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在太仓刘家港，即今天的浏河镇一带集结出航。旌旗蔽空，鼓乐撼天，二万七千多名意气风发的水手云集，二百多艘巍峨如山的巨舶风帆高张，等待驰向印度洋的各个港湾。

595年后的这一天，我来到了这里……我也要像一个水手那样出发了。

本书记录了她分三次只身重走郑和路，在海外20多个国家地区采访途中见识的奇风异俗和遭遇的惊险场景，极具传奇性，可读性。

本书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而作。作者从2000年起，历时近三年，分三次只身重走郑和路，行后到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阿曼、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等近20个国家，地区，对航海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在海外留下的踪迹和影响进行了全面了解，考察、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发现。

书稿同时记录了她只身在海外采访途中见识的奇风异俗和遭遇的惊险场景，极具传奇性，可读性。

启航

越南

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阿曼

伊朗

埃及

沙特阿拉伯

也门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南非

巴基斯坦

尾声

“……船徐缓地向海岸靠拢，可以看见岸上的棕榈树林，左边是巨大的城市和港口。一个青年坐在狭小的小船的船舷上，用笛子吹奏着一支曲子，他头上缠着眩目的蓝色头巾。他的面貌长得端正而高贵……”

这是电影《三海旅行》中的一个镜头。电影剧本在我手边，它也是行囊里仅有的一本文学书，发黄的扉页印有在中国出版的时间——1958年，第二年我出世。

作品描写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旅行家尼吉金在印度的故事，有探险，有奇遇，还有不能实现的爱情。我从父母的藏书里结识他时，还是个孩子，这个有一双蔚蓝眼晴、长着浓密大胡须的男人，也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印度。

“他们那种兴奋、沉着和超脱的脸使人惊叹不已。女人的脸温柔而恭顺，装饰品在她们的脖子上和合十祈祷的双手上闪闪发光。”

当年我的小手翻开《三海航行》的时候，没有想到今生到达印度是在40岁以后，而且因一位中国航海家而来。儿时梦幻中来印度的方式是乘坐古老的帆船，白色的船帆被海凤胀满，像巨大的贝壳在蔚蓝的人海移动。今天，中世纪的帆船变成了在蓝天邀游的波音飞机。

深夜10时，班机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午夜的旅馆是缄默的，扑面而来的是浓烈的咖喱气息，那是一种曾让西方人驾船绕过海浪涛天的非洲好望角急于获得的香料，为了争夺它，发生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争。对我这个不喜欢咖哩的中国人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我提着行囊走上旅馆的台阶，一位印度侍者走在前面引路，我看不见他和夜色一样神秘的脸，昏黄的吊灯下，只觉得眼前晃动着雪白的包头布和雪白的长袍。窄窄的电梯里只有我们俩对面站着，他眼睛大大的，黑白分明。

“中国人？”他问。

印度曾被英国人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他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能讲流利的英语：“第一次来印度吗？”

我说：“是的，不过在梦中来过多次了。”

他咧开嘴笑起来，露出贝玉般的牙齿：“噢，我也常常做梦。”

旅馆的窗前有座花园，其实整座城市就是座大花园，青翠欲滴的树林里不仅能见到众多的松鼠、飞鸟，还有顽皮的猴群，它们自在地与市民们生活于同一座城市。虽然新德里的绿化环境之美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但给我印象更深的莫过于所有出租司机递送的名片上，都印有他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在当代人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除了诗人泰戈尔就是不断传来洪汛消息的国度，殊不知它电脑软件业的开发也像洪汛般汹涌，它的影响即便在美国的硅谷也举足轻重。

新德里只是我旅程的中转站，要寻访郑和船队遗踪还须到位于孟加拉湾的加尔各答和濒临阿拉伯海的马拉加斯。我本想在新德里寻找到一位帮我去那里的中国人，但没有成功，只能独自一人上路了。

          P84-P85

武汉天河机场远去了，送别的亲朋好友也远去了，霎间我已在浓云之上。班机一直向东飞往长江入海的地方，一段穿越时光隧道的旅行也在飞机直冲云霄的那一刻开始了。

这一天是公元2000年7月10日。

我要赶在7月ll日这天从郑和下西洋的始发港——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去海外全程追访6个世纪前中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远航。

采访选题在1999年的夏天就拟定好了。那一年，在世界各地有无数的人早早地为人类即将跨进的新千年策划着五花八门的庆祝方案，不论是准备在千年转换的那一刻坐秋千荡入2l世纪，还是奔向南极与海豹一起眺望“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地球几十亿人对未来强烈的期盼呈现出一幅千禧年的狂热画卷。人们将众多美好的梦想与祈求寄托在那一天，仿佛它是位历史的魔术师，会在红布突然翻转后托出一个奇迹。

被喻为在人类航船上扮演“瞭望员”角色的新闻媒体却不断将目光回望人类千年宋走过的沟沟坎坎，一时间，对历史事件的回溯成为各家媒体重大新闻策划的首选。

在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时任《武汉晚报》总编辑的潘堂林先生主持策划下，报社选择了郑和下西洋这个中国历史上十分特别、也极具争议性的航海事件作为采访主题。

15世纪被誉为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航海家，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等更是借助地理大发现的业绩，使自己的名字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播。因为发现和随后的征服，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西方在15世纪之后出现了命运的逆转，这种格局直到今天尚未根本改变。

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15世纪初叶，其实地球上已有一支规模最浩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国船队率先远航世界、沟通万邦。

它就是郑和下西洋。

这种规模空前的远航前后进行了七次，时间持续了28年，船队的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造访了当时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可是，近6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远航的光芒一直为欧洲航海家所掩盖：在许多人心目中，航海家天经地义是西方的。

为掀开被历史尘封的那一页，唤起国人对中华民族那段波澜壮阔的航海史的关注，报社确定了这个选题，并决定派遣我重走郑和路。

摆在我面前的难度除了本身历史知识的匮乏，还有手头郑和下西洋史料的奇缺。明史中对那次航海活动的记载仅有三百来字，民间流传下来的多是当政皇帝朱棣寻访下野皇帝建文帝或到海外搜罗奇珍异宝的含糊传说。报社特意从武汉的高等学府请来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等人，为我传授史学知识。湖北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周积明先生为我找来当年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留下的三本航海笔记，它们分别是《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这几本书的作者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了沿路所见所闻，对船队当时的活动、异域的风土民情均有生动详实的描写。周先生还为我推荐了明代黄省曾著的《西洋朝贡典录》。这四本书都是研究郑和航海史的珍贵史料。

……

高亢的气笛声里，崇明岛渐渐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浑黄的水面也渐渐泛蓝，大海向我涌了过来。

我对海并不陌生。1994年，我只身进行中国陆疆万里大扫描采访，出发就从海边开始的，结束在北部湾海岸。1998年，我参加中国记者赴南极采访团，曾乘船穿过地球上最暴虐的德雷克海峡。极地之旅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片冰雪覆盖、人迹罕至的大陆(包括海洋)，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是由外国探险家命名的。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这样评述：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当15世纪那支有足够环球航海能力的中国皇家船队穿过印度洋直抵非洲东海岸的时候，欧洲的海船还只能在近似于内湖的地中海游弋；当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已经完成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时，欧洲航海家达·伽玛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哥伦布和麦哲伦则还未出世呢！

但历史却是那么的富有戏剧性。偏偏是后者发现了新大陆，偏偏是后者完成了环球航行，也偏偏是后者的子孙们最早在地球的南北两极骄傲地抢注了他们的名字；直到今天，他们仍在世界上举足轻重。

为什么？

我那沉重的行囊里也装满了疑问。我也许最终仍解答不了，但我对15世纪郑和航线的追访或许会使更多的中国人来讲一步追问。

日暮时分，小客轮徐徐靠上崇明岛，船员们纷纷帮我将行李搬下船，起航的“仪式”也结束了。

老船长关切地问我，下一站是哪里？我说，直奔郑和在海外的第一站——越南。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我说不知道。

“你知道吗？你好勇敢！”老船长慈祥地望着我。

我内心在说，是的。我自信600年前那支船队溅起的海浪里，有一滴湛蓝的海水潜泳在我的血脉里。所以，历史选择了我出发。

从巴基斯坦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班机，乎稳地落在了阳光滚烫的停机坪上。走下舷梯，我深深吸了一口西部的空气，将手指触及祖国的土地，然后紧紧贴在唇边。

这一天是2002年7月l0日，距我重走郑和路启程的日子，整整两年。我以这种方式纪念了一个结束。

三个月后，我作为三位特邀嘉宾之一站在了南京郑和国际研讨会的讲坛上。

大会起初邀请的另外两位外国人也都与郑和航线有关：一位是64岁的英国皇家海军潜艇长孟西斯先生，他根据历时14年来在全球搜集的证据和潜心研究，发表了惊世新论：“郑和首先环球航海发现新大陆”；另一位是英国航海探险家瓦纳，他完成了驾舟重走郑和航线壮举。但瓦纳因为在英国有事要处理，未能赴会，后来改为邀请曾孤帆环球航海的美籍华人翁以煊。

会议规定每位发言者只有lO分钟的发言时段，惟有三位特邀嘉宾能破例给子30分钟的时间。我庆幸重走了郑和路，庆幸瓦纳未到场，否则，能在中国讲坛上取得30分钟发言的专利均被外国人占据了。

我对那两位被邀请的西方来宾同样充满敬意，我的庆幸只来自于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

那一天，我在孟西斯之后，简单地陈述了两年来的采访经历，然后放映了重走郑和路途中拍摄的录像资料。当灯光再次照亮全场时，我听见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看见好几位中国老学者在擦拭眼角的泪水。

我的考察也许是匆忙而肤浅的，我的视野也许是挂一漏万的，但是这一切对我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作为中国人成为有史以来考察这条航线所到国家最多的人，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我们祖先曾经驰骋过的航路。

当初启程的时候，我在南京与瓦纳先生失之交臂，当我归来后，这次又未能在南京遇见他。坐在台下，我静静地聆听主持人宣读瓦纳给大会发来的一封信。各位朋友：

我们对中国航海探险、特别是明代郑和海军元帅的远航有一个共同的感情。

今天我因在英国筹备一个重要会议而不能与各位共聚一堂，但我愿意通过此信向各位表达我的善意。你们对郑和航海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世界上都有极端的重要性。正如挪威航海家托尔·海耶答勒所写的那样：“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柬，又如何能知道向何处去？”

中国有悠久而令人自豪的历史。郑和远航的事迹是中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惜在中国以外相对而言尚不太为人所知。这正是我们想告诉全球人民的事。

郑和远海的事迹可称为神奇的历史故事，但也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重要线索。600年后，中国能不能成就郑和的远航所展示的潜力？我相信会。中国的青年人拥有郑和及其先驱者的精神，有杰出的英雄榜样可追随。

……希望不久能与你们相会

     热爱你们的 列克斯·瓦纳 航海探险家

在瓦纳这封寓意深长的来信后，还有一份大会的附注“……对那些尚不知瓦纳先生为何许人的人来说，美国《时代杂志》在最近一期的前40页有关郑和的内容中，描述瓦纳是‘一位当代世界海洋探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当代的郑和’！”

会后，我在宾馆的走廊里巧遇台湾知名探险家徐海鹏，一位戴着眼镜、看上去颇显书卷气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说，有一个计划已酝酿很久了，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他将招募海峡两岸的中国青年组成探险小组，驾船重走郑和航线。这些日子他一直呆在福建某地运筹造船。

我能理解他的想法。  我相信，中国媒体考察哥伦布、麦哲伦等欧洲航海家航路的日子不会太远，更多的中国人驾船重走这些航线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2003年春天，我应邀到昆明参加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借此机会来到郑和的故里云南晋宁县昆阳镇。

紧靠昆城西面是一座名为月山的小丘陵，郑和就出生在这个地方。但如今只剩下残砖断瓦。郑和父亲的墓地数百年来弃于荒丘，无人过问，以至墓园倒塌，墓碑也淹没在杂草之中。直到1894年，一位叫宋藩的昆阳举人偶然中发现了它。现在这座拱形、伊斯兰风格的郑父墓，是郑和航海575年那年，县人民政府修建郑和公园时修复的。

明永乐三年，即1405年夏天，郑和率船队第一次下西洋前夕，特地请当时的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为他年仅39岁就故去的父亲马哈只撰写了墓志铭。郑和自幼因战乱与家人离散，肩负国任率队出航，时年34岁，算来已有二十多年未与亲人谋面。他一定清楚海路的险恶和生死莫测，所以在出发之前做此决定，亦了却自己多年来未能敬奉父母的憾事。

事隔九年之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不远千里返回故乡为父亲祭扫陵墓，这也是他自12岁离家之后，近三十年来第一次回家。在李至刚撰写的《故马公墓志铭》碑阴，镌刻了这次扫墓的经过。自此，郑和继续他远航的伟业，直到第七次下西洋途中殉职异域。

继2000年7月1l日，我在江苏太仓浏河镇纪念馆告别郑和启程，那天又在他的故里与他相遇了。一尊花岗岩雕成的郑和塑像屹立在郑和公园的苍松翠柏之中，他头戴乌纱帽，身穿明代文官袍服，左手持剑柄，右手握一卷我已熟悉的航海图，跨向前的右脚仿佛又将踏浪而去。

我望着他，这个让我跨洋过海追踪的男儿及他率领的船队。整整两年，它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乃至灵魂。

郑和望着前方，那里有他童年嬉戏过的五百里滇池。当我将视线转向他的视线，仿佛看见那个一脸灿烂的男孩湿漉漉地向我走来，他身后的滇池幻化为一片蔚蓝的海。

爱水是人的天性，人类第…个细胞就是在大海中孕育的：探索也是人类的天性，万物之中，惟有人类永远充满对未知世界的渴望。

一位叫威廉·格茨曼的西方历史学家指出：“人类对征服、财富和名誉的欲望，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常常不可避免的纠缠在一起，一个与人类本质关系如此密切的故事，显然不叮避免地要讨论战争与和平、贪婪与慷慨、自大与谦卑、脆弱与伟大。”

于是他总结说：“探索的故事首先是人性的故事。”

两年來，一个人对一支中国古船队的苦苦追踪，感悟到的更是它穿越时空的人性光芒。

我离开昆阳的时候，以为会再次告别郑和，也由此告别生命中一次特别的采访。但我发现，不论是他还是那段历史，我是永远无法告别的。

人类也是如此，终将从15世纪这场中国大航海活动中不断获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