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先生最近若干年来以“骂文”著名，骂中国的自由主义、骂沈昌文、骂哈贝马斯，骂得叫人百般诧异！这本《将错就错》由甘阳先生近年来发表于海外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合集而成，较为全面地体现了甘阳先生于美游学期间对于社会、政治、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均可谓上上之选。

本书分“是非对错”、“刺猬与狐狸”、“芝加哥”、等八辑，其中“刺猬与狐狸”、“学术何为”、“芝加哥”三辑阐释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张力、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变迁及个人对于学术的看法以及通过对名震学界的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众多学界泰斗的追慕与怀想来探索学者之精神、大学之理念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甘阳先生不但思想上服膺伯林，落笔行文亦极肖似，恣肆汪洋、幽默洒脱，对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入木三分，于浅白处见真思想，虽有“狗而屁之”等滑稽解嘲之文，却也瑕不掩瑜。

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代序）

是非对错

病中呓语

左与右

将错就错

移鼠

左宗棠鸡

长老，此是素的！

是非凶吉

龙年伊始

死法

几多遗恨

何不切腹

不要理他啦！

结婚离婚再婚

牟宗三与林妹妹

经典直解

沉默

说谎之道

狗而屁之

狗而屁之续

刺猬与狐狸

沉重的昆德拉

女作家

作诗与做爱

闲话诗人

是刺猬，不是狐狸

梁任公去世七十年

文人

缘何喧哗与骚动

这个那个

闻一多在芝加哥

再说说闻一多

看新编越剧《孔乙己》

《雍正皇朝》与《龙凤恩仇录》

中国的后现代

《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

西方文化五百年史

文化泛滥

“政治的”自由主义

爱奥尼亚谬误

芝加哥

芝大的酒吧

芝大的书店

社会思想委员会

席尔斯的图书馆

追忆布鲁姆

闭塞的美国心智

贝娄新著的风波

索尔·贝娄印象

分心的公众

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泡泡族新生代

先知与使徒

学术官司

经济学的修辞

上帝不存在，奈特是先知

经济学家的僭妄

美国大学教授的铁饭碗

大学大学

也说图书馆

告别芝加哥

梦邹谠

东南西北

临行魏玛

魏玛三日

英国的王宫

贵族已亡，皇家何存?

钩心斗角作盟邦

未熟先烂

西方是北方，东方变南方

中国与G8

Sir，it is cant

重访香港

不读书的日子

回国

星、港英语

Singlish，Honglish，englishes

文化杂多法律乱

“豪华车自由主义”

美国是世俗国家还是宗教国家

死刑与民主

自己评自己

学术何为

十年一觉星洲梦

记挂杨宪益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

“社会与思想丛书”缘起

伽达默尔一百大寿

北大百年

华人大学的理念

华人大学与通识教育

“社会与思想丛书”两年

《读书》杂志二十年

中国学术一瞥

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

洋泾浜与“我们”

告别《经济与社会》

韦伯神话

学贯中西

梅光迪的毛病

市侩的年代

自由主义何处去

重提价值多元论

托克维尔与民主

企业家与投机家

可怜无补费精神

一美国世纪

20世纪谁人评说

20世纪史

《牛津20世纪史》

20世纪的二十天

美国世纪

激进与保守

美国政治的周期

“焦虑的中间阶级”与九十年代美国政治

白宫国会斗拳脚政策政治全混淆

一介布衣多尔作苦斗左右应付党内整合难

官司一身克林顿仍潇洒“家庭第一”民主党再出发

排斥第三党两党空辩论

美国大选日的由来

美国总统交接班制的弊病

美国总统的单项否决权

微笑的布朗与阴郁的美国

洒向人间都是怨

葬送奥运会

联邦调查局

克林顿与中情局

美国式“六一儿童节”

刚愎自用的女国务卿

不闻丑闻何其难

废除选举团制?

再说选举团制

并非间接选举

美国总统的内阁任命

副总统这差事

太平洋

艾奇逊演讲五十年

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者

美丽的帝国主义

土与洋

老朋友

Who knows

克林顿论中国

不太平的太平洋

海之日

美国、中国、东南亚

请克林顿当菲律宾总统

台湾民主能否克服“台独意识形态”?

假如中国今天也大选

宪政民主与两岸问题

面子与国耻

“国耻”后如何

美国的右翼亲中派

关于赵小兰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

中国与美国

世界大同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伯林的一生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从“世界大同”到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的“新论”

统一欧洲的蓝图

没有身份的亚洲

自由主义与轰炸

人权、种族、原子弹

“末世论”与“启示论”

历史终结十年

“美国世纪”六十年

乱世将临

开端与终结

龙年撞上千禧年

尘世还是上帝

英译《论语》与其他

中国与G8

近日《信报》连载关愚谦的文章论“中国必须参加G8峰会”。惜乎关文除了说他的“高朋”都这么认为外，并未说出任何所以然来。

关于邀请中国参加所谓G8峰会，并非始于德国和日本最近的提议。早在四年前里昂七国峰会时期，两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和祝力克（前布什政府助理国务卿）就分别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撰文，力主七国峰会必须把中国纳入。视力克文章的标题就是“让中国加入俱乐部”，布热津斯基文章则开头就说：“七国集团要么重组，要么则这种年会今后不必再开”，他甚至担心，七国峰会当时邀请身份早已大跌的俄罗斯而不邀请中国，一定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笔者当时曾撰文指出，美国人的这种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事实上只要对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和旨趣稍有了解，就可以很肯定地说，即使西方七国全都殷勤相劝，中国也不会有兴趣参加。从经济发展的利益讲，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坚持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以便在各种国际贸易谈判中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中国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穷国”立场而去参加“富国”俱乐部，更不会像俄罗斯那么愚蠢，以为列席“富国俱乐部”就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其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最有利手段无疑是“分而治之”，亦即充分利用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各国之间在进人中国市场的钩心斗角而各个击破。而祝力克等力主把中国纳人峰会的最基本考虑之一，就是认为如此将有利于西方国家采取共同立场，迫使中国作更大让步。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自然更加不会愿意上这个圈套。

其实，冷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的变化之大，早已使布热津斯基等人相当怀疑七国峰会今后究竟还能有多大协调功能。尤其是，七国峰会明显无法应对所谓“亚太时代”的到来。因为事实上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并无意与欧洲结成共同战线，而一心只盘算如何使“亚太世纪”成为另一个“美国世纪”。反过来，欧洲国家近来积极参加“欧亚会议”而排除美国参加，亦表明他们想另辟途径争取使“亚太世纪”成为“欧亚世纪”。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自然更不应该以被简单纳入旧的国家政经秩序为满足，而应积极着眼于亚太时代为背景去形塑对自己最有利的国际政经新秩序。

2000年3月13日

P176-177

只是从最近刚接到的一本杂志上，我才知道洪谦教授已经去世的消息。先生忌日是哪月哪天，我甚至至今仍不知晓，只知道是今年的事。如此说来，洪先生在这世上共活了八十三年(1909-1992)。

人活八十而撒手人间，用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算是无疾而终了吧?但，无疾而终，是否就是无憾而终呢?先生临去之前，是否也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思呢?我不知道。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洪谦教授有两点与众不同。

一、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而成为西方20世纪哲学主流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洪谦几乎是唯一的一人。尤其洪谦所参与推动的哲学学派，即日后发展成的所谓西方分析和科学哲学，可说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去最远、最不相干的思想流派，这就更让人不能不感到有几分“异数”。事实上，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开放门户时，洪谦自己惊讶地发现，他已是“西方”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中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当年有幸亲身参加“维也纳哲学小组”讨论的成员，实际上已只剩英国的艾耶尔(Ayer)、美国的奎因(Quine)及中国的洪谦等寥寥数人。而要“论资排辈”的话，洪谦还在艾耶尔之上(艾耶尔去维也纳时，洪谦已是“维也纳学派”祖师石里克的助教)。八十年代初，英国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知名学者麦金纳斯，以及原属分析哲学后自立门户的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访问北京时，在洪先生面前恭敬而执弟子礼的情形，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洪谦的去世，不仅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一个损失，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损失。

二、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重镇中，没有接受“思想改造”的，洪谦或许是唯一的一人。如笔者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重镇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巴金等几乎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的，其原因极其复杂，绝不仅仅是政治压力所能奏效，更不是什么人格矮小这类肤浅说法所能解释，而必须从更深的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了解。事实上，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实有其内在的撼人力量(不妨看看今日西方著名学府中马克思主义占尽上风的状况)，另二方面则也点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实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参拙文“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正是从这种比较深层的意义上，洪谦自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接受思想改造这一特例，才格外显得意味深长。它使人们不能不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信念，能使洪谦在极具魔力的思想改造运动面前独立不为所动?我以为，这里一个相当深刻的原因并不在于政治，而是在于学术，亦即洪先生的内在支持力并不来自某种独特的政治立场，而来自他的基本学术立场，确切地说，是来自于他早已形成的对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及维也纳科学哲学精神的坚定信念。他之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服他放弃自己的这一基本哲学立场。

应当说明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及任何共产党国家，要坚持其他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尝试作一些调和的工作，都还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要坚持洪先生的这一套，则实有其太大的困难。因为洪先生所秉承的这套从贝克莱到马赫到石里克的所谓逻辑经验论哲学路线，恰恰是列宁在其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重点摧毁的对象，而列宁的这本书，不仅是共产党国家任何哲学系的必读书，而且是任何科系(理工农医都在内)入学和毕业都必考的，其地位就如旧中国的四书五经，是断然不能有半点违背的。但洪谦之为洪谦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之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但是四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而且是公开的、坦诚相见的。他的这种立场之“顽固”，不但是哲学界中人所共知，而且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从胡乔木一直到毛泽东本人都知道的。不过说来也是不可思议，似乎正是洪先生这种顽固的出名，“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机构时，竟点名非洪谦出任所长不可，并派胡乔木亲自登门拜访洪先生转达毛本人的邀请，因此有了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个专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该所对于1980年后西方当代哲学和思想流派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和研究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有一件事我却一直为先生感到遗憾：以先生自幼在梁启超家中长大(两家是世交)，幼年启蒙由梁任公亲自督导，先生的国学根底本应相当深厚。但无庸讳言的是，洪先生后来实际只能用英、德两种外国文字写作，却觉得难以驾驭那“过于抒情的中文”(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原话)，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莫名的惆怅。所幸，洪先生与中国文化其实并没有完全隔缘。一般人不大知道的是，洪先生有一位最钟爱的中国现代作家，那是苏曼殊!他托我在我老家杭州I看看能不能买到苏曼殊作品时所流露出来的急切，以及他说到苏曼殊时那股“崇拜”劲头，曾使我极为感动。不过我一般从不问他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因为我怕他会用逻辑经验论的公式搪塞我。但有一次，先生自己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举出四个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您心目中是哪四位?我想了一下说：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先生沉吟一下说：我会加上一个萨特。我不觉感到相当的诧异，这当然不是说萨特不伟大，而是一般而言说到“伟大”的哲学家时，我们常会倾向于那些特别“理论化”的大哲，而萨特我们常会把他归入较偏“实践”方面的那一类哲学家。洪先生接下去说的一句话几乎有点不大相干：维也纳学派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个“无意义”也不是通常语言上说的无意义，而只是说这类命题无法有公共一致的意义。我心有所动，刚觉得有什么不大说得清楚的话想说，突然发现先生已明显把话题岔了开去。刹那间，我脑中嗡的一声只觉全身心都已被维特根斯坦那句令人颤抖不已的名言所震撼：

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沉默!

1992年8月于芝加哥

[附记]我以这篇“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作为这本随笔集的代序，一是因为此文是本文集中写得最早的文章之一，可以算是我为报刊写随笔的开端；二则自然是因为对自己在北大那几年的生活有点感情。我在北大毕业后不久即在北京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其工作班底基本是我在北大时期所结识的同辈朋友，而在背后“撑腰”的则正是洪谦先生等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前辈学者。这些前辈大多都在近年陆续去世，除洪谦先生以外，尚有熊伟先生、贺麟先生、王玖兴先生、杨一之先生、王太庆先生以及其他很多前辈，都曾对我当年主编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给予过全力支持。惜乎!我去国十年，竟无缘在他们的灵前鞠躬致哀，心中何尝不觉得惆怅和罪过?

人生在世，惟人情债难偿。父母之情、师长之情、友朋之情、恋人之情，都是受之多而报之少，奈何，奈何?我惟希望，这里的短文随笔尚不算沉闷，或可博九泉之下的人一乐，亦助仍在人间打滚的人一笑!

2001年3月记于香港

这本《将错就错》收录的是我近年来为报章杂志所写的一些专栏文字。“将错就错”是其中一篇的题目，现在用来作书名，无非是因为这本书里的所有文字，可以说都是将错就错的结果。从前以为专栏文章只是偶尔为之之事，哪里会想到现在堂而皇之地来出版这本专栏文字集!

钱谦益曾说过文入有“两穷”：“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周作人也加油添醋地大谈“作文难”，说一秀才与老婆斗嘴，老婆说：你们作文章不见得比我们女人生仔还难，秀才说：“当然我们难，你们肚里是有的，我们是没有的。”这些从前都只当是笑话，惟当应承每周定期交一篇专栏时，方知区区千字文也能逼得人高叫“祝相公又不在家也”。我因此希望感谢许多报章杂志的编辑朋友，由于他／她们的耐性和错爱，我这生性极为懒惰的人才会有这里的这些文字。

古人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可见，所谓“文如其人”这话其实是靠不住的。例如我的文字有时不免欠点忠厚，但我这个人其实内行醇谨，胸中自有泾渭。当然，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2001年3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