，弘扬中国文明的价值。他所表达的见解，正如朱维铮先生在评论《中国札记》时所说，“虽难免被指责为情绪化的产物，其实可被视作同时代中国知识界自尊自爱的真情表露。因此，他强调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实际上是远东文明与西欧‘中世纪’文明不能相容的体现，并宣称只有远东文明才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真精神，语虽愤激，识也偏颇，却对我们从事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比较很有参照价值。”(见朱维铮：《(中国札记)小引》，载《学术集林》卷一，王元化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4页)。

实质上，辜鸿铭乃是中西比较研究的先驱。他在比较哲学、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等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康德(他译为坎特)的作品并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之一，也是将唐诗西译并将中国古诗与华兹华斯、丁尼生等西方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马克·布洛赫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比较历史研究法常被视为比较史学的开端，但早在19世纪90年代辜鸿铭就采用了后来由布洛赫提出的“五步法”中的绝大部分程序来研究中英两国的历史。他的某些比较研究当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在比较史学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自成一路的文风仍值得我们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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