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写了大连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中共地下党员对周家兄弟的影响，以及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工商界巨头、普通劳动者、日本殖民统治者、汉奸、市井无赖、日本浪人等等。揭示了那个时代，周家兄弟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人们之间的亲情与爱情，伦理与道德的矛盾冲突，是自大连开埠之初，至上世纪20年代的历史缩影。

　　周家炉是由周文贵和周文富创办于1907年的民族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运作，从马车制造业发展成为集通用机械制造、采矿、运输于一体的集团型企业。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周家企业最大程度地遏制了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地区（特别是大连地区）机械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垄断和经济侵略，在经济上给了日本殖民者、侵略者迎头打击，但与此同时周家企业也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限制、排挤、打压和摧残，自身损失惨重。在20世纪，周家企业在发展资本经济、民族经济上留有厚重一笔。不仅如此，周家企业也资助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其中书中的苗剑秋就是一个典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日俄战后，大连沦难。

秋天的傍晚，海风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要把停靠在大连港轮船上悬挂的各色国旗撕碎。成群的海鸟在桅杆间上下盘旋，发出让人惊心的叫声，仿佛在诅咒这些占据了自己家园的陌生的庞然大物。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巡逻艇，耀武扬威地在水面上穿行，故意显示着新主人的身份。

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从码头货仓里提完货，赶着马车往港外走。码头上，成百上千的中国劳工，在工头的监管下，往巨大的日本轮船上搬豆饼。一个骨瘦如柴、穿着破烂单衣的工人，扛着厚厚一摞豆饼，踉踉跄跄地从青年人身边走过，突然身子向前一抢，倒在地上，豆饼四分五裂散了一地。这时一个工头冲过来，不容分说挥舞着皮鞭，没头没脑地打下来，嘴里还不住地叫骂着。青年人实在看不过眼，上去夺过鞭子，摔在一边。一群工人围了过来，冲着工头喊：“凭什么打人?”那工头吓得直往后退，大叫：“反了，反了!”转身就跑。

出了码头大门，青年人跳上马车，那马好像知道天色已晚，过了港湾大桥便奔跑起来。道路两侧高耸的洋楼林立，从大楼窗户里透出点点昏暗的灯光，在夜幕下，给人一种神秘而压抑的感觉。进人浪速町(今天津街)，马车放慢了速度。这里是日本人的商业区，挂着各种招牌的商店酒楼比肩排开，闪烁的霓虹灯，把这里显映得五光十色。

赶车人急着赶路，无心留意眼前的光景。突然，前边传来“救命”的喊声，他用力拍了一下马屁股，马车向前冲了过去。只见两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浪人，正在拉扯一个卖花的小姑娘，企图把她拖到旁边的胡同里。小姑娘拼命挣扎，哭求哀告，两个浪人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不时地发出一阵浪笑。赶车人怒火中烧，高声骂道：“畜生，快放手!”同时腾身一跃，站到车上，扬起鞭子，劈头盖脸一顿抽打，把两个浪人打得天旋地转，连滚带爬。接着他跳下来，拾起花篮，拉着小姑娘上了马车，“驾”的一声，马车飞跑起来。等那两个浪人转过神来，马车已经无影无踪。

过了东关街，就是西大连，这边是中国人居住区，赶车人停下马车，对惊魂未定的小姑娘说：“孩子，那边坏人多，天黑就别过去卖花了。”

小姑娘擦着泪说：“爸爸得了重病，家里没钱医治。”

赶车人一阵心酸，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块钱：“拿着，回家去吧。”

小姑娘感激地望着赶车人，摇摇头：“谢谢叔叔，我不要。”

赶车人一愣：“为什么，看我是赶车的?”

小姑娘懂事地说：“叔叔把钱给我了，你自己咋办?”

赶车人笑笑，说：“我有办法，拿着吧。”说着把钱放在她的手上。

小姑娘从花篮里取出一束玫瑰，双手放在马车座位上，然后给赶车人深深鞠了一躬。

望着她的背影，赶车人叹息道：“唉，苦命的孩子。”

马车到了小岗子(今北京街)，向右拐进了一座大院。有个小伙子跑过来：“二东家，你歇着，我来卸车。”说着，从赶车人手里接过鞭子。

这是一间铁匠铺，专门制造马蹄铁和四轮马车，铺面虽小，可是生意却格外兴隆。店主人是周氏兄弟，哥哥叫周文富，弟弟叫周文贵，就是赶车的那位。铁匠铺开业一年多了，大门上却没挂招牌，老百姓都管它叫“周家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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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看到了一幅照片，画面的中心是装着一只断指的玻璃瓶子，旁边是切下这只手指的钢刀。

朋友告诉我，断指者的名字叫周文贵，是有着近代东北“民族工业之父”美誉的爱国工业家。那是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哈尔滨各界举行的“反对‘二十一条’爱国储金大会”上，周文贵当场捐资五万，并断指明志，用自己的血，书写了“储金救国，勿忘国耻”八个大字。

我被这个断指的故事所震撼，于是便开始探寻他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