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病魔缠绕的国家元首是如何管理国家事务的呢？本书别开生面地特写了西方国家一些叱咤风云的国家元首，如列宁、斯大林、丘吉尔、尼克松、戴高乐等，在与病魔战斗时所经历的政治生涯和个性世界。

人总是要生病的。如果这些病魔缠上了国家元首呢?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政坛名人传记特写名著。从列宁、斯大林、丘吉尔到希特勒、罗斯福、尼克松、戴高乐……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与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双剑合璧，从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角度探索了二十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领袖们难以捉摸的个性世界与政治生活。疾病，甚至是不治之症，控制着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们的个人生命和政治生涯。医生们在病床或手术台前进行着不懈的工作与战斗，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不仅关乎领袖们的生命安危，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与轨迹。  《病夫治国》征服读者二十余年来，已成雅俗共赏、经久不衰的世界级畅销书。八十年代初传入中国起便洛阳纸贵，令无数慕名读者踏破铁鞋。“病夫治国”更成为新式成语被广泛使用。

l·富兰克林·罗斯福  1

2·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沃伦·哈定  26

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38

4·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51

5·林登·约翰逊一理查德·尼克松  64

6·阿道夫·希特勒 本尼托·墨索里尼

  内维尔·张伯伦 爱德华·达拉第

  莫里斯·甘默林将军  84

7·温斯顿·丘吉尔 107

8·安东尼奥·萨拉查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120

9·康拉德·阿登纳   136

10·夏尔·戴高乐  145

11·乔治·蓬皮杜  162

l2·朱塞佩·莫塔一庇护十二世  180

l3·列宁一斯大林    197

l4·尼基塔·赫鲁晓夫  221

l5·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235

16·安东尼·艾登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247

结束语 从医疗秘密到反对滥用职权的集体合法自卫  260

戴高乐是一个古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所受到的教育并不能说明他的这种本能。他的父亲亨利是个教授，他为那些准备投考巴黎重点学校的耶稣会会员工作。他教育女儿和四个儿子说，国王在过去给法国，一个历史悠久虽经世纪变迁却威名不灭依然如故的法国，一个夏多布里昂的法国，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他还向他们灌输严肃的道德和无私的精神。他们在这种原则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和他一样，留恋君主政体，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并以天下为己任。戴高乐对人文科学的喜爱得之于父亲，他父亲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里，除外语外，精通哲学和拉丁文。然而在这种传统式的精心教育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具有一种献身动乱的态度。

他在军队中所受的锻炼也不能给人以更多的情况。他是一个十足的墨守成规的人。起初在圣西尔，这所培养军官的基地，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学校，兵营的生活，晋升的台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有价值的是平庸之辈而不是英才。

解释自然来自历史这位慷慨的母亲。有多少命运不在她的掌握之中?伟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一直为戴高乐所关心。从青年时代起，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他长久地研究那些雄杰怎样获得政权。例如拿破仑，还有华盛顿、杰斐逊和俾斯麦。他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家元首是因为他们能遇到一个事件然后控制它。他曾对美国Pl48记者C·L·苏兹贝格谈过。他很早就仿效他们的行为，开始认真培养自己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以便成为一个坚定不动摇、严肃和具有光辉预见的混合物。

必须有一种水泥才能使混合物粘连在一起。戴高乐在哲学中，在亨利·伯格森那儿挖掘到了这种水泥。他曾在父亲家里多次见到他。对法国的这位唯灵论者来说，人应该把智慧和冲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实干家。他认为这两种动力如果分离则不能使人达到顶峰。纯粹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知识中不能自拔，终至一事无成。而一个全面冲动的人，如果大脑不能控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激动的话，必然会走向荒唐。这一教诲深入了戴高乐的思想。他拥有这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必将扫除一切障碍。

对这个决心获得权力的候选者来说，剩下的就是选择“音域”了，选择将使他的力量获得解放的速度。作为职业军人，他的应用音域很窄：或者利用政变之机取得政权，或者在发生一次深刻危机的时候自发而合法地掌权。第一种可能性需要崇尚暴力、专制和践踏道德。这是他的传统所不允许的。他憎恨党派，憎恨对任何组织的压力的依赖，他于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如果说戴高乐有什么阴谋的话，就因为他是一个离职而随时可以参政的人。他不比别人更命里注定要当国家元首，但这并不妨碍为达到这一目的做过准备。他还必须被国家发现，知道他身后没有党派，总是置身于党派之上。他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约束。他精心地维护着心甘情愿的孤独。一种神秘的气氛包裹和保护着他。Pl49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并非总是如此。某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惟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

对于奠定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神经官能症是个很不稳固的基础。尽管历史上充斥着神经官能症患者、偏执狂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字，他们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但通常他们也同样迅速地垮台。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造。如果米提亚底斯在马拉松逃跑，夏尔·马代尔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会与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心理面貌》

世界上约定俗成的医疗秘密，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社会，特别是当它要保护一个执政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陈旧过时的概念了。

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医生必须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并非单独甚至也并非主要是为了病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严守秘密，乃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对病人和集体均有好处，它对医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必不可少。

为国家服务的公务医生面临着某些义务，许多与国家元首本人或职务联系在一起的医生都会处于这种局面之下。为国家计，被动员的医生以这种身份所作的任何透露，因其职责所在，都是合法的。医生无须自问，他的职业义务是否也允许这种透露。他因此不能以医疗秘密为借口回避他的国家公务人员章程所规定的必须透露的义务。被国家所雇用，他在自己的医疗工具箱中带着他的职业所固有的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职责所固有的权利和义务。

存在着某些透露医疗秘密的例外情况，它们的合法性不容怀疑。为什么关于不许透露职业秘密的禁令永远不能被合理地违反呢，而例如关于不许杀人的禁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正当自卫，却可以被合理地违反呢?

当一名医生发现一名病人得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的时候，保护公众的健康要求医生的不是沉默，而是报告当局，使当局得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保守秘密的义务必须绝对遵守的话，则相应地要牺牲同样也应该受到保护的公众或个人的利益。例如，下述情况是不可取的：一个医生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病人不适宜用汽车运送，因而对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或者不向任何人透露，父母虐待孩子，使他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

从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严守秘密的责任一定要超过任何其他的义务或权利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人们不会接受这种责任可以为维护随便什么利益而被合法地牺牲。因此，解决说与不说之间的冲突总是意味着要权衡矛盾着的利益双方。在遵守保密的义务的同时，人们不应忘记，这主要是为维护公众利益而制定的。

可以这样来概括对这种权衡的裁决：任何对职业秘密的违反都是错误的，如果这一违反所维护的利益的重要性小于它所伤害的利益。

这一平衡原则似乎不难理解，但应用起来却并非易事。当然，法律有时可以做出裁决，指出医疗秘密是否应该为更高的利益牺牲：为必须公开可传染的疾病所采取的措施是考虑到要保护公众的健康，而不是保护病人对他的医生的信任。当法律表现得模棱两可或沉默的时候，还有一个办法：总原则能帮助决定天平摆向透露非法或合法的一方。当缺少明确的规定的时候，人们同意由医生自己决定保守还是公开秘密。秘密的公开绝对不应该超出达到既定目的所必须严格遵守的范围。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将要查阅那些分别对待自卫和紧急避难的法律条文。当利益存在着明显冲突的时候，即病人保密的基本利益与第三者或公众利益发生对立的时候，医生不能自己对冲突作出决定。他必须寻求可以使他解除严格保密义务的合法途径。如果为了挽救公众的利益必须透露的话，医生似乎可以运用这一途径。当然，西方社会的医生应该继续保守职业秘密，但他不能总是以医生宣誓作为依据，因为道德在今天的演化和医生与政治的联系已使它陈旧了。一名医生不能苛求法律保障和内心平静。恰好相反，他的幸福乃是在两种矛盾的需要中努力找到平衡点。一个服务于国家元首的医生，如果他认为针对病人的精神表现和肉体疾病及其健康状况所必须进行的治疗威胁到集体的时候，他如果还过分强调要保守医疗秘密的话，那显然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历史中却屡见不鲜，我们在本书中只不过揭露了那些最为明显的案例而已。

1966年，即丘吉尔死后一年，他的医生莫朗勋爵在回忆录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他那位杰出的病人的医疗详情，从而引起世人对职业秘密进行了一番大讨论。

莫朗勋爵论证了对于任何历史时期，如果不详细地叙述表现这一时代的政治家的精神状况及疾病状况，则无法进行研究。某些人批评他违背了职业秘密的原则。莫朗解释他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他的病人的死使他解除了职业秘密的束缚。在这点上，丘吉尔的家属与英国医生观点抵牾。但渐渐地莫朗勋爵的批评者却改变了观点：某些人对病夫竟然被置于领导国事的岗。位上感到吃惊不小。最后的情形是，莫朗勋爵之所以受到批评并非因为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而是因为他向全国隐瞒了丘吉尔可悲的身体状况，因为他没有及时采取断然行动。这些看法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这一观点：当集体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具有相对性。

人们或许认为医生过分重视政治领袖。归根结底，政治领袖虽然握有巨大的个人权力，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可以影响具有自己的力量和活力的事件。但对最后几十年历史事件的分析表明，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伟人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平衡就变得重要起来。

一个像迪安．腊斯克那样的人，他做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在参加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曾经对一个由冲动和高血压支配的人的决定性意义作过很好的分析。他直率地指出担负着重要责任的有病的领导太多了，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

顺便提出几点看法。我们自己没有护理过本书所研究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与职业秘密的概念毫无关系。除此之外，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想要证明的是人们不可信任那些患病的政治家，甚至包括像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最为诚实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能力做出判断，他们不了解(自觉或不自觉地)他们的身体状况，到了一定年龄，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全然不知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最后，某些政治家甚至不会估计他们所得的或可能得的疾病。前首相艾登就这样写道：“如果人们向一个肩负一项重要任务的人说他有心脏病和癌症，他仍能够继续他的任务，直到没有力量为止。”而艾森豪威尔断言，如果俄国人正当他心脏病危机的时候发动进攻从而“制造一种严重局势，要求迅速对使用武力做出决定”，他肯定会独自一人做出判断和反应，度过他病中的第一个48小时……

人们同样要问，而肯尼迪总统和蓬皮杜总统的医生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国家元首没有“因病休息”的时候，给他们用某些药力和刺激性很强的药物(特别是可的松的衍化物)是否合法，因为它们会对精神和智力产生副作用。

我们想强调另一个使我们不胜惊奇的事实；除了艾登之外——他以患病为理由在苏伊土发生灾难的时候(1956年)离职而去，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场灾难的后果——没有一位国家元首，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因为健康原因而放弃权力!他们视自己为超人吗?也许。他们的医生却从此遇到了麻烦。他们不能像在别的病人面前那样让人敬畏，并对某些限制做出规定，他们无法维持通常的“大夫一患者”关系，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元首同意扮演一个病人的角色。戴高乐将军，虽然骄傲，却知道向他的外科医生阿布尔克博士表示感谢：“教授，一切都有赖于您……”

有时，医生是有罪的，例如莫朗勋爵便是这样，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温斯顿问我他是否应该早就退隐。我没有回答，但我也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50年后，人们对我起的作用将说些什么呢?’我觉得惟有我可以敦促他继续执政，但我知道不出一年，他还没等退休便已经难以胜任了。他的家属和朋友都恳求他休息并从国事中抽身。他们担心他会干出什么有损于他名声的事情来。而我认为此事与我无关。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他退休，他将认为他的生命从此结束了，他会对失去生活的理由感到非常不幸。既然我是他的医生，我便有责任尽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人们不难看到，错误地对待一个政治家的医生所起的作用会使人走上何等谬误的道路。莫朗勋爵毫无顾虑地为他的病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英国的利益。他忘记了他不是丘吉尔的私人医生。1940年5月24日，英国的战时内阁指派他去照管首相的健康。他从政府而不是从温斯顿.丘吉尔手中接受了委任。

就这样，由于缺少明确的原则，这介于医学和法律之问的无人地带可以使人们对职业秘密和患病国家元首的“患者一医生”关系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某些医生援引医生宣誓以便使诊断不要外泄的同时，另外的医生，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军队医院工作的医生，却在公布系统检查或有关美国总统病状的公报。还有一些医生，觉得必须向国民撒谎才行：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乔治·蓬皮杜总统的医生撒谎而对总统的瓦尔登斯特罗姆病只字不提，或者以保守职业秘密为借口，公布一个假诊断(流感的诊断)，却又无视这同一秘密，在公报上正式谈论他的痔疮……职业秘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原则是有争议的，它没有强迫医生一定要说谎或像在苏联、埃及、美国、英国和西班牙那样，用一场需要“至少休养六个星期的流感”来掩盖一次心肌梗死……

不是也应该考虑到照料国家元首的医生们的能力吗?美国的办法是指定一个属于军队或海军的医生，这种办法似乎引起很大争议。根据某些医生的回忆录(丘吉尔的莫朗勋爵，罗斯福的麦金太尔海军少将)，人们发现这些医生不管愿意与否，都对生活在权力轨道上感到高兴，他们没有勇气要求他们显赫的病人离开领导岗位。

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克雷孟梭的话，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太重要了，不能只让医生负责。怎么能不让人回忆起英国议会的明智呢?两世纪以前，它指定了一个医务委员会来检查国王乔治三世所患的躁郁症。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国王无法继续任职，于是任命了一个摄政议会。如果美国的民主机构能够做出此类预见，人们可以假定理查德·尼克松将在进行身体检查之后被罢免，这样美国也就无须受水门事件之苦了。

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身体健康。他当时还就某些英国海军上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发表过评论，说他们遇到了“健康问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荣誉，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一个丘吉尔对自己的病况竟毫无所知，全然忘记了他过去说过的话。

有没有办法来预防这类关系到每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及整个世界的事情呢?

关于预防国家元首的精神或肉体患病问题有很大的争议。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之后，领导世界精神卫生协会和特别研究了希特勒的替代人鲁道夫·赫斯的情况的里斯博士，相信人们可以防止某些有性格障碍的病人接近权力。但这是枉费心机。水门事件发生后，目前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希望人们对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测验(美国精神病医生进行的一次测试把与约翰逊总统对抗的戈德华特先生钉上了耻辱桩，但人们竟忘记了对约翰逊总统本人进行测试!)；第二种认为不可能对台上总统的行动作出预断。以丘吉尔为例：英国内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像走马灯一样地轮换，但他因为个性的态度和孤立的立场(他支持前国王爱德华八世)而被一直排斥于内阁之外，虽然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出色的预言家。然而由于身体和精神过度活跃，他忽然被推上不太令人羡慕的英国首脑地位，与在波兰和法国成为胜利者的希特勒对抗。掌权之后，他的决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引起相当大的争论，甚至有时带来灾难。但他被一群比他更有力量的人包围着，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他被他们反对，甚至有时遭到他们的嘲弄。在北非，他才第一次扮演了军事领袖的角色。在别处，他总是与美国领导人意见相左。胜利之后，英国人民自然而然地告别了他们卓越的领袖，而选定了一些不甚杰出的领导人，但这些领导人却更具解决这场毁灭性战争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才能。

在身体状况上搞点虚伪的名堂必不可少。美国总统候选人都要公开他们或真或假的健康检查。新闻界也时常要卷进来。正是他们挖掘了一份精神病护理材料使伊格尔顿的政治前途被毁……约·菲·肯尼迪没有谈他的阿狄森病并禁止他的左右对此作出回答……庇隆在经过系统检查医生对他大开绿灯之后发生一次心肌梗死，这并没有妨碍他于1970年宣布参加阿根廷总统竞选。他后来成为一个行动艰难的心脏病人，将权力让与妻子。当这位独裁者病死的时候，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1976年的数月之中，美国民主党人思索着吉米·卡特是否适宜做白宫候选人，或者是否应该有别的竞争者与他对抗，从而最终不得不选出一个更为不偏不倚的人，即前副总统H·H·汉弗莱。在1976年7月的候选人提名大会之前，汉弗莱认为，基于他的经验，他将是党的理想候选人。但1973年曾发现他的膀胱有恶性肿瘤，手术之后还进行过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给这位政治家带来妨碍。大概因为肿瘤是恶性的缘故，他现在依然在用化学疗法治疗，而他却半含半露地说那是为了预防良性肿瘤变成恶性肿瘤。美国显然不想再提及任何有关他们总统的病理，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最终关系到所有的民主国家。任命吉米·卡特解决了汉弗莱的问题。但人们又一次看到，如果汉弗菜的提名被民主党的“国王制造者”们保留的话，美国医生无法对此进行反对。

美国的政治观察家对此作何感想呢?最为人器重的政治观察家之一、《纽约时报》的社论撰写者詹姆斯·赖斯顿在总统竞选运动开始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回忆说，1944年，罗斯福在他的健康问题上欺骗了选民，而他本人又被他的医生所骗；约翰．肯尼迪并不是人们在他当选时所看到的那样年轻、强健和充满活力。选民们似乎并不为此担忧，既然他们在艾森豪威尔患过心脏病及肠胃病之后又重选了他，既然约翰逊虽然有心肌梗死却也中了选。詹姆斯．赖斯顿用更明确的语言说：“然而，当我们强调必须了解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财产状况时，关于他的身体和精神条件，这对于领导国家事务来说显然比财产状况更为重要，我们却相信他和他的医生。我认为很有必要，在候选人被他的党正式提名之前，应该由一个医务专家组成的小组，对他的健康状况作客观的检查。人们可以说我介入了这位候选人的私生活。但假如说每一个进入美国军队的人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的话，很难使人同意，一个其责任更为重大其身体及精神状况关系到集体利益的未来的总司令可以不进行同样的检查。”赖斯顿然后讨论了候选人华莱土和汉弗菜的身体状况，提到了他们各自的病况，并且公开了下列这一事实，这对我们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偶然问到了华莱士他在正式成为党内候选人的时候是否同意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他回答我说，如果别的候选人这样做，他也肯定这样做，但没有人向他们提及这个问题。”赖斯顿用伊格尔顿事件为例强调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也应该进行同样的身体测试，特别是因为他们一般说来都超过了60岁……

人们又一次看到，即使在一个于1976年庆祝了革命200周年的伟大的民主国家里，民主机构也不足以防止一个身体患病或者也许精神患病的人获得最高权力。

上述看法使我们关于权力意志的根源得出了几点感想，我们另有著述论及这个问题。执掌政权似乎可以作为童年遭受强烈的人生辛酸的酬报，而被遗弃的孩子(孤儿、私生子、弃儿等等)的痛苦最甚。从此权力对所受到的辛酸来说犹如一种药物，一种麻醉品，一种灵丹妙药。于是人们懂得了这种主宰别人、统治他们并让他们经受报复法则的欲望。这些人不能同意因为身体有病而放弃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是神圣的，多数公众承认某些国家元首的权力是上帝赐予的。民主国家里更为独立的宣传工具允许一部分公众从这种看法中解放出来。今天，对待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人，不论是在立法行政、司法管理机构里或军队里，传统的态度摇摆于两个极端立场之间。一种是赞成、仰慕、崇敬和偶像崇拜，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均不乏这方面的例子。相反的态度是冷嘲热讽的反对，对任何赞赏的热情(哪怕是部分正确的)都报之以辛辣的挖苦，甚至发出无政府主义的诅咒。自从法国革命以后，后一种态度更为普遍，当时，等级制度“神圣”性质的两重性暴露无遗。

在欧美教育界，有人开始对“大人物”，对领袖，对政治天才进行科学批评，他们被旧学派的历史学家多少次当做传记的样板，并被从普鲁塔克开始的古典教育捧上了天。人们用不着一定接受龙勃罗梭的看法，他干脆把天才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但当他们看到苏联的“个人迷信”把人引上了何等谬误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可以提出某些问题。

事实上，在执政过程中所应该实行的健康监督乃是议会监督的正常发展，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民主制度的混乱及其向专制形式或多或少的偏离。对于一个在估计和判断愈来愈复杂的问题过程中被技术和实际困难所压倒的公民来说，经常显得不足的政治报导应该由健康报导来补充。正是这样，即使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建立的权力也成为篡夺和滥用的权力。

因此，对国家领导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的研究不再只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公民或哲学利益的表现，这一研究成为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问题。读者正是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本书所包含的信息。它不是为了揭露政治家们被掩盖的一面，而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在某些国家里执掌政权成为一种麻醉品，对这些人来说，政权从此须臾不可缺少。也许政权真正民主化之后，人们会看到辛辛那图斯的榜样重现。经历了一番光辉灿烂的生涯之后他重归故里，但元老院的一个代表团强迫他接受君主之位，因为罗马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极为迅速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立刻辞职，重事农耕生活。英国首相威尔逊不是已经仿效了辛辛那图斯的榜样吗?他于1976年初宣布辞职，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非这样做不可。当然他一定有他政治上的理由。但另一种力量推动着他，他已经60岁了。

197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