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自言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因此，自50年代起，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不过，曹聚仁始终是一个很传统的书生，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所谓 “客观、中立、公正”亦是一家之言，纵观曹文，其倾向性还是时而可见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备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卷一 北行小语

序“自古成功在尝试”

前词 从“客里空”说起

初旅

北行小简

北行小语

“安得广厦千万间”

我的观感

附录

后记

卷二 北行二语

引言——与友人书

第一分 东北行记

关外去来

沈阳—北京途中

第二分 今日北京

新的北京

北京的天气

今日清华园

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看了几场戏

关于老舍的《茶馆》

北京的老报人

护国寺一号

梅兰芳旅行演出归来

北京的老文人

八道湾十一号

南社诗人柳亚子——跋柳先生的一封来信

附:《南社在上海》

戊戌六十年

新外长陈毅

访国军五将领

齐白石之诗文

明十三陵、十三陵水库

定陵一瞥

官厅水库及其他

北京看工业展览会

八达岭怀古

访周口店——北京人之家

三访农业合作社

新北京的十月

君子国即景

草木神仙

后记

卷三 北行三语

前言

第一分 旅途杂记

从深圳到哈尔滨

武汉长江大桥侧记

浙江六日

鲁迅的故乡——绍兴

鲁迅的故居

三过上海

第二分 新事一得

《作报与看报》

胡政之的旧话

一本旧杂志上的文字

看了《斯大林时代》

谈人民公社

自治区

看“干部下放”

从《十五贯》到《四进士》

一个没有“副官”和“宪兵”的国家

谈右派

从台北空战捷报说到“拔白旗”

章士钊与张君劢诗文酬答

后记

记者心胸中有一幅新中国的蓝图，我想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须条件)、娱乐及享受这些小节目上看起。这个我所生长的祖国，在我梦境中永远萦怀的祖国，她是我们最熟识的；而且我的一生，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研究中国的问题，然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对于新中国种种都得从头说起。此间一位D先生，他问我离开自己家乡多久了？一想，我不到浙东故乡，快要八九年了。他说我应该回去看看。D先生乃是此间高级干部，他并不叫我在大城市打转，要叫我到乡村去看看。所以香港朋友们的提示是多余的，中共当局，相信乡村进步比城市快得多；若干落后地区的人民，他们的进步，真有一日千里之慨，他们对记者表示有那样的自信。

车从深圳向西直驶，穿过了广大平原，早稻已经黄熟了，农家男妇，正在割禾打谷；这幅图画，也正是记者家乡东南农村生活的画面。假使记者意识中没有新中国的预存概念，我想唐宋时代的农村生活，也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的。中国农村毕竟太广大了，要从表面来看农村的变动，几乎不可能的。中共当局正在加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拖拉机的数量，当以百万架计：(这是对英国工业家的最大诱惑。)然而摆在我们面前，还是水牛、黄牛，以及人力戽水，依旧靠着兽力来帮助生产的。陪着我一同回穗的W同志，他也在对记者描写火犁时代的远景，也承认目前的手工业生产对于改善一般生活是不够的。

“行”的条件比“衣、食、住”三者都充足得多；北自满洲里，南迄深圳，或者直达河内，一气呵成；西自迪化，东迄连云港，或者直达厦门，这都是一年内必然完成的大业。我相信在厦门的船只，燃用玉门关汽油的日子，也很近了。在记者心目中，“行”的条件的迅速完成，那是和军事第一的外在条件有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行车速的改善，车间卫生的进步，那是政治效率的表征。一过了深圳，大家都有着安全感；从那儿起，不会有失落衣物的担忧，不会有做大乡里，被车夫或店员欺骗的忧虑。市无二价，路不拾遗。这样的理想社会，已经在人间出现了。记者的北行，若干旅途上的手续，都是委托中国旅行社来处理的。中国旅行社的产生，我们读了陈氏的回忆录，知道他是在徐州车站上一夜的遭遇所刺激起来的；他把这份私营企业，散布得这么广大，安排得这么周密已经不容易了。但今日的中国旅行社，就比当年附属于上海银行时期还更完备些，我们只要把旅行行程交给他们，就等于自己经租账房，把一切都弄妥来了。我想陈光甫先生也该自己去旅行一次，才知道今日的中国旅行社又进步到什么程度了。不过，记者所惊讶的，这样完善的旅行社，就以广州为终点，香港——深圳——广州，这么一段行程完了。仔细一打听，在大陆中国，每一交通机构，都可以替旅客服务得十分妥善，十分周到的，所以用不着更多的中国旅行社了。这事实更使我们知道大陆中国交通上的大进步，“行”的问题，该使我十分满意了。

记者到了广州，首先提出一个小课题：“一分钱有什么用？”(在香港，除了发电报，或纳税作为找头以外，一分钱的用处是很少的。)事实的答复是这样：一份日报，零售五分；一封信八分；三轮车从长堤到越秀山是二角七分五厘，这都得准备一分钱的票子。一分可以买三个橄榄，一个南华李，以此类推，一分钱在这儿是有用处的。一位马来亚青年，他去年回国，在广州应试不及格，到北京去补习了一年，又回到广州来应试的。他告诉我：在北京每月的用处，照说每月人民币二十五元，已经很够了(合叻币三十元)，在广州每月得花人民币三十元。这在记者心目中，比之于香港生活，当然天渊之别了。

本来“革命”这件事，以我们的经验，在当时一定如火如荼，热闹得很；曲终人散，也就冷落得很。所以一九二七年，鲁迅到了广州，显得革命的后方，使他十分失望。今日的广州，可不同了，它是经过了五年的建设，给人民生活以相当的保障。在治安方面是“安居”，这是一个无窃盗，无扒手，无赌、烟的城市。在“生活”方面，大家安于“朴素”的生活，可以说是“乐业”了。我的话是不折不扣的，绝无宣传的意味。

P14-16

记者到了北京，就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找到了所有胡适之博士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初版的《尝试集》，有着胡氏的签名。胡氏曾经写过一首《尝试篇》，那是他的宣言。开头他说：“‘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这是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其实陆放翁的“尝试”，和胡氏的“尝试”，字同而义不同，那是两件事。)记者有一天和几位北京大学的朋友，谈到这件事。假使胡氏回到北京，看到了新中国的现状，应当怎么说？从他的实验主义观点，应该怎么说呢？其后三日，记者又从东安市场找到了胡氏主编的《独立评论》，其中有一封胡氏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恰巧替我们找到了答案。胡氏在那封信中说：慰慈：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本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的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

去年许多朋友要加入“反共”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适之

这封信，似乎也不曾收入《胡适文存》，记者看了却觉得很好，很对。我回到香港，就写了如次一封信给胡先生：遣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接在《二语》之后，我又把《三语》编刊出来了。在《三语》中，不仅有我的见闻报道文字，还有我的看法和主张。朋友们对于我缄默自守，不肯和别人去辩论，表示失望。我素来不和别人作争辩的。因为，社会上若干问题，乃是实际问题，并不是多费口舌，就能得结论的。王安石的新法，在中国士大夫群中，争论了近千年：法国大革命，也争论了一个半世纪，其结论也还不十分一致。中国过去十年中的社会政治大变动，乃是史无前例的。对于这一场大变动的观感，我既不想说服别人，也绝不会被别人所说服，那又何必争论呢？最好的“考验”是“时间”；我在两三年前所说的，到今天还可以保留着，这便是对那些攻击我、讽刺我的人的最好答复。他们的议论，几乎连“过眼烟云”都不是。

在海外，“反共”和“不反共”，是一个热闹的论争。我知道有人是情绪上的“反共”，有人是理智上的“反共”。我以为理智上的“反共”是犯了时代错误，即是对现实社会认识不清；至于情绪上的“反共”，那是无从解释，也无从解脱的。我是南来以后，明明白白表示绝不“反共”的。我认为了解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政策，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知共”的。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们自该“亲共”，所以，我在情绪上也不“反共”。

我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因此，我把六七年前的旧文字，编刊在尾页上。我本来想把那些讽刺我的文字，编成后记，可是，这么多篇文字中，竟没有一篇是有点意义的；这也可见“反共”人们的思想过于贫乏。

以下，便是我剪存的旧文字。

对于“为什么反对共产党”这一课题，我已看了许多议论，不过这一课题的核心，我总觉得大家并未提到。这儿，且让我提供一些文献。

当国共合作之初，并不是每一个国民党党员都赞同的，那时就有了西山会议派，他们就反对国共合作。我还记得，孙中山到了上海，有一天，在环龙路召见一些<民国日报>的工作同志。席上，袁某就提到这个问题，孙先生立即阻止他说下去：“你们小孩子，不懂得！”孙中山是力主国共合作，联俄容共，而且说一部分党员的眼光不够的。而且孙先生明明白白地坚决说过：“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民族主义四讲》)“就利害而言，本党与苏俄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讲演词》)“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都是走一条路，不只是亲善，实在是一家。”(对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所以作为孙中山的信徒，而且他的遗嘱是要每一星期念一次，那就不应该反共。要反共的话，必须反孙中山国民党政策才对。照孙中山遗教来说，那是毛泽东做的对，蒋介石做错了。有一些叫嚣之士，那么乱叫了一阵，孙中山如果听见了，会不会说：“你们小孩子，不懂得”呢？这一点，既然要讨论反不反共，就该检讨一番的了。

让我再介绍二十年前的一番讨论。那一回，是由梁实秋先生在《自由评论》上发表《如何对付共产党？》、《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二文而起。梁先生一开头就说：“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我和梁先生相反，我一向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但对于孙中山的主张却有不能苟同之处。)梁先生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者？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然而梁先生又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

梁先生提出了他所以反共的几个要点：“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的态度。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梁先生的话，说了二十年，二十年来的反共理论，其他又有什么新义呢？我看来看去，还是找不到。今日所谓反共的英雄，不独对共产主义不了解，连孙中山遗教也不明白，连三民主义也不清楚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信仰了三民主义，就不能反对共产主义；孙中山信徒不能反共。当时有人写过一篇《今日的孙中山，他必反对共产党》的文字，不管他个人的见解如何，但就孙中山的立场说，他是说错了。抗战初期，有一天，宋庆龄到沪南军部来劳军，我问她：“假使孙中山还在世的话，他的国策如何？”她说：“无疑的，还是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后来，就在一九四九年的春间，有人在上海山海工学团碰到了宋庆龄，也问了和我相同的问话，她说：“孙总理所定‘联俄容共’的国策是不错的，一切都给蒋介石搅糟了。”又有一回，我到了重庆，左君介绍我去见了孙哲生先生，我也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也说：“孙先生在世的话，国共关系和中苏联系，绝不会搅得这么糟的。”后来，中苏友好协定成立之日，孙科对中苏协会的公开致词，就是这么说。而且孙中山的遗教之中，再三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来指示党中同志，可见宋庆龄、孙哲生的话并没说错。或人根据哪一点，可以说孙中山活到现在，也要反共呢？我们对国民党的批判，只能从孙中山的观点来说的，假使当年国共不分家，孙中山的事业，由其他政治领袖继承下去，不让蒋介石带向独裁的路，中国的局面，不至于这么糟，那是一定的。

我以为国家大事，有两点必须交代清楚：第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以天下为己任的想头，不一定是好的。蒋介石不肯把政权放下来让别人试试看的独裁念头，是要不得的。我绝不相信别人就比不上他。第二，把孙中山当作国父，把他的遗教当作圣经，那就该依照他的管教去做，绝不可以纪念周念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一套。除非国民党明白表示放弃了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所定下的国策，那就该对孙中山的遗教负责。

言归正传，让我再说点梁实秋先生那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应。(除了梁先生以外，张东荪先生也写了一篇评《共产党宣言》的文字。)

我觉得批评共产主义的文字，带有建设性的，到今日为止，还是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信为最好，那又是更早的事了。(这封信是梁先生在民国十年间所写的，昨天我重读，觉得他所说的话，正是切合时弊的。)继承梁先生的衣钵也毕竟还是张东荪先生，他评《共产党宣言》，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来讨论许多重要问题。张先生在文章前段说：“俄国已完全转入国家主义一条路上去了，五年计划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又说：“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废除私产，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世界革命使命，革命于第三国际，对于一切不妥协。而现在是如何抛弃了这些主张，转入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张先生说：“共产党必须声明在国难未渡过时期，至少十年内对于全国放弃共产主义的潜伏运动。”要求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暂停宣传，因为要使一班怕社会革命的人们安心，并说此点关系十二分重要，倘能如此，必定可以减少无数的阻力。关于如何实现各党派全国大合作的方式问题，张先生说：“对于他党的政权，不要想尽方法去破坏，对于国民党不是要求他们交出政权，而是现政府不必十分改变，只要在其上添设一个圆桌会议，把各党派重要代表聚在一起，决议国难期内一切大政也可以。”这些话，很多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引起的。后来国共再合作，并肩对日作战，而且有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和谐气氛，站在今日中国的立场，我们自该希望朝野能合作，国共应当再携手的。

先让我对东方白君的反诘来作几句答复。我们表示政见，本不一定先成为谁的信徒，正如我虽非马克思的信徒，也不曾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却不妨表示我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但自许为孙中山的信徒，独对于这位政治领袖所手定的国策，表示反对，那又何必说是他的信徒呢？所以，我就指明孙中山的信徒，都不应该反共反苏；否则便是违背了他的遗训。(我们从孙中山遗训中，找不出反共反苏的根据来。)

其次，我举出了梁实秋和张东荪的话，以及梁启超致张东荪的信，来供讨论反共问题做资料，既不代表我的意思，也不表示对他们意见的批评。我只让大家看看，二十多年前，讨论这一问题的，就是这么说的。东方白君为什么说是表示我的观点的改变呢？我以为今日谈反共，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是理论问题，有了理论可以唤起一般人新信仰，新信心，鼓舞大家的意念，愿为这一新信仰奋斗，才会有前途的。第二是实力问题，有实力足以击溃中共政权的话，那就连比蒋介石不如的领袖，也可以到大陆发令施号。而今，既无实力，又无理论，凭什么去反共？有人要把丢在茅坑里的菩萨送上神座去，要他来领导反共，岂非大大的笑话？

又次，凡是革命政权，都是被当时的一部分民众所诅咒的。我知道在中共政权之下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不过孙中山在他的遗教中，就明明白白要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所以台湾的口号和大陆的口号是相同的，有集团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而且要为集团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我们要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话，那就得另外寻找奋斗的途径。可是一般人又好似于国共外并无其他途径可走，岂非老在“以暴易暴”圈子中打旋呢？

关于“思想”体系，本来“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我们“求异”的话，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其“思想”的拼盘的。而一部分朋友，欢喜“求同”，“求同”而简单化到分为“反共”与“亲共”的两类，那就无从来了解思想的体系了。即如我的思想，既不是“亲共”的，也不是“反共”的，勉强来说，我可以说是属于“知共”的；因为新理性主义第一步，乃是了解现实，经过了“了解”才可以决定“反共”或“亲共”或“不亲不反”的态度。我的态度和罗素的思想最相接近，我只承认他是“知共”的社会思想家。英国的政治领袖丘吉尔，他是反共的；但当希特勒发动军事进攻时期，他不仅不反苏，而且亲苏。所以，一切帽子，对于许多人是不合头寸的。我对于海外侨胞，在言论上的商讨，并不以我的个人观点来放言高论。我认为要反共，要反攻，这就不是空口说白话行得通的，第一要度德，第二要量力，假使没有可以号召人心的思想体系和足以与中共对抗的军事实力，连美国人都已知难而退，我们又何必乱喊乱叫呢？假使蒋介石足以反共，可能反攻复国的话，当年大权在握，雄师千万，又何以一败涂地呢，空谈反共，而要老百姓受其实祸，那就是我们在言论界应该负相当的责任了！

接着，我和“爱护我们的旁观者”闲谈几句。所谓“思想”，乃是包括一个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的总体系来说的，并不是一种思想体系，便是一种政治学说。一个人的思想体系，和反共不反共绝无关系。不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宗教家，大都是赞成共产主义的，所以，初期的基督教义和基督教团体，便是共产团体。一个人可以对政治绝无兴趣，但一个人必有其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只是暧昧与明显的程度不同而已。即如清初几位大师，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都是反王学(理学)的，但顾亭林赞成秦政的集权，黄宗羲却赞成封建制的分权，王船山又以为时势变迁，复于封建，原是不可能的。可见同一思想体系，而政治观点不同，也是常事。同出于马克思、康德的哲学思想，而其弟子分成十派；马克思的嫡传弟子考茨基学说，都为列宁所反对，可见“反共”、“不反共”，对于思想体系本没有大关系的。

《庄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在二千年前，诸子百家已经各持一说，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何况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