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本书,我们无法称它为游记,虽然它有着大幅的图片与介绍。陈侗承认他对法国的考察被限制在一个已知的范围内。他们属于一个文化艺术阶层。这种视角是属于陈侗个人,是局限也是他想突出的特点。他在开篇的第一页,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写这本书的人喜欢用‘我’,这表明他相当主观。一本旅游读物不能这样写。”
不过,总的来说,希望对法国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以此为线索,慢慢探究法国独特的人文气质。但是,不要期望得到太多。因为,陈侗根本无意讲述太多历史文化知识。他仅仅想讲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见证。至于其中包含的更多野心和隐含,他需要有心的人自己寻找。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包括:午夜出版社、旅行开始、平静的生活、底层与真实、艺术在户外、在法国的中国艺术家等内容。
在《自己的世界》的扉页上,作者下了卡夫卡的一句话:“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多许多书。而从书中则引不出多少生活。”这句话完全反映了作者试图在书中描述的方向。书的副题为《法国的生活与艺术》。显然,这是一本讲述法国的书,而书里的法国形象却是早有了。作者借书评家皮埃尔的话道出了法国的最初形象:“人们可以在德瓦诺德照片中捕捉到50年代,在戈达尔的影片中捕捉到60年代,在沃尔霍尔的画作中捕捉住70年代。对于80年代而言,则是艾什诺兹和他的两本书……这几年当中,男人和女人,风景、物品甚至动物,都曾与让·艾什诺兹的句子相似。”当作者来到法国,眼前的一切不过是那些照片、画、电影与小说的印照。他一再回味其中的细节,与眼前景致对比,从而取得一个更实际的形象。他说:“我依然能够找到这些记忆,因为它们真正进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本人形象的一部分。”
黄永□具有知识分子的内在抗拒力,可惜他的这一点反映在脸孔上常常让他在海关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些相貌堂堂、体格健壮的边检人员怀疑这个手拎塑料袋的中国人很可能是一个偷渡客。黄平时说话不多,从不发表无稽之谈;他不属于现实的改造者,而只属于观念世界的怀疑者:他精研《周易》、禅典,却并非任何形式的居士。在我给他拍的两张照片之间,我对于作出选择一直犹豫不决:一张是在地铁车厢里,另一张是在和大家见面喝茶的时候,究竟哪一张更具他个人品质的“典型性”呢?我不知道。他每天都要喝茶,也每天都要乘地铁去到很远的工作室;也许喝茶是他的爱好,乘地铁是迫不得已,但是在现实里,或者在作品中,我们会作出任何好恶而非必要与否的选择吗?
用诘苍的妻子、艺术批评家杨天娜(Martine Koppel-Yang)的话来说,黄永□是一位“多文化之间的赌博者”,一位中心主义论说的破坏者。让我感兴趣的是,黄永□在文化上的超越态度不光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在他的某些怪异的行为中,例如他并非一个文化和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但是在巴黎生活了十多年,竟然没有参观过卢浮宮!(他说,要等到有一天在卢浮宫做作品才去看场地,可是这一天会到来吗?卢浮宫,我们知道,那是古典艺术的殿堂)我不知道本书没有给博物馆留下必要的篇幅是不是受了黄永□的感染,总之,除了分析博物馆的机构管理和运作还比较切合本书的主题,没有什么必要用那些租借来的眼睛去替达·芬奇或达维特说话(没有说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不是一个艺术史家”,而一个艺术史家也不应该用我这样的方式谈论艺术)。套用勒巴帕的说法,我们不是“被迫生活在精神的郊区外”,而是“宁愿生活在精神的郊区中”: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并非我们想知道的,而我们想知道的又并非我们能知道的。在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中,是否碰巧也激发出我们的创造力呢?
带着种种已经明朗的或根本还混作一团的疑问,我特意拜访了两个不太容易偶遇到的艺术家:严培明和王度。由于他们一个住在迪戎,一个住在巴黎南郊,我不得不分别给出完整的时间。我和鲁毅乘火车去迪戎见严培明,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也将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比我1998年那次充满乐观想象的尼斯—戛纳之行更具有可见的目的性和未知的快感。因为不管怎样,为了印证某些想法而去一个几百公里以远的地方,这在我的“国际旅行”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果说在布鲁塞尔与图森会面让我找到了一些能够解释“极少主义小说”的物证,在戛纳寻找电影的灵光和圣迹让我彻底失望并且显得天真可笑,那么,这一次我将要找的东西显然是与某些传说有关: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实现了在中国生活的理想。
P59-P63
现在,你打开了这本刚刚从书店的“旅游”货架上找来的书,书名让你有点兴奋,因为它写的是法国的事情,而你正准备去那里旅行,你指望这本书帮助你了解那个充满香水、葡萄酒和奶酪气味的国家。
你错了。在飞机上,你的邻座纠正了你的想法:如果想得到在法国旅行的指引,你应当打开另一本书,那上面列出了你该去的所有地方的名字,还会教你如何坐车,如何合理地安排游览日程,如何用简短的法语向人问路……但是,你手里拿的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不仅帮不了你,反而会耽误你,让你不知道干什么才好。
是吗?
是的,往下读你就知道了。
他翻到第一页,指着第一行字对你说:写这本书的人喜欢用“我”,这表明他是相当主观的。一本旅游读物不能这样写,不能用“我”,而应当用“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带出那些人人都感兴趣的事情……
2000年10月,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编辑洛齐的提议下,我开始考虑以游记的笔法写这本小书。断断续续地,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写出初稿,搁置一年后又作了一些修改,感觉到比我的上一本书要精致和完整。不过,当我向人说起这本书时,我却不知道如何给它归类。后来,我的朋友鲁毅偶然说出“反游记”这个词,使我稍稍清楚了这本书的方向:讲述一个人如何走不出“自己的世界”。“反游记”是一个不错的提示,比“游记”的包容性更大,在它的名义下可以写出一大堆非虚构作品。可惜的是,在这本想像的空间被图片占领的书中,我无法真正接近“反游记”的含义,因为过多的介绍性材料将我摆在了叙述的被动位置,这是我自接触“新小说”以来所不愿看到的。至于这一结果所导致的疏忽和缺陷,我相信人们能用旅行者的热情去加以弥补;或者也像我一样,把“局限性”作为观察和思考的支点。
我由衷地感谢洛齐(他的提议和慷慨促成了本书在我的“基地”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还有李路明和李晓山(他们对待这本书的热情如同我自己);感谢为我的素材收集工作提供帮助的马海(ChristianMerer)、姚为民、麦连城、杨诘苍、杨天娜(MatineKoppel-Yang)、黄永□、沈远、蒙田、曹丹、希蓓、弗朗索瓦兹·波特罗(Franqoise Bottero)、伊莱娜·兰东(Irene Lindon)、卡特琳娜·韦克吕丝(Catherine Vercruyce)、顾磊克(Frederic le Gourierec)、余中先,以及接受我的采访的众多艺术家;同样,我也应当感谢曾晓阳为我翻译素材,感谢黄靖靖为我将所有的采访录音转为文字。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写作这本小书也是为了怀念一年前离开了我们的热罗姆·兰东先生,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Un homme livre(书人)。
陈侗
2002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