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二篇，宋代朱熹将它们单独提出来放在“四书”之中，作为儒家信奉者和推崇者的必读书目，可见它们作为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价值独特，影响深远。《大学》详细地归纳了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讲述了儒家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法。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论述的也是修身养性之道，然而它侧重于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谓“中庸”，即考虑问题时内心要中正，称之为“执中”；在具体处理问题时方法又要灵活多变，称之“行权”。本书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按章节次序先进行简注，接着翻译原文，最后详加评析，文后选编附录。

《大学》、《中庸》的言论与思想，涉及到人的自身修养，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多方面内容，对于今人来说，还是具有普遍的教育和启发意义。本书特将《大学》、《中庸》合而为一，并配以注释、译文及评析，以飨广大读者。

前言

大学

中庸

《大学》《中庸》评论资料选编

【题解】

《大学》这部书，原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三篇，宋代理学家单独抽出成书，程颐有《改正大学》，朱熹又以此为底本，对章节重新进行了编排，分为经文1章，传文10章。朱熹说：“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本书的章节顺序，即依朱熹《大学章句》的编排，小有改动。

《大学》是古代教育理论的著作，也是儒家政治理论纲领。汉代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说：“名日《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唐代孔颖达认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宋代朱熹认为《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相对于十五岁前的小学而言。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四书章句集注》)宋代卫浞引程颐说：“《大学》乃孔子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者，今之学者赖有此篇书存，其它莫如《论》、《孟》。”引蓝田吕氏日：“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教，道也，德也。礼、乐、射、御、书、数，艺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卫浞《礼记集说》卷一可四十九)引永嘉薛氏曰：“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齐家，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卫浞《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二)

总体来说，《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论宗旨，即所谓“道”，而不是具体的方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②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③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④

【注释】

①大学：据朱熹说，指大人之学。古代八岁人小学，十五岁人大学。明明德：使明德显明。第一个“明”字是使动用法。明德：指人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宋代真德秀解释为天赋予的德性。亲：程颐认为当作“新”，据后面的传文，程说有据。新民：使民众自新。 ②格：至，指了解到。格物：探究事理。 ③壹是：一切(朱熹说)。所厚者：指家庭，与自身的关系最接近。所薄者：指国和天下，与自身的关系相对较远。 ④此二句原在传文第四章后，属第五章，程颐认为是衍文，依《礼记》置于此。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使人本来具有的美好的德性显现出来，在于使民众自我革新，在于使人处于最美好的境界。知道应该处在美好的境界，然后才能有坚定的目标；有了坚定的目标，然后才能心绪安定；心绪安定然后才能神志专一；神志专一才能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然后才能获得最佳结果。万物都有本末轻重，万事都有首尾始终。知道事情谁先谁后，就接近把握大学的宗旨了。

古代想要把美好的德性显现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的，必定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必定要先培养好自己的品德和素质；想要培养好自己的品德和素质，必定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定要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必定要先获取知识；获取知识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探究到事物的原理，然后才能获得真知；获得真知，然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然后才能思想端正；思想端正，然后才能培养好品德和素质；培养好了品德和素质，然后才能把家庭管理好；家庭管理好了，然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然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上白天子，下至普通百姓，都要把培养自己的品德和素质作为根本。根本问题没有抓好，而要把其它枝节问题解决好，那是不可能的。对本该重视的地方没有重视，却能使薄弱之处变得深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懂得这些就叫做知道根本，这就叫做最高的智慧。P1-3

《大学》、《中庸》二书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最早就附属于“六经”中《礼经》即《仪礼》，是《仪礼》的辅助资料。到了唐代，《礼记》列在“九经”之中，宋代列在“十三经”之中流传至今，可见《大学》、《中庸》一直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中庸》在西汉时与《论语》、《孟子》并称“小经”，相对于所谓“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六经”(“五经”加《论语》)、“七经”(“六经”加《孝经》)而言，并单行于世。《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日：“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四库全书提要》认为：“盖子思之作。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于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宋代孝宗淳熙年间，朱熹为《大学》、《中庸》做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做了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大学》、《中庸》又加入了“四书”的传承系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列为科举考试用书，一直沿袭到明、清，因而《大学》、《中庸》的影响越来越大，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宝贵财富。

《大学》的作者，郑玄注《礼记》此篇时没有明言，宋代有学者认为是曾子所作，如黎立武在《大学发微》中说：“《大学》其曾子之书乎?”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书，朱熹认为经文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文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比较各家的说法，朱熹的说法最为得当。

《大学》的内容，说得简单点，就是古代的教育方针，牵涉到“知”和“行”两个方面。具体说来，有三大纲领：一是“明明德”，就是挖掘发现人的道德和良知良能，属于求知和修身的范畴；二是“亲民”，程颐认为当作“新民”，就是使民众日益提高自身的素质，是求知和修身的具体运用；三是“止于至善”，就是前二者所达到的境界。实现这三个纲领就是八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三纲八目有七个步骤：“知”、“止”、“定”、“静”、“安”、“虑”、“得”。宋代金履祥的《大学疏义》说：“古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年八岁则皆人小学，及其十有五年则皆人大学。八岁者，小子也，以其为小子之学，故谓之小学。十五则大人也，以其为大人之学，故谓之大学。小学者，养其良心而谨其学业也。大学者，充其知识而措诸事业也。所谓大学之道者，谓大人所以为学之理也。”朱熹认为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按朱熹编排的章节，经文部分仅有一章，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一共只有205个字，朱熹认为是孔子的言论。传文部分十章，朱熹说，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有关《大学》的注释，宋代以前都是附在《礼记》中。早在程颐、程颢之前，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但对“四书”详细地论说，是从“二程”开始的。朱熹对“四书”可以说穷尽了毕生的精力，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自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问世以后，由于此书的影响，独立成篇的注释和解说渐渐多了起来。从今存的文献来看，宋代有金履祥的《大学疏义》一卷；元代有许衡的《大学直解》一卷，景星的《大学集说启蒙》一卷，黎立武的《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明代有胡广的《大学章句大全》一卷、《或问》一卷，王守仁的《大学古本旁释》一卷，崔铣的《大学全文通释》一卷，魏校的《大学指归》二卷，王文禄的《大学石经古本旁释》一卷《申释》一卷，罗汝芳的《近溪子大学答问集》一卷，曹珧的《读大学》一卷，乔中和的《古大学注》一卷，周从龙的《大学遵古编》一卷；清代的就更多了，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毛奇龄的《大学证文》四卷，胡渭的《大学翼真》七卷，李光地的《大学古本说》一卷，宋翔凤的《大学古义说》二卷，等等，近40种之多；民国时期有马其昶的《大学谊诂》一卷，易顺鼎的《大学私订本》一卷等。这些著作或者考订版本文字，或者阐发义理，或者训诂名物，或者搜辑资料，从各个方面保存了《大学》的相关资料，推动了《大学》的学习和研究。解放以后，对《礼记》的研究日渐稀少，虽星火尚存，但对《大学》则少有问津，不能不算是文化上的缺憾。

《大学》的章节，朱熹因为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分为经文一章，传文十章，对原来在《礼记》中的次序进行了改动。传文的首章，原在“没世不忘”之下，传文的第三章内引《淇澳》诗以下，原在今传文第六章之后。朱熹按经文的顺序，传文首章解释“明明德”，第二章解释“新民”，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第四章解释“本末”，第五章缺文应是解释“格物”和“致知”，第六章解释“诚意”，第七章解释“正心”和“修身”，第八章解释“修身”和“齐家”，第九章解释“齐家”和“治国”，第十章解释“治国”和“平天下”，环环相扣，次序井然，显示了朱熹对《大学》内在逻辑性的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中华文化的根基。宋代程颐、程颢兄弟主张从《四书》读起以至“六经”，朱熹直接说《四书》是学习“六经”的阶梯，并专门为读《大学》总结了一些读书的方法，后人称之为“读《大学》法”或称“读《大学》纲领”，他说：“看《大学》且逐章理会，须先读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复寻究，待他浃洽，既逐段晓得，却将来统看温寻过。《大学》一书有正经、有解、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未解说，而今有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仔细去看，一日教看《大学》日：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他书。”“《语》、《孟》随事问答，难见要领，惟《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古人为学之大方，而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前后相因，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却读《语》、《孟》便易人，后面工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看这一书又自与看《语》、《孟》不同。《语》、《孟》中只一项事是一个道理，如孟子说仁义处，只就仁义上说道理。孔子答颜渊以克己复礼，只就克己复礼上说道理。若《大学》却只统说论其功用之极。”元代景星在《学庸集说启蒙序》中记载他的先生黄元吉告诫他说：“汝欲为学，必先熟读四书以为之本，而后他经可读矣。”《四书》都是把《大学》作为第一篇，就足以说明它是古人学习的入门书。基础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用《大学》中的话来说，知道什么是基础和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就是“知本”，也就是“止于至善”。假如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古人十五岁进入“大学”阶段就学习《大学》，要解决的是“知本”的问题，是“止于至善”的问题，我们今天十五岁的初中生是否把这样的问题提到教学日程?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又有多少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即知道什么是“至善”了吗?《大学》一书的宗旨，就是从修身做起，进而治理家庭，进而治理国家，进而治理天下。修身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素质教育，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就是服务于家庭服务于社会吗?我们今天读《大学》这本书，完全可以透过文字上的一些迷雾，去挖掘古今共通的一些道理和规律。

《中庸》的作者，《中庸集解》原序云：“《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传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

《中庸》的内容，比《大学》要难理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原来把《中庸》放在最后，他主张先读《大学》，接着读《论语》，再接着读《孟子》，最后才读《中庸》，这与二程主张先读《大学》，接着读《论语》，再读《中庸》的次序有区别。按照《四库全书提要》的说法，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小，后来就把《中庸》排在《大学》后。《中庸》难就难在它牵涉到一些较为玄妙的概念和哲理问题，如“中”和“庸”本身就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再如“天命”、“性”、“道”也是既古老又抽象而且玄妙的概念，如果缺乏对古代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的理解，就难以理解和把握这部书的中心内容。朱熹这样的学者对“四书”尚且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更不要说一般的学人了。当然，朱熹是为了构建理学的理论体系，与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是不同的。实际上，只要读懂了《大学》以后，从上述这几个抽象概念人手，《中庸》一书也就不难理解了。概括地讲，《大学》和《中庸》讲的无非是修身和治人的问题。如果说《大学》要解决的是学习目的的话，《中庸》要解决的就是行为的准则，只不过古人讲得比较抽象罢了。《中庸》的开头两章，是理解《中庸》的关键。其余的三十一章都是对前两章的阐释，说的都是如何做到“率性”、“修道”达到“中庸”境界的问题。天下万事，各有各的中庸之道，如同《大学》里所说的“至善”一样，落实到具体的事情，全靠每个人自己去理解和把握了。

《中庸》的注释，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记载戴隅有《中庸传》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讲疏》一卷；宋代司马光有《中庸广义》一卷，除朱熹的《中庸章句》外，还有游酢的《中庸义》一卷，晁说之的《中庸传》一卷，张九成的《中庸说残》三卷，袁甫的《蒙斋中庸讲义》四卷；元代有许谦的《读中庸丛说》二卷，许衡的《中庸直解》一卷，景星的《中庸集说启蒙》一卷，黎立武的《中庸指归》一卷；明代有崔铣的《中庸凡》一卷，王文禄的《中庸古本旁释》一卷、《古本前引》一卷、《古本后申》一卷，罗汝芳的《近溪子中庸答问集》二卷，周从龙的《中庸发覆编》二卷，曹珧的《读中庸》一卷，顾起元的《中庸外传》二卷；清代的注释著作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有毛奇龄的《中庸说》五卷，李光地的《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中庸四记》一卷，李恭的《中庸传注》一卷、《中庸传注问》一卷、《恕谷中庸讲语》一卷，戴震的《中庸补注》一卷，单为总的《中庸述义》一卷续一卷，姜国伊的《中庸古本述注》一卷；民国以后有马其昶的《中庸篇义》一卷、《中庸谊诂》一卷，胡怀琛的《中庸浅说》一卷，唐文治的《中庸大义》一卷。从这些著作看，阐发义理的居多，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庸》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

《中庸》在宋代以前不分章，宋代朱熹分为三十三章，黎立武的《中庸指归》分为十五章，《四库全书提要》云：“《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日’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日衣锦尚纲’以下为十五章。”黎立武的分章源自郭氏，郭氏又源于程氏，朱熹也是程氏的门人，反映了程氏以后学说的分歧。与朱熹的分章比较，黎立武的第二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第七章包括了朱熹的第十六至十九章，第八、第九章的内容朱熹合在第二十章内，并把“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一段单独分为第二十一章，第十章包括了朱熹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第十一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二十五至二十六章，第十二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第十四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章。黎立武说：“书十有五章，首章统论一篇之大旨，二章备著夫子之格言，三章而下明率性谓道、修道谓教之事，九章而下明至诚尽性、至诚能化之事，末乃伤今思古，以道统绝续之会、帝王授受之真定在夫子，且反复推明仁诚之道，以俟后之圣人，末章则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其为书也，大周乎天地，微极乎物理，幽贯乎神明，而卒归之无声无臭焉。广大精微，盖本诸易。”(《中庸指归》)从黎立武的第二章看，显然比朱熹分得合理。但是朱熹注意到了《中庸》各章的层次和关系，他说：首章“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第十二章“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第二十一章“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可见，黎立武用的是平面的分法，朱熹用的是立体的分法，比黎立武更胜一筹。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按章节次序先进行简注，接着翻译原文，最后详加评析，文后选编附录。注释中对历代理解歧异者，择善而从。译文尽量忠于原文，多用直译，少用意译。评析力求深入浅出，也引用古人的原文，以求雅俗可以共赏。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方向东

2005年9月于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