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企业界大人物的合作与冲突，是作者近20年企业生涯的主旋律，也是本书最大的看点。通过作者的回忆和讲述，我们可近距离观察那些拥有大智慧的人们鲜为人知的一面，也可以重新思考华为、四通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企业的成败复失，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通过独一无二的经历所积累起来的职业经验和职业精神，为中国的职业经理层树立了一相“标杆”。

本书所折射出来的职业经理人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是作者献给朋友的一份人生礼物，也是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

　　在作者李玉琢的一生中，有18年是与中国商界的领袖们一起走过的，这些人包括任正非、段永基、万润南等。其间既有过愉快的合作，也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作者通过叙述自己与这些企业家共事的经历，给读者展现了这些活跃在中国商界的领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职业经理人丰富的企业实践经验；了解到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企业的成长历程及其背后的故事。透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企业存在的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序言 中国式管理的践行者

引子

第一部分 见证四通

第一章 “落草为寇”

“官当到头了”

一句话引出人生转折

万润南的豪言震动了我

第二章 和段永基筹建合资公司

万润南让我三选一

第一个职务是生产部长

遭遇罢工

一年后升任副总经理

第三章 我眼中的万润南

相貌儒雅的帅才

四通“口号”的缔造者

“北大对话会”

垫子文化

万润南驭人

万润南的决策方式

短视丧失良机

不成功的产权改革

第四章 四通的拐点

最后一次见万润南

挽救四通行动

接营管深圳四通

“倒沈”

第五章 在败打字机

打字机出现卖方市场

日本人给我们的教训

大败24063

“你查账之时就是我的辞职之日”

第六章 南国三年

在深通我第一次当老总

处理走私事件

第七章 最后的“盛宴”

6·11事件“中我为何不参与“倒段”

“二王”的同不遭遇

多元化——“中国的IBM”梦想破灭

“打工意识”大辩论——四通精神论表

第八章 告别段永基

1994年的变化

决裂海南饭店

人才会上找工作

约见任正排

拒绝日本人的邀请

李文俊飞赴深圳劝阻我辞职

哭四通

我眼中的段永基

我为什么没有去联想

第二部分 华为岁月

第一章 临危受命——拯救莫贝克

第二章 千里走单骑——在全国成立合资公司

第三章 短暂的事业——打造事业部体制

第四章 突围

第五章 三大战役

第六章 腾飞

第七章 文化再造

第八章 折翼

后记

万润南的豪言震动了我

见面地点是中关村菜市场旁边一幢灰白色小楼。在一楼最里面，我找到了万润南的办公室。1986年四通的销售额已经过亿元，报纸电视中都把四通称作全国改革企业的一面旗帜。但是四通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万润南的办公室顶多10平米，灯光灰暗，窗户上有个小空调不断地发出噪音。

许久未见的万润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让我感觉到一点陌生和几分新鲜。后来知道，那个时候的四通就是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有的四通员工都要穿西服、打领带，衬衫上还印有四通的徽标，看起来精神、有派、与众不同。

那次谈话，万润南有两句话打动了我。第一句是：“李玉琢，你是科学院计算中心少有的优秀管理干部之一。如果你能加盟四通，我非常高兴。”这是捧我，但很受用。

万润南的第二句话让我更为震惊，他说：“四通将来要做中国的IBM。”

这样一个起步不过3年的小公司居然挑战世界巨人，真让我目瞪口呆。震惊之余，我更是佩服万润南的远大志向和超人勇气，觉得能与他这样一批人为伍是一种光荣。

“做中国的IBM”这句口号，不要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感召力量。

万润南“心”很大，他说：“中国的IBM是什么?就是世界的四通。”如果评选新中国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企业家，我想万润南一定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我的性格中一直有一种冲动：做有理想的事业，将“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10年抓紧补回来。后来，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加入四通而不是联想或其他公司，除了因为万润南在计算中心时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之外，他对未来的追求和豪迈的情怀无疑是把我拉进四通的关键所在。

我的性格大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英雄情结，自尊自爱，锋芒毕露。性格的形成和出身有很大关系。我的这种性格，形成于我少年以及后来的经历，也决定了我未来的人生命运。

古人云：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但做此选择者，古往今来，大有人在。我要说，这也是一种人生。

读者在我后面的企业生涯中将会看到，正是年轻时未曾实现的英雄情结，使我39岁时毅然放弃计算中心10年的积累，投入前途未卜的四通创业大潮；8年后放弃四通的积累，投身华为奋飞的阵列；5年后放弃华为，以51岁的年龄，独身向未知领域挺进，加入利德华福。是我的自尊自爱使我看不惯四通后期的权力斗争以及利德华福投资者的猜疑、刁难，愤然而去。我的锋芒毕露使企业强人任正非不断调动我的工作，给我制造各种考验；让利德华福投资机构的某些人认为我难以管理，必欲除之而后快。57岁时，我无奈之下只能挥刀断腕，抛开“收山之作”——利德华福，蛰伏下来，等待新的时机到来。

悲耶?喜耶?

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还是那句话：这也是一种人生。

写到这里，隐藏在内心的英雄情结再一次喷薄笔端，再一次把我引入了早期四通那恢宏的精神世界之中。

P8-9

        中国式管理的践行者

      “中国式管理”大师 曾仕强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宣传“中国式管理”，为此我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著书立说之中。目前为止，我已在全球各地做过不下于3000场演讲。自从“中国式管理”传播开来以后，我接到很多的邀请，要求为某书作序。对于其中的很多请求，我都会婉言相拒；实在无法推脱的，也只能勉为其难。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李玉琢写的《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本来我与李玉琢素昧平生，对他毫无了解，写序之事更是无从下手。但朋友一再劝说：“即使不写序，只是看看这本书，我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朋友大致向我介绍了一下李玉琢的经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10年后，毅然放弃‘政治前途’下海投身四通。在四通与万润南、段永基等人共事了8年之后，又南下深圳，转投华为。在华为的5年中，他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成为任正非最得力的干将之一。5年之后他又再次回到北京，将濒临倒闭的利德华福带到了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的第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学习过任何管理课程，更别说到海外进修，最终却成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四通和华为都做到了副总裁的职位，在利德华福也很好地承担起了总裁的角色。”

朋友的简短介绍立刻让我对此人产生了兴趣，在佩服此人如此丰富的职业经历的同时，更是被朋友的最后几句话所吸引。于是，本着开卷有益的想法，打算抽空看看这本书。未曾想，当我打开这本书后，就深深地被李玉琢这个人吸引住了，我确信他就是“中国式管理”的践行者，虽然他不一定了解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看完他的书，我开始有一种感觉，尽管我和他互不认识，但在对待管理的问题上却有着诸多“共鸣”之处。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缘分吧。

大家都知道，“中国式管理”有三个核心：修己——洞悉人性，即洞悉人性动态变化，掌控变数，有效沟通，拥有丰沛人脉；安人——知人善任，即掌握识人读心的领导本事，栽培能干得力的左右手；治事——运筹帷幄，轻松愉快，宁静致远，日理万机而不失策。看完这本书后我发现，在李玉琢身上，这三点都表现得很充分。

首先，他对人性的洞察非常准确。加入四通不久，李玉琢就面临着工人罢工的考验。作为生产部长，能否处理好此事关系重大。工人们之所以罢工是因为嫌工钱少(150元／月)，而其他部门的老员工能拿到300元／月。但李玉琢不这么认为：相对他们以前的工资(最多的也只是每月拿80元)，四通给的已经够多了，他们肯定不愿因为罢工而丢掉现在的饭碗。因此，李玉琢没有做任何思想工作就直接采取强硬态度，声言要开除带头罢工的4个人，一下就将工人们镇住了，并顺利地化解了这场风波。第一次碰到如此棘手的问题，李玉琢却能平稳渡过，得益于他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以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在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他洞悉人性的智慧与能力。

其次，他很懂得知人善任。在接手利德华福之后，李玉琢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培养和搭建一个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在高层干部纷纷离去，最后仅剩3人(包括他自己)的时候，李玉琢没有怨天尤人，相反还果断地开除了与自己对着干的总工程师，并着手重新搭建领导核心。新的领导核心中，有从利德华福原有队伍中提拔上来的，也有从四通、华为等企业“挖”过来的，还有不少是从别的企业招聘过来的。队伍建立之后，李玉琢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这些人培养成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还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人的特性，发明了一套“干部考察三法”。最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成了利德华福的骨干，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直到李玉琢离开之后，这些人仍在利德华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玉琢是一个成功的实干家。他做事从不含糊，非常有条理性，这跟他工科出身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在中科院的时候，他成功地指挥了占地三百平米、四十几面机柜的大型计算机的搬迁工作，整个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十分高效，中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在他的企业生涯中，所做几乎都是独当一面的工作，非常复杂和繁重，但却几乎没有加过班，这不得不让人钦佩。

我之所以要说李玉琢是“中国式管理”的践行者，并不是希望以他的例子来证明我的理论有多么地正确。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一些对当今企业管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而不是盲目地学习西方的管理科学。李玉琢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他没有学过任何一门管理课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那么，他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何处呢?从书中，我至少了解到这样一点，李玉琢是一个很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并不断总结的人。例如，他经常讲“上下同欲者胜”、“管理者有三种境界——下属不敢欺，下属不能欺，下属不忍欺”、“良将无功”等。这些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精华内容，在李玉琢的管理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应用。

李玉琢，一个与万润南、柳传志、段永基、任正非等人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国式职业经理人，用自己18年的企业生涯，见证了四通盼辉煌与衰弱，诠释了华为的成败与得失，挑战了利德华福不断发展壮大的极限。阅读本书，你可以了解到企业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与磨难，可以学习到面对管理难题时的解决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追寻管理者成功足迹的过程中，可以从中领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

                       曾仕强

                      2006年4月

还在利德华福的时候，一些朋友、同事就劝过我，让我把自己下海18年的一些宝贵经验总结一下。但想一想又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写出来也怕没有人愿意看，加之工作忙，除了抓空写了一点不需要多少时间、或长或短、但决不出版示于外人的、杂文议论性质的“大字报”，还真没有坐下来好好梳理过自己做企业的思路。

至于为什么要写“大字报”，我在《利德华福之战》的自序中是这样写的：在我51岁时，由于心脏病的原因回到北京，又挑起利德华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的烂摊子，奋力向高压大功率变频器这个崭新而艰难的领域冲击。为了唤起大家奋斗的决心，为了培养干部，我捡起了“大字报”这种形式，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

但没想到的是，2005年3月19日，我遭到大股东的莫名的贬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5月份之后，心情有所平静，同道新文图书公司的朋友们多次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帮助我来做这件事。反正有的是时间，当然也不好意思拂了同道朋友们的盛意，便在同道图书公司那个小小的会客室里，进行了许多次的录音谈话。

谈起来才发现，自己做过的事情并非记得那么清楚，尤其细节、人物、人家说过的话、一些事情的背景，大多一片茫然。因此我真的羡慕那些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方方面面变成清清楚楚文字的人们。

另一个最难的问题，就是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件评价的准确和中肯，也实在难以做到。人是有倾向性的，所站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同一件事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正如人们对我的看法也一样。因此在此对以下情况预表歉意：书中不得不涉及的人与事，如有不妥，纯属我个人之见，并非别人都如此意见。

写书不是我的专业，我也没有沽名钓誉的念头。如果非要我说说出版此书的目的，是因为在我离开利德华福的这一年，东游西荡期间，看过了许多企业(尤其是同行企业)，有感于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大量缺位，不是没有人在位，而是在位的人大多见识、能力、水平亟待提高。以我的粗陋之见，他们办好企业的可能不大，除非他们尽快进步。

对于我的几次大的工作变化，有人说是失败，故常好心劝我改改脾气；也有人认为不是失败，是我命该如此，因为我只会创业，守业不行。对此评价我均不接受，我对自己很满意。我在每一阶段、每一个岗位上，都做了该做的一切，挖掘了自己的一切潜力，我无愧无悔。人能做到这一点，夫复何求?当然在任何单位、任何岗位上，我不选择离开，而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委曲求全，其实也能活下去，但毕竟委屈了自己，对此我不情愿。

我的不情愿来源于我的性格。在书中，我总结自己的性格为三句话：英雄情结，自尊自爱，锋芒毕露。

我出生在辽宁省东沟县沿海的一个农村，兄妹4人，我行二。家境贫寒，但父母坚持供养我们念书。12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随父母流落到黑龙江鸡西煤矿。艰苦的家庭生活，在我的性格中孕育了一颗不甘于命运安排的精神种子。那时农村经常有说书的，每当听到《水浒传》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十分痴迷。在人生最初的印象里，梁山好汉林冲、武松、李逵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我就寻思，将来长大了也要做林冲、武松一样顶天立地、杀富济贫的英雄。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看管“牛鬼蛇神”的保卫组成员，经常能偷看到红卫兵从老师家里搜出来的图书。记得看过的有《复活》、《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牛虻》。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书的内容只大致记得，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是主人公牛虻在临刑前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那当初英俊后来有疤的一张脸至今在我的头脑中十分清晰。这大概是少年时期“英雄情结”的延伸和深化。

后来许多清官如包公一类的传说故事也给了我很大影响。中国的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艰苦的生活总与他们相连，希望清官出世或者有一天自己做清官来改变命运，便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

艰苦的家庭生活，使我的英雄情结和清官意识益加强烈，成为我一生面对困难壮志不泯、顽强抗争的重要动力。

此后，无论我被下放到黑龙江中北部的海伦农场当榨油工，还是被选派到农场中学当语文教师，还是在第一次报名上大学被“排挤”掉之后被调到绥化农场局做政治处干事，我始终不相信我会在农村干一辈子。我化解苦闷的惟一办法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回首往事，那是一段虽然艰苦却催人成长的岁月。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不在我不断受到生活砥砺的英雄情结中一一形成。今天看来，正是这种英雄情结指导了我的一生。它意味着：永远追求上进，永远靠本事吃饭，永不与环境妥协。

毫无疑问，我的性格的另外两个方面——自尊自爱、锋芒毕露，正是英雄情结的衍生物。既然爱惜自己的“羽毛”，就决不允许他人怀疑；既然认为是对的就决不委曲求全。

即使是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干了10年、当上了处长之后，我也始终相信一句话：宁往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因此，当我一步步发现中科院的体制开始与我的性格、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

1986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党内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在计算中心的干部学习会上提出：我们之中也有人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此话不禁让我心中一惊：我认为矛头所向显然有我一个。

因为我每次学习时的积极发言、咄咄逼人的辩论、行事的强硬态度，早已使我无形中成了计算中心“露了头儿的椽子”。

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整党。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提了两条缺点：一是骄傲，二是急躁。我拒绝接受，并反驳道：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能上大学，能入党，能到科学院来工作，感激还来不及呢，哪有什么资格骄傲?要说清高，我承认有点，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我直言不讳或敬而远之，但绝不同流合污，这有什么错吗?说到急躁，这是事实，“文化大革命”浪费了我们10年，国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还不抓紧做些事情，就真的要亡党亡国了，急一些有什么不对呢?难道继续慢慢腾腾、空谈误国才好吗?我的这番言词，让谈话者无言以对。

一般情况下，组织上找你谈话，无论对与不对都应秉持一种虚心的态度，至少是装作接受。但这些我做不到。我认为对的事，没有强权压力时我坚持，除非事实证明我错了；有强权压力时我沉默，但决不趋炎附势。

还有，在计算中心当技术条件处处长的时候，我常常组织手下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出去干一些活，比如为商业部和石油管道局建机房，挣一些“外快”，我把它作为奖金分给大家，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调动手下员工的积极性。当时的30～40元钱相当于好几级工资，因此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还真地被调动了起来。

我以为，业余时间带领大家干点活，挣点外快，又没有影响正常工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了避免别人说三道四，更怕别人抓住自己的把柄，所以挣来的钱我一分钱也没有往自己口袋里装，全部分给了工作人员。但是没想到，这件事还是引来了议论，并成为别人诬告我，说我不配评选模范党员的口实，并最终促成了我的下海。

从中科院到四通，我的人生立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我开始一点一滴地思考怎么办企业、办什么样的企业、怎么管人……不仅思考自己，还思考别人，特别是我的历任“老板”——万润南、段永基、任正非和于波。我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和教训，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不断的思考，才成就了我这18年的企业人生。

对于企业管理工作，我开始是感兴趣，然后是热爱，再后来便成为了一种快乐，这不能说是一种境界，说养成的习惯也许更符合实际。正如我在第一本大字报集《利德华福之战》的自序中所言：我没有在企业管理方面受过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可以说完全是“土八路”。从21岁当中学教师起，我就对如何管好一个班级有兴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把对低水平领导的不满换做“如果是我怎么办”的思考。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更是不断地向自己的能力发出挑战。

书的初稿在2006年元旦前完成，之后又改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有的是前后衔接有问题，怕别人看不明白；有的是增添一些东西，显得充实些；有的是不够准确，或者过于肯定或否定，我都改得尽量留有余地；关于“文化再造”一章，是我后来加写的。的确如编者所言，可能与全书有点不协调，但我觉得其中的做法与内容是利德华福独有的，是我引为骄傲的地方，对企业管理者也许有某些启发。

一年的“竟业禁止”让我有可能成就此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事并非一定是坏事，也许是老天借某些人之手有意帮助我完成此事，只可惜因此坏了一些人的名声。

当然此书能得以写成与出版，最应感激的还是同道新文图书公司的各位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整理、润色、校改，万难成就此事。这些朋友是臧云鹏、王秀、陈凌云等。

在此，我还要感谢台湾智慧大学校长曾仕强老先生对此书的眷顾，他从宝岛台湾写来的序使此书增辉不少。曾先生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和“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我与曾先生并不相识，但他却在序中说：“我确信他(指我)就是‘中国式管理’的践行者，虽然他不一定了解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曾先生说，这是一种缘分。我说，管理之道万变不离其宗，殊途同归。

我还要提到的是，就在我赶写此书期间，我的忘年之交华贻芳先生逝世，当我收到治丧委员会的通告时，追悼会早已过去多日，对此我一直追悔不已。2005年3月下旬，当我在第一时间向他通报利德华福发生的事情时，他以抱病之身还问我是否需要他跟于波谈谈。当我离开四通、华为时，我最先告诉的人都是华先生。当此书付梓之际，我愿以此书献给这个一直关心我成长的朋友。

                    李玉琢

                  2006年3月17日晚1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