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辉等著的这本《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困难与风险的历史经验》按专题史的写法，纵横结合、深入浅出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困难与风险，特别是总结了党在这些重大困难与风险面前是如何科学应对并逐步化解，一步步发展壮大，在苦难中走向辉煌的。这是中共党史教研部专家学者多年教学研究的成果展现，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研究中国共产党90多年艰难奋斗、曲折探索、履行使命及其重要历史经验的新尝试。

引言

第一章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危局，开辟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白色恐怖危机

二、制定和实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三、纠正“左”倾盲动，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四、应对第一次全局性危机的历史启示

第二章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困境，实现革命的历史转折

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策略的改变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二、避免全军覆没的决策与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

三、艰难长征中摆脱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

四、政治路线的转变与西北革命新局面的开创

五、在民族危机中积极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全民族抗战

第三章 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局，迅速夺取全国政权

一、抗战胜利后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的复杂时局

二、应对复杂时局的战略谋划与策略方针

三、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

第四章 面对进城初期全国执政的新考验，励精图治定天下

一、新形势与新任务：从农村到城市战略转移的困难与挑战

二、“胜利中的困难”：应对建国初期财经危机的系列举措

三、走出“胜利中的困境”——执政初期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第五章 面对1956年的共运危机和国内社会异动，妥善应对化解矛盾

一、苏共二十大和中共的应对态度

二、波匈事件和中共的及时处理

三、国内社会异动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

四、应对国际共运危机与国内社会异动的经验教训

第六章 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困局，纠“左”中及时调整

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及发展

二、国民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

三、为克服严重困难采取的一系列纠“左”措施

第七章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坚定实施工作重点转移

一、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沉重灾难

二、应对“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困局的主要举措

三、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局的历史启示

第八章 面对20世纪末国内外三大突发事变，以我为主沉着应对

一、北京政治风波的爆发、蔓延与平息

二、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

三、从容应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四、应对三大突发事变的宝贵经验

第九章 面对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危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持续发展

一、妥善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二、果断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风险的经验启示

第十章 面对世纪之交的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全力应对聚民智

一、1998年特大洪灾的发生与应对

二、2003年“非典”疫情的突发与应对

三、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的举国应对

四、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的经验分析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五章 面对1956年共运危机和国内社会异动，妥善应对化解矛盾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国际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震动，国内社会底层普遍发生异动导致的不安，使执政方七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又一轮危机。中共有效应对和处理了国际共运的危机，并一度比较审慎地处理了国内社会异动，但又在应对国内异动方面发生了逆转，遗留下诸多问题。

一、苏共二十大和中共的态度

（一）苏共二十大风波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自斯大林逝世后，这是苏共首次召开全国大表大会。会间安排的一次只有苏共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尖锐地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

报告称斯大林在世时慢慢滋长起来的对他的个人崇拜，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极其深刻的危害的根源。报告援引三个文件：列宁生前致苏共十三大代表的一封信、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致加密涅夫的一封短函和列宁写给斯大林本人的信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能否审慎运用权力早有担忧，对斯大林的粗暴曾表示愤懑。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滥用其重大的权力”，“给以无法估计的毒害”，特别是采取极端措施进行大规模镇压，甚至捏造事件，虚伪告发，逮捕乃至枪决不同意见者，造成了许多无辜者的死亡。基洛夫事件后，斯大林开始在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包括联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半数被逮捕，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艾赫和鲁祖塔克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和指挥员被枪决。以上案件重新调查的结果，都是斯大林个人直接断案，而所有证据“发现没有任何理由”，均属斯大林命令下的“胡作非为”。赫氏将这些归结为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斯大林以个人意志作出决定不仅导致了国内政治大清洗，而且表现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重大失误，苏联文艺作品中那些对斯大林“军事天才”的称颂许多是有问题的。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也犯了不少错误。所有这些错误，斯大林毫无自省，反而突出自己的作用，把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归于自己，“自我欣赏”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报告承认，过去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度的称颂”，现在应该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考虑到“不露家丑”，苏共中央原本不打算把事情传到党外特别是不泄露给报纸，以免“给敌人制造武器”。实际情况却是秘密会议当天，知情者范围已扩大到代表大会之外。十天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让全体党团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报告内容。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以编辑部名义，第一次发表批判个人崇拜的文章。

尽管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全面评价，甚至还肯定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伟大的贡献”，但仍然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震动：一个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偶像般的领袖轰然倒下，光环褪去，真相毕露。很多人认为斯大林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尖锐的看法，认为三十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有人还提出解散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典著作。更多的人则认为把一切退给斯大林“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苏联党内外思想混乱，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一些地方甚至发生流血事件。3月上旬在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市，抗议批判斯大林的人群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为联共（布）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自发性民众示威和抗议。

不安和混乱还在更大范围里延伸。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很快从苏方获悉有关秘密报告的资讯。事情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中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响。各国党的反应不一，南斯拉夫对此一片赞扬，东欧一些国家也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的精神；有些国家内部则有不同声音，波兰、匈牙利国内的改革派颇受此事鼓舞，而传统派则垂头丧气；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内部持维护斯大林和批判斯大林两种观点的人们相互对立，发生严重分裂。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劳动党反应比较谨慎，朝鲜、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尽量封锁消息，严格限制有关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在西方，记者获取了秘密报告文本，6月4日《纽约时报》全文刊登，引起全世界舆论哗然。西方舆论藉此掀起又一波攻击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

苏共二十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态，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自十月革命以来在国际范围内面临的第一轮重大危机。当时和后来都有人认为，苏共领导人在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传播的范围又过大，所以出现了始料不及的严峻局面。虽然不无道理，但这只是从“技术”和策略层面作出的观察。实质上，它是苏联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和内外政策长期积累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集中爆发。自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193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苏联就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套体制在苏联境内消灭所有非公经济，掌控了国家全部资源，优先发展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重工业。一个短时期内，集权型体制对苏联的工业化的确效果显著，但付出了牺牲国民利益的巨大代价，农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水平，体制僵化，效率低下。在卫国战争中，这些弊端一时隐伏起来，甚至在战时条件下扭曲为某种“优越性”。战争结束后，原有的弊端愈来愈严重，战后食品供应和住房极为紧张。到1952年，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面粉、大米、肉类及食用油）才接近甚至低于1913年的水平。治愈战争创伤的巨大困难与这些体制弊端叠加在一起，激起国内社会的不满。政治上苏联同样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通过严密的纵向指令系统全面控制社会，而且斯大林本人实行个人专权和高压政策，加之战前开始发动大清洗，剪除异己，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对外关系上，苏联一方面给予他国共产党、工人党大量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则以领导者和施恩者的姿态干预他国他党的的事务，并且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引起许多党和领导人的反感和怨愤。这一切，斯大林在世时被遮蔽和抑制了，斯大林逝世后，给执政党和政府留下了如山的问题。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我们在斯大林去世后继承的是一笔沉重的遗产。”不管是否用内部方式的解决，被遮蔽和压抑的问题迟早会暴露。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党和它的领导人对这一切是否有清醒认识，及时作出改革体制和改变政策的调整。

事实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已经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停战后，苏联领导人强调这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表示苏联政府将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反对冷战政策；甚至提出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强调缓和而不是紧张，主张和平而不是斗争，与斯大林时期甚至列宁时期坚持世界革命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开始有了变化。苏联领导人为此作了实际努力，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主动采取措施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撤军，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议裁减军队并单方面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国内政策也有变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陆续提出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旨的政策。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农业改革纲要，要求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这些都表明苏共领导人注意到应该把人民生活置于重要的地位，已经开始修正政策。

苏共二十大进一步调整了政策，并开始系统化。关于国际局势和对外政策，二十大作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体系可以“和平共处”，并以此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由此，二十大还讨论了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否定“暴力和内战”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开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关于国内建设，二十大的基调是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和整个社会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二十大承认，过去几年虽然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增进人民福利，但许多重要食品和工业品的生产仍然落后于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党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进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其中增加农产品和畜产品产量，被当作党面临的“迫切任务”。二十大还提出争取苏联文化和科学新的繁荣的目标和计划。所有这些，二十大都将之当作是“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并首次提出在极短的时期内“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苏共二十大的上述精神，被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实质上，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不仅是对斯大林时期内政外交最为系统的调整，而且已经牵涉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重大修正。

既然已经开始改弦更张，苏共二十大为何还是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和思想混乱？今天回过头看，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复杂。斯大林逝世只有三年，政策调整的时间不长，但以往积累的问题太多，可以想见短时难以全面奏效。政策调整的幅度和深度也有局限，尤其对外政策的调整有限。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党各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不平等关系，短时间内也难全面修复。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由于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偶像般领袖受到质疑乃至冲击后，人们一时很难接受。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即表明，尽管几乎无一不承认甚至肯定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意义，但许多党发表的声明仍然反复重申斯大林的“伟大”和“贡献”，说明观念和信仰的更新实在不易。

（二）中共的态度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代表团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已获悉其精神。据吴冷西回忆，2月26日赫氏作秘密报告的第二天，苏方即向参加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有关内容，甚至念了一遍报告。随后，苏共中央很快向各国党代表团送交了秘密报告文本。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等回国时也带回了秘密报告文本。邓小平等回国当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即听取汇报。3月12日至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了多次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毛后来说过，他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毛泽东所“喜”，就是他说的揭开了盖子。历史上，中共和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苏共和苏联政府曾经给予中共和中国革命巨大支持，另一方面，苏共和斯大林又对中共有很多干预，这些干预曾经给中共带来极大困难，甚至造成很多失误。在中共和毛泽东看来，损失最大的王明错误其根源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中共建政以后，以苏联（斯大林）模式为工业化蓝本，建设实践中也发生了不少教条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还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已在党内告诫要“以苏为鉴”。巧合的是，苏共二十大开幕这天，毛泽东本人也开始了他召集的中央三十多个部门负责人的系列汇报。汇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正是模仿苏联的结果，比如中央的权利过多而地方权利过少，过多吸取企业利润影响了人民生活，“一长制”等等。毛在听取汇报时一再主张：“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还说：“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被遮蔽，斯大林和苏联经验像“紧箍咒”般束缚了中共。现在苏共领导人自己揭露出斯大林的问题，等于承认苏联并非一切正确，证明了中共对苏联经验、苏联模式怀疑的合理性。长期带着的“紧箍咒”松了绑，对苏联的迷信可以堂堂正正地打破，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

毛泽东所“忧”，是他认为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方面改变对其的评价，中共方面此前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1954年3月，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就曾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回材料称，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等方面获得的成就，多强调群中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要多些，现在有所纠正，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中宣部也曾在提供给高层的内刊《宣教动态》中，转载过相关材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注释（1）[C]，第485页。]毛泽东当时即批转了这些材料，要求发给在京和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委“考虑酌定”。尽管如此，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还是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预料，用毛的话说就是：“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不赞成苏共的这一做法，他在多次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着重讲了以下几点看法：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上述要点反映出毛泽东对秘密报告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方面，指出了秘密报告有失误，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对斯大林的功绩未能肯定；另一方面，肯定其破除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的意义，提醒人们独立思考，探索自己的道路。两个侧面其实并不均衡，从倾向上看，批评多于肯定。

许多人都忽略了一点，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不满并不是从斯大林评价问题开始的，获悉秘密报告之前，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已有保留意见，即不赞成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几年后中苏交恶，中方在著名的“九评”文章的第一篇就认为，苏共二十大存在两个极其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一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是“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是依靠武装斗争取得全国性政权的，走的是一条乡村武装割据、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这条道路受到过来自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怀疑，甚至使得中共党人的共产主义者身份也因此受到怀疑。然而，受到质疑的这条道路不仅走通了，而且成为中共引以为自豪的共产革命经验。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第一条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形式。中共掌权后，曾经多次向外国党介绍和阐述这一经验。苏共现在提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性问题，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中共领导人的潜意识里，除了背离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经验，这当然不能接受。《人民日报》为祝贺苏共二十大开幕发表的社论，只谈了“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问题，回避了“和平过渡”问题。不表态其实就是表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这是“从大局考虑给予（苏共）支持”，实际上中共是有“保留意见”的。

中共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一篇文章，全面阐述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看法。

1956年4月5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先肯定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民主和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肯定了在大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认为这“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关于斯大林，文章充分肯定其在苏联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享有很高的荣誉”；同时指出其在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因而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在肃反问题上的扩大化，在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运中除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追溯了个人崇拜的历史原因，指出它是人类长期历史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发生像斯大林这样的严重错误，文章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仍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每个人都完满无缺。文章回顾了中共历史上反对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经验，强调坚持“群众路线”是反对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的根本方法，指出“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文章提醒人们还要从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历数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至于对西方的反共浪潮，文章仅以不屑一顾的口吻称这种“讥笑”的结果，只会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的事业却是很不妙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中共关于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相对于内部讨论，公开的表态要缓和得多，没有公开批评苏共二十大，更多是称赞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方面其实格外看重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不仅因为中共是战后取得革命胜利的最大执政党，而且它是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中共的态度从某个角度说对其他政党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劳动党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苏共方面对中共的表态心存感激。7月2日《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特意引述两个政党的表态，以说明苏共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得到了许多兄弟党的“支持和拥护”，其中第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据学者的研究，目前所见的苏方档案文献，也显示苏方对苏联处于极大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所给予的理解和支持非常满意和感谢。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范围里，中共方面对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态度也受到了称赞。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就曾评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无论如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混乱和动荡的情形下，中共方面的态度和回应初步有效地起到了稳定民心和局势的作用。

二、波匈事件和中共的处理

初步稳定局势，并不意味所有国家和政党的情形完全一致。事实上，苏共二十大的后续效应仍然在某些国家继续发酵，1956年10月和11月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即是如此。如果苏共二十大是这轮危机的第一波，那么，波匈事件可以说是第二波。

波兰、匈牙利等一些东欧国家战前均属于欧洲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均为苏联红军解放，纷纷建立了以共产党、工人党执政的新政权，归向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结果引起了东欧各国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它一方面改变了欧洲尤其东欧的国际格局，在欧洲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东欧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在各国实现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经济、政治制度和推行各项政策；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事实上都全成了莫斯科的附庸，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波兰事件的经过和解决

危机肇始于波兰。早在1955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8年8月16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第一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猝死莫斯科，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发生的苏军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Edward Ochab），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出山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苏联领导人虽忧心忡忡，却感到无从下手。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遭到镇压，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引起波兰党内外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这一切很快成了现实，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除了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表明他也意识到了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将于10月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所拟新政治局委员名单，排除了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享有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wski）元帅。党内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称波兰当局正在走向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Komar）将军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Ponomarenko）转达的赫鲁晓夫的请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

10月18日，波党中央全会前一天，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方面，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再次被波方拒绝。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稍有转圜的举动，是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１）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２）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与此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Zhukov）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波兰领导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里等待着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此后在贝凡德尔宫继续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军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获悉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情绪激昂，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领导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

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此时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为慎重起见，会议还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21日的主席团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国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问题。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大概赫鲁晓夫心急如焚，未等集体会见便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刘少奇。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

根据俄国档案，刘少奇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最后表示，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中共第一次向波兰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大约是在10月22日。据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 Marzec）回忆，他曾作为波兰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八大，10月1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少奇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又补充说，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

（二）匈牙利危机及其平息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与波兰相仿，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完全异样。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在1953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Ger? Ern?e）、法尔卡什（Farkas Mihály）和雷瓦伊（Révai József）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Malenkov）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主义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改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Rajk László）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János Kádár）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格罗执政后，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让步，但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15-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大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线。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了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

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凡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订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匈牙利党中央担心形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禁令。游行开始后规模越来越大，游行参加者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塑像被推倒了，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

格罗对他广播讲话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三分之一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Hegedüs András）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且决定同意邀请苏联军队和发布戒严令。

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鉴于不稳定的形势，苏联在匈牙利驻军——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并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特别军谋长马拉申科（Malashenko）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亲自掌握局势的变化。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Serov）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Malinin）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显然，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只能来自莫斯科了。

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

中国方面起初没有做出任何反应。23日晚间，刘少奇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24日上午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

此时《人民日报》28日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已经不是街头的“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从29日到31日，苏联高层内部意见分歧，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虽然前后也有变化，但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10月29日苏共高层接到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第二天进行讨论。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莫斯科上午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

然而，此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因此可以说，苏联最初放弃匈牙利的决定是在中共的影响下做出的。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