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末民初名噪士林的奇人名士，辜鸿铭既有片言解纷、妙语天下的幽默，尤有讽时骂世、狂放好辩的怪诞。在国人眼里，他似乎只是一个欣赏并坚持保留纳妾、小脚、辫子等封建陋习的怪物和遗老，集顽固保守、狂悖古怪于一身的封建卫道士。在西人眼中，他则是一位精通七八种外国语文的颖异天才，独能勾通中外文化畛域，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著名哲人。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些佳作，包括：《中国人的精神》《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是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些佳作，包括：《中国人的精神》《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

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序言

导论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妇女

中国语方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中国学（一）

中国学（二）

群氓崇拜或战争的出路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弁言

卷上

南京衙门

不排满

虎门轶事

曹参代萧何

大臣远路

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五霸罪人

清流党

孔子教

新算学

孟子改良

践迹

务外

生子

为人

公利私利

权

廉吏不可为

爱国歌

半部论语

理财

王顾左右而言他

官官商商

爱官司

亡八蛋

禁嫖赌

倒马桶

贱种

贵族

翩翩佳公子

庸言庸行

不吹牛辰

颂词

马路

大人有三待

不问民

卷下

真御史

西洋议院考略(存目)

国会请愿书

马拉马夫

夷狄之有君

烂报纸

读书人

督抚学堂

女子改良

高等人

费解

不解

狗屁不通

看画

华侨

照像

发财票

卖穷

不枉受穷

叶君传(存目)

英将戈登事略(存目)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存目)

士说

在德不在辫

自大

依样葫芦

学术

风俗

政体

看招牌

爱才

不自贵重

不拜客

自强不息

犹龙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自序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导论

第一章 满人当权

第二章 中产阶级的崛起

第三章 满人重新掌权

第四章 一个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尾声

已故皇太后

呐喊

译者前言

辜鸿铭自序

一基督教会与战争

二现代教育与战争

三民主与战争

四现代报纸与战争

五日本的辩解

六是义还是利?

七美国人的心态

八孔教研究之一

九孔教研究之二

十孔教研究之三

十一孔教研究之四

十二孔教研究之五

所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国人

应读之文君子之教

中国人会变成布尔什维克吗

其它

东西文化异同论

什么是民主

为了说明这些，我必须谈谈关于中国婚姻的某些风俗。在中国，合法的婚姻必行“六礼”，首先，是“问名”，即正式提婚；其次，是“纳缲”(接受丝织赠品)，即订婚；第三，是“定期”，订下结婚日子；第四，是“迎亲”，即迎娶新娘；第五，是“奠雁”，洒酒雁上，即山盟海誓，保证婚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雁被认为是所有配偶爱中最忠诚的；第六，是“庙见”。在这六礼之中，最后两礼至关紧要，为此，我打算对它们详细作些描述。

目前，第四礼娶新娘，除了在我的家乡福建省仍保持着古老的风俗外——一般都免除了。因为它给郎家造成太多的麻烦和浪费。儒家，新娘已不再是被迎娶，而是被送到新郎家去，当新娘入郎家时，新郎站在门口迎接，并由他自己亲自打开新娘所坐的轿子，迎她到堂屋中，在堂屋，新娘和新郎拜天地，也就是他们双双面对着厅堂的大门，跪在苍天面前。厅堂里放一张桌子，桌上摆两根红烛，接着丈夫洒酒在地——前面放着新娘随身携带的雁，这一礼节就是所谓“奠雁”，在雁前面洒酒祭奠，在男女之间海誓山盟——他发誓对她忠诚，她也发誓对他忠贞，正如同他们眼前所看到的双雁一样，坚贞不渝。从这时开始，可以说他们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亲密丈夫和甜蜜妻子了。但这种结合，还只是通过了道德法、君子法，——他们彼此互予忠贞二字，还没有得到公民法的承认。所以，这一礼节可以被称作道德的或宗教婚姻。

接下来的礼节是所谓新娘和新郎间的交拜。站在厅堂右边的新娘，首先跪在新郎面前，新郎也相对而跪，然后他们交换位置，新郎站到新娘站过的地方，朝她跪下——她也如法回敬。在此，我希望指出的是，毫无疑问，这种交拜礼，在男女之间，在夫妇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如前所述，那种誓约礼可以被称为道德或宗教婚姻。以区别于三天之后接之而来可以被称之为公民婚姻的礼仪。在道德或宗教婚姻中，那男那女在道德法面前，在上帝面前结成了夫妻。这种婚姻仅限于该男该女之间。在中国，所有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家庭几乎都代替了国家——国家只是作为一个公开的外在的法庭而存在，——家庭在我所讲的道德或宗教婚姻中，对婚姻或男女婚姻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裁判权的。实际上，从婚姻开始的第一天起到第三天举行的“公民婚姻”止，新娘不仅不被介绍，而且也不许露面或被新郎家的家庭成员窥见。

这样，新娘和新郎在一起住过了两天两夜，可以说不算合法，但却已享受了作为夫妻的甜蜜和幸福。在第三天——跟着就是中国婚姻中最后一礼的到来——庙见，或称作公民婚姻。我说在第三天举行庙见礼，这是《礼》经中的规定(所谓“三日庙见”)，但如今，为了减少麻烦和浪费，一般在当天事后，接着便举行这一礼仪。这一礼仪——庙见，如果其家族的祖庙就近——当然在祖庙举行，但对于那些住在城镇，而附近又没有祖庙的人们，这一礼仪则在有身分有名望哪怕很穷的人家的祖庙或祠堂举行。这种祖庙、庙堂或圣祠，里面都有一个灵台，或在墙上贴有红片纸，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说过的那样，它们是孔教这一国教的教堂，中国的这种教堂，在性质上同基督教国家中的教堂式宗教的教堂是一致的。

这一仪式——庙见，首先由新郎的父亲去跪到祖庙的灵台前，如果无父，则由该家庭中最亲的长者代行——对祖宗的亡灵宣告，家庭中一位年轻成员现已娶妇进门。然后，新郎新娘依次跪到同一祖宗灵前。从这时开始，那男那女——不仅在道德法或上帝面前——而且在家庭面前、国家面前、国法面前，结成了夫妻。因此，我称这一庙见礼仪——中国人婚姻中的祠堂祭告——为社会的或公民的婚姻。而在此公民婚姻之前，那个女子，那个新娘——按照《礼》经的规定——是不能算一个合法的妇女的(“不庙见不成妇”)。同时，据《礼》经规定，如果那新娘在祠祭前暴亡，则不许在夫家受祭烧纸——她丈夫烧纸祭奠她的地点和她的祭奠灵位也不放在丈夫家族的祖庙里。

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一个合法的公民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间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在中国，一个太太的名片上，往往不写成某某的夫人，如“辜鸿铭夫人”，而是刻板地写成“归晋安冯氏裣”之类语。在中国，这种妇女同夫家之间的婚约，夫妇双方都绝不能不经夫家的许可任意撕毁。这正是中国和欧美婚姻的根本不同点所在。在欧美，人们的婚姻——是我们中国人所称为的情人婚姻，那种婚姻只基于单个男女之间的爱情，而在中国，婚姻正如我曾说的，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最后，让我在此指出，正是这种婚姻的公民观念，造成了家庭的稳固，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和公民秩序，乃至中国整个国家的稳固。至此，请允许我进一步指出——在欧美，人们表面上似乎都懂得公民生活意味着什么，懂得并具有一个作为真正的公民的真实概念——一个公民并不是为他自身活着，而首先是为他的家庭活着，通过这形成公民秩序或国家。——然而，在对这两个字的真实的感知中，欧美却未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公民秩序或国家这样的东西——恰如我们今天在现代欧美所见的那样，其国中的男男女女对社会或公民生活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观念——这样一个设有议会和统治机器的国家，假如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巨大的商行”。或者说，在战争期间，它简直就是一群匪徒和海盗帮——而不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在此我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作为一个只关心那些最大股东自私物质利益的大商行之虚伪的国家观念——这种具有匪徒esprit de corps(合伙精神)的虚假的国家观念，归根到底，是目前已在继续进行的可怕战争的根源。简而言之，缺乏一种对公民生活的真实观念，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哪还谈得上什么文明存在之可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不结婚没有家庭和栖身之所的男人，是不能成为一个爱国者的，假如他良心被唤起，成为了一个爱国者——我们中国人也称其为强盗爱国者(brigand patriot)，事实上，一个人要想拥有一个真实的国家或公民秩序的观念，他就必须首先拥有一个真实的家庭观念，而要拥有一个真实的家庭和家庭生活观念，一个人又必须首先拥有一个真实的婚姻观念——结婚不是去结一种情人婚姻，而是去结上述我努力描述的那种公民婚姻。

P73-76

一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厦门，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十岁随义父英国人布朗赴苏格兰，先后在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学习，获得多种学位，并掌握了多门外语。1880年，被英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偶识马建忠(《马氏文通》的作者)，得闻国学，人生观由之大变，不久即辞职赴香港，闭门攻读中国典籍。1885年前后，在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外国人，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由杨玉书推荐，进入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相随左右二十余年。辛亥革命后，以逊清遗老自命，诋毁革命，为皇族皇权辩护。1915年4月，在北京出版用英文撰写的、平生最有影响的著作《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是年9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英文门研究所主讲英诗与拉丁语等课程。1917年参与张勋的复辟帝制活动，失败后，仍回北大任教。晚年受聘日本，讲授东方文化，数年后归国，不久病卒。

辜鸿铭是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对这位旷世怪杰，同时代的人们有迥然不一的评价。苏曼殊很感慨辜氏的才华，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作教授时，对反对者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罗振玉称辜鸿铭为“醇儒”，亲自为他编选遗著，结为《读易草堂文集》二卷，并说辜氏不见知于世，“乃国家与民之不幸”。林语堂则对辜鸿铭敬佩有加，他说辜氏“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林氏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素来颇为自负，但他认为与辜氏比，自己太浅陋，是不配与之接近的。李大钊也很看重辜氏，他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有他的幸福，也有他的不幸，在很多的赞扬声中，他也领受了很多的温和的揶揄或辛辣的嘲骂。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写了一篇短文《辜鸿铭先生》，他在文中说：“他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决不是哲学家，——这就是说，他决不是思想在先生活在后的人。辜鸿铭喜好的是佳肴美味，他所以致力于思想，只是因为思想给生活添些光彩，添些体面。他自始至终是个俗人，不过有这么一个差别——一个有思想的俗人。他的孔子学说，他的君主主义，和他的辫子，无非是用来装饰一下消耗在纯粹享乐上的生活。”“真的，称他为才智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花花公子，决不是不合适的：正如一个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装一样，辜鸿铭也是煞费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别人判若鸿沟。”与温源宁比，陈独秀就比较没风度，他批评辜鸿铭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胡适也不示弱，1919年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辜鸿铭》，嘲讽了辜氏的“固执而可笑”的心态。受陈、胡影响，五四青年都只知道辜氏是个老顽固，只知道在北大校园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里，辜氏的马褂、瓜皮小帽和拖在脑后的长辫构造了一道可笑风景。

这位在中国有誉有毁的文化怪杰，在欧洲文化界里得到了很多的赞誉和尊重。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大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他请教中国哲学和文化；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专程登门拜会。在亚洲，辜鸿铭也享有盛名。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前，竟从友人处得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见了辜氏后，深感此言不虚。泰戈尔1924年来到中国也特别向辜鸿铭请教。  斯人已去，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终于可以比较有理性地看待辜氏的一生了。在对辜氏的重新关注中，我们相信，一代大儒吴宓对辜鸿铭的评议，是能够指导今天的我们对辜氏的著作和人生的读解。吴宓说：“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悼辜鸿铭先生》)

二

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他服膺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则成为中华文明有力的捍卫者。吴宓称辜鸿铭是一位“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他对辜氏的概括极为深刻：“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辜鸿铭对中国文明的表彰是不遗余力的，他有不同凡俗的见解，虽然未必合理，却极精彩。《中国人的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中国文明的卫护，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文化怪杰的独到与特别。在这本书问世前后，辜鸿铭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公开卖票，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票价甚高，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鸿铭讲演的门票则售价两元。

《中国人的精神》开篇即指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辜鸿铭认为，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可以显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该文明的灵魂”。辜鸿铭拿中国文明与其它文明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与中国人比，美国人博大、纯朴，却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他以为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他说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具有这些民族所没有的灵敏，而正是有这种灵敏他们才能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中至关重要的东西。

辜鸿铭写《中国人的精神》，是为战后欧洲的普遍精神危机寻找解决方案的。他认为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英国的群氓崇拜者和群氓崇拜教，导致了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变态的残暴和凶恶。所以英国和整个欧洲要想扑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必须首先打倒本国的群氓、群氓崇拜者和群氓崇拜教。他说：“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根源于对于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依赖于武力来维系。”他认为欧美人应当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寻找健康生活的榜样。他说：“中国人有良民宗教，所以每个人都并不感到有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必要”，“在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他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温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乃是同情与智能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人之所以具有同情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

《中国人的精神》在辜鸿铭的著作中并不是一本孤立的书。他的整个思想和全部著作都贯注着对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自爱。在欧美文化已成世界轴心的时代里，他竭力呼吁中国人尊重中国文化。他要中国人抓住自己的文化根本，不要去迎合西方人，哪怕是在枝节上迎合也是无益和无趣的。他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辜鸿铭自己从来都是竭力维护着中国文化的尊严。英国文豪毛姆来华想见他，写了张纸条让人送过去，请他过来坐坐，辜鸿铭坚拒不去。毛姆亲来造访，辜鸿铭讥讽道：“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

在多灾多难的时代里，辜鸿铭是一个罕见的民族主义者。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罗振玉《醇儒辜鸿铭》)。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他断然拒绝，声称即使有上谕也不从命。他撰就《上湖广总督张书》，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认为“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是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而且“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制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他认为：“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在现代中国，面对着愈演愈烈的西化思潮，辜鸿铭对民族文化民族根性的维护，是不识时务的，因而只能被派送“怪杰”这顶桂冠了。

三

辜鸿铭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不过，他现实中的身份还很多，比如师爷、官员、读书人、翻译家、学者、哲学家等等。能够一身兼几任的人，自然是聪明人。聪明人如果锋芒内敛，则或为老奸巨猾，或为大智若愚。聪明人如果恃才任性，则多尖酸刻薄，好辩爱斗，喜奇谈怪论。辜鸿铭属第二种聪明人，这位文化怪杰，在生活中也是很“怪”的。

辜鸿铭喜臧否人物，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他追随张之洞二十多年，对晚清政坛多有了解。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被他品头论足了一番。他认为张之洞与曾国藩是有教养的、真正的政治家，李鸿章只是利己官僚，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不过是无操守的艺人。他把张之洞与曾国藩作了一个人木三分的比较：“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他还拿曾国藩与李鸿章作了比较，他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辜鸿铭对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权倾朝野的晚清重臣都敢置贬辞，对袁世凯就更不客气了。他痛骂袁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里，他对晚清政治人物的描摹可谓精彩，见解亦很深刻，这部又名《清流党》的著作，曾是德国哲学课堂上的必读书。

对文化领域中的大家，辜鸿铭也口辞锋利。当年轻的胡适博士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声名如日中天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泰戈尔曾与辜氏同为19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最终获得该奖。1924年他来中国，特地向辜鸿铭请教。辜鸿铭却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惟精惟一”那种高深的真理，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辜鸿铭机智善辩，也是闻名于世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嘲讽孔孟学说“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辜鸿铭说：“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众人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回答道：“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夫家都不能到口。”众人都称精妙。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反问：“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人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自己纳妾，他还为纳妾作堂而皇之的辩护：“在中国，与其说丈夫因纳妾就不能真正地爱他的妻子，毋宁说正因为他们极其爱他们的妻子，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且不担心滥用这种特权和自由。”他还说中国人能纳妾，是因为中国绅士能“得体”地、有分寸地分配爱，他嘲笑欧美人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我真怀疑在一千个普通欧美人中，是否有一个能在同一间房里拥有一个以上的女人而不把家变成斗鸡场或地狱的。”据闻，辜鸿铭还为纳妾作了“壶一杯众”的辩护，当一位洋夫人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反问道：“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

四

温源宁说：“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辜鸿铭的确是现代中国一个有趣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这个短小的简介当然不能为这样精彩的人生穷形尽相。而让人并不遗憾的是，为本书所选的辜鸿铭的那些著述，能够为上面的描述增添感性、丰富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