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研究考古材料，形象地再现了古埃及金字塔时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熙熙攘攘的建筑工地，忙忙碌碌的行政官员，多才多艺的学者书吏，温馨快乐的家庭生活，与众不同的婚嫁习俗，独树一帜的殡葬仪式，旖旎婉美的沼泽地，广阔荒凉的沙漠与丘陵……古埃及，在昂德赫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一幅由法老、金字塔、象形文字组成的图画，它也融入了古埃及人日常生活中琐碎而温馨的一面，展现了一位女性作者特有的视角。

本书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研究，形象地再现了古埃及金字塔时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熙熙攘攘的建筑工地，忙忙碌碌的行政官员，多才多艺的学者书吏，温馨快乐的家庭生活，与众不同的婚嫁习俗，独树一帜的殡葬仪式，旖旎婉美的沼泽地，广阔荒凉的沙漠与丘陵……古埃及，在昂德赫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一幅由法老、金字塔、象形文字组成的图画，它也融入了古埃及人日常生活中琐碎而温馨的一面，展现了一位女性作者特有的视角：古埃及人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到沼泽地，他们乘着小舟无声无息地在纸莎草间滑行，看着纸莎草优雅的伞状花序，闻着睡莲散发出的甜美香味；他们呼吸着野外的新鲜空气，享受着那里葱郁的阳光；他们还在那里捕鱼，打猎，或者就单纯地欣赏那些水边丛林中的动物们演奏的交响乐，欣赏它们唱出的生命的赞歌。

年代表

第一章　金字塔时代

历史概述

生命之源尼罗河

文字的诞生

前王朝时期

王朝时期

古王国

第一中间时期

中王国：恢复统一

大量但不完备的资源

第二章　法老的臣民

王者的难处

法老的首席大臣维齐尔

中王国的管理体系改革

外交政策

古埃及与非洲

职业军队

殖民地的生活

第三章　公共设施

国家最重要的建筑工事——法老的金字塔

开矿与采石

哈玛玛特

埃尔胡蒂和泽依特山

远征西奈

运输纽带尼罗河

金字塔的发明者伊姆霍特普

首次视察建筑工地

金字塔的建造

工匠们的生活

第四章　书吏和学者

象形文字系统：获取权力和特权的金钥匙

书吏学堂

工作中的书吏

伟大的文学

小说和故事

悲观文学

箴言

大量的通信

科学与数学

天文

医学

牙医与巫师

第五章　艺术、工艺与职业

为永恒服务的艺术

艺术的传统规范

不署名的艺术品

浮雕的技术

画家

雕塑家

石制器皿

木工

船坞

金匠和铁匠

陶瓷作坊

皮匠和鞋匠

纺织：妇女的职业 

篮筐编织 

第六章 家庭生活

成家 

异族通婚和一夫多妻制 

离婚

生小孩 

哺乳、喂养及婴儿服饰 

年轻人头顶一侧的发束

游戏与玩具 

教育与长大成人

从房屋到城镇：居住情况

日常生活 

第七章 忙碌的一天

衣着 

头发 

化妆品及油膏

日常佩戴的珠宝首饰

餐饮

休闲娱乐 

棋盘游戏 

音乐、歌曲和舞蹈 

第八章 乡村生活 

尼罗河的泛滥

“贫牛”的年份 

洪水泛滥期

人工灌溉 

耕地与播种 

收获 

菜园、果园和葡萄园 

畜牧业 

清点与屠宰牲口 

养禽场 

养蜂 

第九章 捕鱼和狩猎

打猎 

妇孺皆爱的鱼 

捕鱼 

猎杀河马 

沼泽地的工作

沙漠狩猎

沙漠专家

第十章 信教的民族

宗教思想的演化 

不变的信仰 

寺庙的作用 

阿拜多斯及其保护神饿赛里斯

对来生的恐惧

修建坟墓，以求不朽 

肉体与灵魂在木乃伊中的结合

葬礼 

祭奠亡灵 

死亡并不是终结 

参考文献 

专有术语译名对照表

古埃及文献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古埃及绵延630英里，各省份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三角洲地区受到亚洲国家的影响，而且古埃及的经济体系依赖于对农业生产长期的控制。因此，这个国家不得不很早就创造出完全效忠于法老政府的强大且高效的管理机构。

法老是整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是一个基于教义被赋予了神秘性质的人物形象。在中王国的一篇为皇室作宣传的文章中，开篇写道：“他的眼睛探察万物……他普照两地(上、下埃及)，比太阳犹胜之……他使植物变绿，连一场大泛滥也不及。他让两地充满力量和生机。他生气时让人鼻尖发凉；他平息下来时，人才能呼吸。他确保追随者衣食无忧……他的敌人将会穷困潦倒。”从根本上说，因为他是人神之间惟一可能的中间人，所以法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扮演着神的角色，履行着神的职责，即神话中第一任埃及王何露斯的职责。这些文章从不忘提起他半神的性质，称他为“神之子”、“神之化身”、“众神之所爱”以及“幸得众神宠爱的人”。从斯奈夫鲁的儿子兼继承者的拉迪耶迪夫开始，国王们开始自称“拉神之子”，因而把他们自己置于人类保护神太阳神的直接庇护之下。“拉神让国王永久地处于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治理人类，供奉神灵，扬善除恶。”为了使他与神的这种特殊关系合法化，法老有“帝王协定”任其使用一一这是一种古王国时发展起来的、概述了法老的非凡血统的对五种头衔的持有关系：在登基的过程中，法老连续接受五个作其称呼的“洗礼”名称，即何露斯神的继承人，尼克比特和威德吉特(上、下埃及的两个女守护神)的继承人，金猎鹰(神的肉体)，上、下埃及之王以及我们已经见过的拉神之子。至于庙宇和教堂中的浅浮雕，则刻画了国王以众神家庭一员的身份被欢迎进入仙界的情景：他与众神平等地交谈，并从他们处获得一种使其成为独特存在的品质。正是由于他们的庇护，国王才能够行使其职责，而此举的目的从根本上仍是为了执行所有维护玛阿特所必需的措施。玛阿特这一基本范畴，同时包含了社会和平、公正、真理、秩序、信任以及所有可能想到的让世界适合生存的和谐力量，是国家甚至宇宙平衡的依赖物。国王驾崩意味着灾难降临大地，只有继任者就职才能重建众神意志所左右、人类所梦寐以求的秩序。国王死时飞向众神所在的天堂。神话性质的《辛努贺故事》讲述了阿门内姆哈特一世死时的情景：“在第三十年，阿赫特季节的第三个月的第七天，上、下埃及之王塞赫特帕布拉飞往天空，与太阳结为一体，同时他的神圣的四肢融入造物主的四肢。皇宫陷入静寂之中，众人心痛万分，巨大的宫殿双层门紧闭着，侍臣们低头弯腰，头搁在膝上，人民悲痛地失声恸哭。”

法老的服饰、信物和徽章也把他与仙界联系在一一起。他并不穿下层人的普通缠腰带，而穿打过褶的有三角形前饰的申德耶特围裙。他的腰带上挂着公牛尾巴，让人想起他的力量可与动物相媲美。像神一样，他的下巴也装饰有或直或曲的假须。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皇冠，就组成了法老饰物的全部——法老从不光头出行。选择佩戴哪顶皇冠要根据场合而定，以便给他带来一种适合解决当前问题的能力。“双冠”是象征上、下埃及的“白王冠”与“红王冠”的结合物。两者在国王头上得以统一，表示他拥有治理王国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权力。法老的头饰通常是尼美丝，一种有两条边带悬挂至胸前的条状花纹的方巾。斯芬克斯，作为国王的狮子形象，都佩戴着尼美丝方巾。尼美丝方巾在眼眉之上部分装饰有神蛇标记——一条雌性的眼镜蛇，形状如一面防护用的盾牌：蛇暴跳而起，愤怒的气息声歼灭了法老所有的敌人。法老手中持有象征高贵的权徽——一种长长的可弯曲的东西，让人想起牧羊人赶着一群牲畜，也让人记起可当敏捷的拂尘使用的鞭子。

王者的难处

法老也是人，易患疾病，会遇到纯粹的年事渐高的问题。为了让君主能够重获生机活力，他们举行一个纪念仪式——西得节。这一仪式的起源可追溯到历史纪元最初的岁月。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西得节会在国王即位30年后进行首次庆祝，然后每三至四年一次，目的是为了恢复他的体力和魔力。仪式中会埋葬年老国王的塑像，此后“重获青春”的国王参拜全国各处的圣殿，随行的教士和权贵们将在这些地方观看国王参加如竞走、射箭之类的体育运动，证明他重获了青春。

古埃及学家可用的大部分资料属于皇家机构发布的为皇室意识形态服务的官方文件。因此，辨别隐藏于这些宣传措辞之后的法老的性格及其缺点变得卜分困难。然而，确实也有一些金字塔时期的皇室成员给我们提供了这些重要人物的具有细微个体差异的形象。斯奈夫鲁(公元前2625年～公元前2605年)死后被传说成一位慷慨而善良的国王，而他的儿子胡夫(公元前2605年～公元前2580年)却落下一个暴虐血腥法老的恶名。例如，他曾要求随从砍掉一个人的头来看他的巫师能否成功把头再次附于身体上。现在陈列于罗浮宫的拉迪耶迪夫(公元前2580年～公元前2570年)头像表现了一个神情专注而友善的人物形象，我们愿意相信他关心人民的疾苦。然而，数个森乌塞特三世(公元前l 875年～公元前1842年)老年时的肖像，由于表现出严肃和悲哀的神情，尤其令人瞩目。森乌塞特三世放弃了把自己表现成为一个具有永恒青春与活力特征的人物形象，而展示了一张刻着岁月沧桑的痕迹、印着仁爱和对他人关心的神情的脸。

统治期间历经了重大磨难的国王们所写的儿份文稿也给出了法老生活环境方面的珍贵信息。《告诫莫里卡尔》(莫里卡尔是第十王朝的一个国王)和写给儿子森乌塞特一世(公元前1965年)看的《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告诫书》都是这些法老统治时历经世间艰辛的见证。他们都以一种遗嘱的形式向继任们宣泄，笔调既清晰明了，又带有幻想破灭的感触。阿门内姆哈特一世险遭大臣们策划的暗杀阴谋，觉得被自己的人民背叛了；正如他的父亲，莫里卡尔宣扬不信任，却又奉劝力争做到让人爱戴、对人仁慈以及不虐待别人。

那个时代的皇宫遗址，其现有的保存状况是如此之差，以至于难以重建法老生活的环境布设。但是，胡夫之母赫特菲丽丝女王的随葬陈设品，在1925年发现时仍丝毫无损，展示了以卓著的精致性和高雅的享受感为特征的宫廷生活艺术。一个可拆卸的镀金木制的巨大高台是供皇室成员在露天仪式中遮阴用的，而由轿夫所抬的乌木轿子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足不沾地地四处移动。其余的陈设品——一张床、几张有扶手的椅子、凳子和一些器具，具有非常高的工艺水准，且简洁、高雅，与众不同。

P13-17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扶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译丛”，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音；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闰内闱、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我是2003年7月初接手这本书的翻译任务的。当时本套丛书的主编许钧先生打过电话来，表示想让我来翻译这本书。我感到很荣幸，欣然接受了这项翻译任务。而且，作为我的恩师，许钧先生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的知遇之恩，感谢他的多方栽培，感谢他的耳提面命。

一年以来，我从了解古埃及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接着通读原文，然后才敢动手翻译。古埃及学原本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经过这一过程，我与古埃及文明已经从陌生走向了熟稔。我甚至开始喜欢上这一神秘而伟大的文明，喜欢它传奇的死而复生的经历，喜欢它悠远的恍若隔世的历史感，喜欢它神秘的异域风情的人文美。

然而，这些远不是我所有的收获。作为一个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古埃及给我带来的翻译方面的思考可谓是广泛而有益，它展示了文化与翻译之间互动的奇异景象，让我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其实，我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埃及学。我们知道，对古埃及文明的解读开始于对象形文字的破译。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埃及的罗塞塔城附近发现了一块长77厘米、宽30厘米、高118厘米的黑色玄武岩断碑，碑文用三种文字(后被证实是两种文字三种字体)铭刻。最上面用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圣书体，中间是象形文字的僧侣体(即草书体)，下面是希腊文字。这就是后来被世人称之为“罗塞达石碑(The R0setta Stone)”的著名石碑。法国古语言学家吉让一费朗索瓦·商博良认为碑文是一种翻译，即：三种文字刻写的是同一内容。基于这一认识，他从希腊文字人手，终于在1822年成功破解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学从此得以诞生。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成为一种文明认识另一种文明的契机，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一扇关闭了数千年的文明之门。就这样，翻译带我们走进了古埃及的世界，去感受古埃及人的生活，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去欣赏他们的风土人情，去领略古埃及的伟大文明。

如果说这个例子从正面凸现了翻译对于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巨大贡献，那么，古埃及方位词的翻译则从反面证实了翻译对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性。要是没有或者缺少翻译，文化交流中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尴尬!

让我们先来看图特摩斯一世的方尖碑上的一句碑文：“That reversedwater that goes downstream is going upstream.”这是一句曾经让古埃及学家费尽脑汁也摸不清头绪的话。这句话中有两个意义相反的象形文字，一个是一只没有帆的小船(downstream)，一个是一只有帆的小船(upstrearn)。这句话因此成为一句自相矛盾的话，让古埃及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该怎么理解，又该如何翻译?思来想去，于是就出现了“That reversed water t11atgoes downstream is going upstream.”中国也有学者把它翻译成：“那条反向的河在逆流时顺流。”。其实，不仅是现代的学者们对此困惑不已，这句话表达的其实也是古埃及人自己心中的疑惑。众所周知，尼罗河是埃及人的母亲河，在某种意思上，尼罗河就是他们生活的地理和方位中心。尼罗河总是从南向北流淌，而古埃及的季风却一成不变地从北向南刮。于是，航行时，向北的船只就可以顺流而下，几乎不需划桨；而向南的船也只要扬起风帆，便可让北风助力，逆流而上。这种自然现象反映到象形文字里，出现了用没有帆的小船表达顺流而下(downstream)、用一只有帆的小船的形象表示逆流而上(upstream)的表达法，而这与尼罗河的走向相联系，就成为了埃及方位的表达方法的由来：象形文字中，无帆小舟指代北，扬帆小船则是南。当古埃及人有一天面对西亚的幼发拉底河时，他们感到无比震惊。世界上竟然有一条由北向南流向的河流，一条与尼罗河流向相反的河!这有多么荒唐、多么不合情理啊!他们把这一现象郑重其事地记录在图特摩斯一世的方尖碑上，一直流传至今。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downstrearn(一只没有帆的小船)”是取其原意，表示顺流而下，而“upstreain(一只有帆的小船)”则参照尼罗河指代南。我对这句话也尝试着翻译了一下：“那条反向的河竟然向南顺流而下。”我根据各自不同的用法(原意与引申义)，放弃了两个对比的成分(downstrearn和upstrearrl)，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由于词义反差给读者或听众带来的震撼效果。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作了语义补偿，加了“竟然”一词。

在尝试对这句话进行翻译的同时，笔者也在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很快发现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就是异质文化的交流，而我们发现古埃及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里，对外接触与交流十分匮乏。正如本书中所说，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当远东的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时，法老政权才“不得不做出调整，使埃及人从其完美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走出来，清楚地意识到相邻民族的存在。”当然，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交通不发达，是对外封闭的一个主要原因。“沙漠和地中海成为阻挡潜在敌人的天然屏障”，给古埃及人创造了一片安全而封闭的天地，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对外接触很少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埃及人性情平和，更倾向于农田耕作或者在沼泽地区捕鱼，而不愿拿起武器”。

然而，不管原因如何，古埃及与外界缺少文化交流的事实不容否认。这正是导致古埃及人无法脱离尼罗河表达方位的深层原因，也是导致现代语言学家无法翻译这句话的原因。我们知道，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表现在翻译上，就是刚开始时十分困难，而后来会越来越顺手。这也就解释了翻译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过去的翻译者大都强调“忠实”，但他们的译文却常对原文有较大程度的背离，甚至是篡改；如今，译者均认识到“异”的必然性，而翻译实践中他们却追求“无限接近原著”。这看似一个悖论，但如果对翻译历史稍作分析，却不难认识到个中缘由。两种文化开始接触时，“异”占据了主导性，翻译中不仅要处理异的语言，还要处理异的世界、异的思想、异的文化等等。异的东西多了，自然会有认识上的偏差、理解上的谬误、转换上的困难，也就更加珍视“忠实”。所以，就有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艰辛，就有了“信、顺”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然而，随着两种文化的接触与碰撞、扩展与顺应，翻译先驱们的巨大贡献也日益彰显出来，他们不仅促进了文化间的对话、交流和包容，也为我们当代的翻译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劳，才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沙发上边品尝日本料理，边谈论普罗米修斯，而不必为如何解释“沙发”、“料理”、“普罗米修斯”而犯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一部文化交流史也就是一部翻译史。而古埃及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接触与交流，缺乏这样的磨合过程，所以无法对其他文化进行阐释，而其他文化对她也很难理解。实际上，文化交流的匮乏也是导致古埃及灭亡的深层原因之一。文化交流与共享使得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却在孤独中蜗牛般爬行，很快就被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此处不再赘述。

在结束这篇译后记之前，我需要特别提一下美籍专家Kim Strong女士。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她多次慷慨相助，帮助解决了许多语言和文化上的难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我的父母、黄艳、王育平等亲朋好友表示谢意与歉意，感谢他们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为翻译占用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很多时间表示歉意。

吴志杰

2004年6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