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由于此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实在太博大精深，人们很难用一个适当的词语来概括它、赞誉它，对之惟有感到的惊奇，故称之为［奇书］。两百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成千上万，但因研究者的个性及对文本研究的角度不同，从而“形成论点的创造性和特殊性”。《名家解读红楼梦》主要收录了当今国内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名家有关红学研究的自选集。本书选录的是著名红学家林冠夫的代表性论著。

　　本文集对红学的研究和欣赏是多侧面的，涉及到作者的生平和家世，《红楼梦》版本差异，《红楼梦》思想、艺术特色，《红楼梦》各种人物个性及续书或原著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全书以一个红学专家的独特论断丰富和发展了《红楼梦》的学术研究。

《红楼梦》作为研究的对象，已经引起过“百家争鸣”。包括如何研究的方式方法，可不可以“百花齐放”呢?我以为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正因为个性不同的研究活动将会选择特殊的侧面或着重点，从而形成论点的创造性和特殊性，《红楼梦》对研究者来说才是常新的，也才能真正活跃研究空气，也才能丰富和壮大有关这部巨著的研究成果。认识过程是没有止境的，绝对正确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未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假设。只要研究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那未必十分成熟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这是值得读者欢迎的。因为，在反复研究中所得来的收获，即使是一得之见也有助于研究工作的繁荣，至少可能成为读者的一种启发，启发他们自己依靠自己，从而对《红楼梦》获得自己的发见和判断。

序

综说

奇书《红楼梦》

《红楼梦》的本名和异名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红迷”遗恨

红苑趣闻

慈禧与《红楼梦》

《红楼梦》与鸦片

作者生平、家世与交游

曹雪芹的《红楼梦》

秦淮旧梦

曹家历史档案的新发现

曹雪芹的父亲是谁

所谓“曹雪芹的佚诗”

书箱之谜

黄叶村

张宜泉与曹雪芹

版本

《红楼梦》版本概述

甲戌本

己卯庚辰本

杨本

王府本与戚序本

舒序本

郑本

梦觉本

靖本、俄藏本

程本

一部奇异的《红楼梦》钞本

林如海死于何时——“冬底”征疑

顽石怎么变成美玉

紫鹃与鹦哥

脂砚斋、脂批、脂批本

思想与艺术

假作真时真亦假

“护官符”与俗谚

说空空道人

《红楼梦》人物的名字

甄士隐与贾雨村

“假宝玉”与贾宝玉

豪门一席酒

并非鬼话

两首《好了歌》

传神阿堵

林黛玉的眼睛尚未画出

读者给林黛玉补画眼睛

说“影子”

清代慈禧太后喜爱《红楼梦》，这是颇出人意外，却又是并不奇怪的事。至少有两方面的事实说明这一点。

其一，是故宫的长春宫壁画。今长春宫整个院子四面游廊的壁画，都是画的《红楼梦》题材。长春宫是在慈禧五十岁生日时全面重修过，壁画自然是在这个时候所绘。在当时，《红楼梦》被一些假道学骂为淫书。如果把这部书的内容画到“老佛爷”生活的地方，如果没有她本人的同意，无论是画师还是这次修建工程的主管者，谁敢拿脑袋乃至全家性命来开玩笑。由此可见，慈禧是很熟悉，并且十分喜爱《红楼梦》这部小说的。

其二，据徐珂《清稗类钞》载，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事件之后，在民间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红楼梦》钞本。这个钞本是由陆润庠等几十人所抄，每一页上都有慈禧太后的朱笔小字批语。陆润庠是中过状元的大臣，其馀几十名参与抄写的，当然也不会是一般角色。而且，这些抄者又都郑重其事地在书的中缝注明姓名。这样看来，这确实是一个专门为慈禧太后而抄的本子。

此外，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说：“闻孝钦颇好读说部，略能背诵，尤熟于‘红楼’，时引史太君自比。”

清季的国事被这位女暴君搞得一团糟，这是事实。但她毕竟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她居然有闲心思去读《红楼梦》，而且还在各页上写批语，可以想见，她是何等喜爱这部小说。

从以上两则资料看，慈禧太后倒的确是很欣赏《红楼梦》的。按照某些论者的逻辑，这却是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强烈的反封建小说，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肯定要视之若洪水猛兽，绝对不会去欣赏它的。反过来说，慈禧这样的封建暴君，所欣赏的也一定必是反动透顶的东西，而绝不会是反封建的巨著《红楼梦》。过去，有些文章就是用这种方法论述的。比如，要肯定某一部古典名著，就找出一些进步人士说好的例子；要否定某部作品，则找出某些反动人物吹捧过它的例子。于是，不言而喻，这是一部好书或坏书。这样论证，虽然说的也可能是事实，但却过于简单化了。慈禧太后评点过《红楼梦》，以及长春宫的以《红楼梦》为内容的壁画，却说明了恰恰是这位慈禧太后喜爱欣赏《红楼梦》。怎么解释这个反常的现象，给这些论者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当然，一部进步作品，反动人物不欣赏；政治上反动的人，欣赏的往往是反动的作品，这在文学史上是常有的事。但是有时候事情也不是那么单纯的。也有像慈禧这样的人物欣赏《红楼梦》的事。而且，慈禧欣赏《红楼梦》的哪一方面内容，她又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欣赏这部作品，这都是一些实际问题。所以，那些封建假道学们骂《红楼梦》，与慈禧这号人物欣赏《红楼梦》，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慈禧欣赏《红楼梦》，当然不能说她欣赏的是《红楼梦》的反封建内容；更不能说因慈禧欣赏，所以《红楼梦》也是宣传封建主义的东西。对于《红楼梦》，慈禧当然有她的欣赏角度，只不过她的批本今天还没有发现，我们无法判断罢了。

P17-18

王朝闻

不论是当做欣赏对象还是当做研究对象，小说《红楼梦》对我们都可能是常新的。

这是因为：第一，它本身拥有丰富的生活内容、情感和思想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得以表现的形式千姿百态，这就给人们提供了有所发见的巨大可能；第二，当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能力和有关知识有了变化和发展，他就有可能从即使早已熟悉的人物和情节中，引起前所未有的感受、体验和发见。这就是说，《红楼梦》好比一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它对艺术欣赏和科学研究都可能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只有当欣赏或研究的主体拥有独特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他才可能从这一对象中获得新的感受、认识和发见。

只看目录，可以看出林冠夫著《红楼梦纵横谈》对这部小说的欣赏和研究是多侧面的。在这本写作于1982年冬至1984年夏的著作里，有关于作者生平和家世的，有关于版本差异现象的，有关于思想、艺术特色的，有关于各种人物个性的，有关于续书或原著影响的论述。我虽只读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给我的印象，是著者不只熟悉这部小说，也比较熟悉传统的诗词，这种主观条件的特殊性，给他的论断提供了独特的论据。由于认识有差别，任何论断都可能引起不同的看法。但只有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地把自己那不与人苟同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才可能丰富和发展《红楼梦》研究以及其他学术研究。

就我读过的《林黛玉与李清照》这篇短论来说，论者不只以文献资料作为根据，论证了虚构人物林黛玉与实有其人的李清照在艺术才能方面的优越性的联系，不只论证了这两个女诗人的作品在读者影响中的共性，而且论证了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应试诗与人物个性的关系。尽管比较喜欢宝钗的读者未必乐于接受这种论证，但这种论证至少可以表明，论者对于传统诗词的特殊兴趣，怎样形成了论点的特殊意义。我还读过两篇关于史湘云与林黛玉中秋夜联句的短论，各以警句“寒塘渡鹤影”和“冷月葬花魂”为标题。两篇短论分别对“鹤影”和“花魂”与前人诗赋的联系作了论述。当然，如果认为论者独特的判断一定切合曹雪芹的原意，难免形成不大有说服力的武断，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探讨有助于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论者进一步指出湘云的“鹤影”与苏东坡《后赤壁赋》的“孤鹤”的联系，指出黛玉的“花魂”比“诗魂”更接近曹雪芹原意，这都是有独到见识的判断。这些考释没有脱离小说的人物、情况和环境的特殊规定，因而与令人生厌的烦琐考证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考释显示着研究工作的个性和勇气，所以它才拥有特殊的可读性。

研究的个性和独创性与研究的科学性当然不能划等号，但科学性不能脱离研究的个性和独创性。包括《红楼梦》的研究，只有充分发挥研究个性，提得出前人或同时代人所没有提出过的论点，《红楼梦》这一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才是常新的，才有可能引起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也才可能给读者提供崭新的阅读对象。脂砚斋论《红楼梦》，一再提出反对写作一般化的论点，说“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第一回批语)这种说法，和曹雪芹自己反对“千部共出一腔，千人共出一面”的说法一致。这种说法的含义，可以认为是说千姿百态的生活现象，对于某些文艺创作来说并未真正成为作者的对象。那么，学术研究是不是也存在过脱离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而显得论点和论证方式的雷同化现象?如果说这种现象对学术研究的前进是一种阻力，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以为王夫之关于“心灵”的个性与写诗的个性化的论述也值得借鉴。在《菖斋诗话》里，王夫之指出：“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人支借也。”学术研究当然不等于做诗，但作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同样必须要有自己那种不能互相支借的“心灵”，即有独立性的研究个性。《红楼梦》作为研究的对象，对于对象中存在着的特殊点能不能有所发见，取决于研究者有没有他那不与人苟同的“心灵”。作为研究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的“心灵”，不是先天从娘胎里带来的，常常是在研究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有独特性的“心灵”形成独创性的发见和判断，善于总结经验的发见和判断一定会反作用于研究工作者的“心灵”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的创造。

《红楼梦》作为研究的对象，已经引起过“百家争鸣”。包括如何研究的方式方法，可不可以“百花齐放”呢?我以为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正因为个性不同的研究活动将会选择特殊的侧面或着重点，从而形成论点的创造性和特殊性，《红楼梦》对研究者来说才是常新的，也才能真正活跃研究空气，也才能丰富和壮大有关这部巨著的研究成果。认识过程是没有止境的，绝对正确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未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假设。只要研究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那未必十分成熟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这是值得读者欢迎的。因为，在反复研究中所得来的收获，即使是一得之见也有助于研究工作的繁荣，至少可能成为读者的一种启发，启发他们自己依靠自己，从而对《红楼梦》获得自己的发见和判断。

这本关于《红楼梦》的杂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尽管它的篇幅不算小，已经到了二十多万字，可是，作为作者，仍然意犹未尽，感到还有一些题内或题外的话要说。

最近几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代的两大显学，其一就是红学。所谓“显学”云云，固然包含着某种调侃的成分，但从中倒也反映出近年《红楼梦》研究的热门状况。事实也正是如此，几年来，无论是研究有素的老一辈或中年一辈红学家，还是近年崭露头角的后起新秀，都相继有红学论著问世。在红学领域中，的确是一番颇称繁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像我这样一个红学的外行者，本来是没有必要和可能再来凑这份热闹的。然而，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我参加了《红楼梦》新校注本的校勘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自然要多读几遍这部绝世名著。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的注意力基本上是放在《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上，但是，在阅读中也不免思考一些其他问题。偶有所得，就随手写下一点笔记，作了几个卡片。于是，每当二三友好相聚，闲聊中东拉西扯，也往往扯到《红楼梦》的话题上去。友人们也许是出于某种偏爱，觉得这种东拉西扯还偶有异于流行说法的内容。他们希望能把这些扯到的东西写出来。恰在这时，广西人民出版社要编一套中国古典小说的“纵横谈”，其中的《红楼梦纵横谈》委托我来写。就这样在各方面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才鼓起勇气，斗胆在红学家们面前插嘴。在红学家们看来，插这种嘴不免外道，但是，正如一位友人说的，专家们的宏篇伟论，譬之甘肥佳肴，固然为人们所喜爱，但有时候萝卜白菜也可以聊备一种。于是，不惮贻笑，把手边的那些笔记和卡片，敷衍成文，于是，就有了这本《红楼梦纵横谈》。这是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所谓“纵横谈”，本来应该是从纵的方面谈《红楼梦》对我国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横的方面谈它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政治、宗教艺术等等的联系。可是，初稿写出来之后，一看与上述的要求相去甚远。结果是杂七杂八，漫无边际，实在只是一种杂谈。

正因为仅仅是一种杂谈，因此就没有要求内容上的系统和平衡。也就是说，有关《红楼梦》思想艺术的一般问题，就不一定面面俱到；小说中的人物，也不一定都按其地位的轻重而给予与之相应的篇幅。但是，作为杂谈，当然也有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或者通过小说艺术表现方面的举例，或者是通过人物性格的某一个侧面，谈一点艺术欣赏和艺术理论方面的问题。此外，对于红学论著中经常提到的一些词语，也作一点知识性的介绍。上述这些做法，红学家们当然不屑一顾，但对于非专业的《红楼梦》爱好者，也许还有一点可资参考的地方。

这样说，丝毫也没有想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强加给读者的意思。我们知道，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任何读者(或观众)都是根据自己本身的条件，诸如思想水平、生活经历、文化素养、爱好趣味等等方面来接受一部艺术作品的。读者对于《红楼梦》，当然也是如此。这本杂谈中的一些说法，只是我对《红楼梦》的理解认识和感受。因此，也就不免有偏颇甚至荒谬的地方。比如《红楼梦》中的几个人物，我把她们的性格特点与某些古典诗歌联系起来考虑。这样的联系，究竟是曹雪芹在艺术形象构思中的原意，还是我在分析这些艺术形象时的牵强附会?读者根据各自对《红楼梦》本身的认识和理解，自会作出判断。

第三，本书各篇的归类，按照内容的大致情况，分为六组，已详见于《目录》。不过，还需说明的这只是大致上的区分。因为这是一本杂谈，其中除了“作者生平家世”、“版本”以及“续书”等类略为单纯一点外，其馀的，如“思想艺术”和“人物”等，很难绝对地分开。比如分人“思想艺术”部分的各篇，多半也是从人物性格的某个侧面来谈，而归人“人物”部分的各篇，不仅涉及小说思想艺术的表现，而且有的还往往联系后四十回续作的成败得失。所以，这几个部分只能是大体上的区分罢了。  第四，这些杂谈的写作，作为一个集子来考虑，即正式开始动笔，是1982年的冬天，到修改完成时，已是1984年夏天了。虽然时间并不算短，但由于种种原因，中间曾几度停顿，实际写作时间仅半年多，而且都还只是在业馀时间里匆匆急就。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稿子的粗糙辩护或请求包涵，而只是想说明，稿子中许多问题的思考，材料的占有，文字的琢磨等等，都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果条件许可，还不能就此罢休。

最后，还必须说明，这个小册子从酝酿到完成，不完全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包含了许多同志的劳动。特别是某些篇中采用了前人或当代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编集的资料。这其中，帮助最大的要算一粟的《红楼梦卷》和《红楼梦书录》。由于有他们的这些著述在前，不仅在问题的思考中给我很多的启发，而且，某些材料由于原书比较罕见，即据由《红楼梦卷》。此外，在写作中也还得到师友们的许多具体帮助。如王朝闻同志，不仅不辞辛劳在酷暑中为本书作序，而且他在作序时，对看过的部分初稿，提了意见，并出了修改的主意。又如刘名涛同志，在本书从酝酿到动笔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篇目的拟定，还是具体的写法，都提到了他的设想，使我在写作中免走不少弯路。又如孙岩彬同志，帮我准备资料，校阅引文，誊清底稿，花了很多时间。此外，还有许多同志，都曾给我各种支援和帮助，不能一一列名。对上述同志，谨在这里一并致以谢忱。

作者

1984年仲夏，于都门某杈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