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全书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经典巨著。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季剑青，1979年生，安徽肥东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国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编有“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与张春田合编)、《北平味儿》，译著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赵元任甲年自传》。在《文学评论》《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

译者导言
总序
第一卷 思想连续性问题
前言
导论：特殊和一般的历史求索
第一部分 早期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色调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经验主义的流产
1.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2.科学与清代的经验主义：它们相合的程度
3.科学与清代的经验主义：它们的非同一性
4.骚动和稳定：对之前一个论断的回顾
5.结论
第二章 明代和清初社会中的业余理想：来自绘画的证据
1.社会与艺术中的明代风格
2.学者反学院主义的悖论
3.折中主义与鉴赏力
4.结论：作为业余理想之腐蚀剂的现代化
插曲：儒教以及它与道家的联系的终结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的现代变形：思想选择的张力
第三章 中国本土选择中的折中主义
1.时间的考量变成空间的考量
2.曾国藩的折中主义
3.“中国”在普遍价值判断上遭受的侵犯
第四章 体和用
1.合理化
2.谬误
3.“体用”概念哲学意义的弱化
4.拒斥“体用”和拒斥革新：倭仁
5.拒斥“体用”和寻求新的合理化：经典的认可
第五章 今文学派和经典的认可
1.给中国历史注入新价值：康有为
2.今文经学认可的失效
第六章 现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维新学说的反对、反动和革命
1.反动的古文经学的攻击
2.革命的古文经学的攻击
3.经书与历史
第七章 民族主义在脱离过去中的作用
1.对满族的攻击
2.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争取忠诚上的竞争
3.传统被重新整合入民族主义
第八章 对普遍有效性的强调：（1）维护传统
1.“择东西之精华”
2.蔡元培的例子
3.“物质”与“精神”：“体用”合理化方案的末路
第九章 对普遍有效性的强调：（2）攻击传统
1.儒教、基督教以及中国的选择
2.反传统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力
3.民族主义面对的社会压力：既要推动传统的僵化，
又要否定传统的僵化
4.对传统精神中创造力僵化的指控
第十章 共产主义
1.共产主义对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2.残余的传统主义
3.对传统主义的让步：理性的策略还是情感的投入？
4.阶级分析
5.“反传统主义—本土主义”的融合
第十一章 西方列强与中国革命：文化变革的政治面向
结语：新词汇还是新语言
1.欧洲和中国的词汇变化：艺术与观念
2.语言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二卷 君主制的衰败问题
前言
第一部分 残迹的意味：最后的儒教与君主制（I）
第一章 君主制神秘性的丧失
1.作为喜剧人物的洪宪皇帝
2.晚清：儒教被重新界定为现代思想的对手
3.民国：儒教与君主制观念的窄化与交织
第二部分 张力与活力
第二章 儒教与君主制：基本的对峙
1.张力的记录
2.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3.与法律的关系
4.异族征服的因素
第三章 儒家官僚制人格的演变
1.贵族制、君主制与官僚制：三重奏的三个乐章
2.作为君主抑制贵族制的工具的官僚制
3.作为君主抑制官僚制的工具的贵族制
4.儒家官僚阶层的反抗
第四章 儒家内部的基本对抗
1.内与外
2.私与公
3.家庭与宗族
4.个性与学术
5.先例与法规
6.自由与监督
第五章 儒教与君主制：专制控制的限度
1.道德主义
2.忠诚
3.恐怖
4.权力的馅饼
5.“太极”
6.普天之下
7.朋党
8.德性、权力与无能为力
9.国家与皇室
第三部分 张力线的断裂
第六章 官僚制长期不为社会革命所动：儒教的作用
1.君主与人民
2.“寄生虫”效应
3.智识劳动的重要性
第七章 官僚制的脆弱之处：思想上的受攻击点
1.太平天国对儒家当权者的抨击的新鲜之处
2.儒家内在性学说的关键特质
第八章 太平天国对儒家之“天”的冲击
1.“传统的”叛乱者：与太平天国在观念上的分歧
2.太平天国的“天”与权力的超验氛围
3.《圣经》作为经书之接替者的意义
4.太平天国与儒家的关系
5.太平天国的平等主义
6.太平天国的独特冲击在心理上造成的反响
7.儒教与官僚制功能的分离
第四部分 意味的残迹：最后的儒教与君主制（II）
第九章 时代错置的形成
1.革命的名与实
2.形式与内容
3.残余的君主制和日本人支持的意图
结语：日本和中国的君主制的神秘性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三卷 历史意义问题
前言
第一部分 脱离历史
第一章 微弱的生命：廖平与儒教和历史的分离
1.生平
2.原创性问题
3.从典范到预言
4.从预言到终结

也许所有英年早逝的天
才都免不了被误解的命运。
生前他们的杰作已经备受争
议，死后更只能任人评说。
然而，若一部作品在作者去
世后仍不断地激发争论和思
考，而不是被盖棺论定安然
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也未
尝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安慰的
事：这是对作者短暂生命的
补偿，是其不竭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的最好见证。列文森
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他在
这本书中所提出的那些重要
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是任何
一个关心现代中国——乃至
现代世界——的人无法回避
的挑战。
一
约瑟夫·里奇蒙德·列文森
（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1969）出
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
。我们对列文森的家世所知
甚少，只知道列文森的父亲
和其兄弟一起合伙从事法律
方面的业务。列文森在大家
庭的氛围中长大，与其诸多
堂兄弟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
年时光。对家庭生活的珍视
是犹太社区的传统，在当时
美国主流生活方式趋向个人
主义的潮流中，显得有些不
合时宜。根据列文森的堂兄
弟J.C.列文森的回忆，列文
森把家庭生活看作一种值得
保护的价值，通过家庭的纽
带，列文森得以与古老的犹
太传统建立起鲜活的联系。
a如果说童年经验在某种意
义上触发了列文森后来对传
统在现代中的命运这一思想
命题的不懈思索，也许并不
为过。
1931年列文森进入波士
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在这里度过了六
年时光，接受了西方学术的
基本训练。1937年他考入
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下属的本科教育
机构），1941年以优异的
成绩毕业。大二和大三学年
，费正清曾担任列文森的本
科导师，对他的勃勃生气和
广博兴趣产生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然而此时列文森并未
表现出对中国的特别兴味，
实际上他修习的专业是欧洲
现代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42年3月，他应征加入美
国海军后备队，先是在海军
设在加州大学和科罗拉多大
学的日语学校学习了一年，
随即被派往太平洋前线，在
情报和技术部门服役，亲历
了所罗门群岛和新西兰的战
事。1946年3月列文森以海
军高级上尉的军衔退役。
太平洋战场上的经历显
然激发了列文森对东亚的兴
趣。退伍后的列文森回到哈
佛，继续攻读历史学，很快
于1947年获得历史学硕士
学位，1949年获得历史学
博士学位。此时哈佛的中国
地区研究项目刚刚启动，列
文森参与其中。1948年他
入选哈佛学者学会
（Society of Fellowsat
Harvard），成为其青年会
员（Junior Fellow），为期
三年。在此期间列文森协助
费正清讲授现代中国方面的
课程，同时开始在修订博士
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他的第
一部专著《梁启超与现代中
国的心灵》（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尽管列
文森最初接触的是日语，但
他很快就决定将中国作为他
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因
为他认识到日本的遗产多数
源于中国，更重要的原因则
在于，列文森发现中国历史
独具魅力。他后来回忆自己
投身于中国研究的初衷时说
：“中国历史的吸引力在于
它的独特性。在研究某个我
们所知甚少的对象时，不会
感到无聊。投身于诸如美国
史这样非常成熟的领域，没
有什么吸引力，在这样的领
域中，我们不得不让自己适
应一种就细枝末节或翻案文
章吵来吵去的讨厌的环境…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我的
气质，都不适宜做这样的工
作。而在中国史中有大片开
阔的处女地，很有可能在里
面找到一条把我们引领回家
园的漫长道路（the long
way home）。”从这段话中
可以看出，列文森不愿把自
己局限在已经高度专业化的
欧美历史研究的藩篱中，前
景广阔充满未知数的中国史
为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但
同时他又意识到，中国研究
有可能为西方认识自身提供
有价值的参照。列文森早年
所接受的西方主流学术的训
练使他不为传统的汉学眼光
所囿，从一开始他就形成了
某种自觉的比较视野，正是
这样的视野赋予他的研究以
同时代汉学家难以比拟的高
度和广度，并对此后美国的
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
无论是成为历史的一部
分，还是文化多样性拼盘的
一部分，都意味着犹太教被
现代世界所同化，这是列文
森无法接受的。犹太教必须
是一种活着的宗教，犹太人
必须能够被看见（remain
visible），被辨认出来。犹
太教不是历史中的某个主题
，相反，历史是犹太教中的
主题。犹太民族正以其无法
抹去的存在，以其独特的历
史和历史观，声明了一种普
遍的立场。
在完成《儒教中国及其
现代命运》之后，列文森有
两个未能实现的写作计划。
他计划写一本关于犹太教的
书，同时还在准备一个有关
世界主义的全新的三部曲。
前者只留下若干笔记和单篇
文章，后者中的最后一部在
列文森去世的时候已大体成
型，后经魏斐德整理，于
1971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题为《革命与世界主
义：中西舞台之间》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本书系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经典名著，持续影响了数代研究者，是一部无法绕过的著作。其中很多精彩的观点，以及书中提出的问题乃至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角度，都独特而深刻，富于洞察力，对于解读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乃至两千年帝制中国的运行机制极有启发。
本书译者费三年之功译毕全书，且对中文引文和征引文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还原工作，进入出版环节后，又精心打磨译文，使之更为准确、流畅，在忠实于英文版原文和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可以说，给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准确可靠的中文译本。

翻译此书的缘起是三年
多前我写的一篇批评文章。
当时我读郑大华、任菁合译
的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9年版），感觉滞碍
难懂处不少。后来找来英文
原版，对照之下才发现中译
本错漏颇多，于是给《上海
书评》写了一篇文章，指摘
其错误与疏漏之处（原题《
翻译岂能如此任性地偷工减
料》，见2016年1月10日《
上海书评》。该文发表后不
久，中华书局的李世文先生
来信，约我重译这本书。我
想给别人挑错容易，若自己
动手来译，未必能达到理想
的水平，反而贻人口实，加
上当时俗务缠身，拟推却此
事。世文先生又来信多加鼓
励，并许以三年的时间，可
以从容翻译打磨。考虑到列
文森的这部经典著作确实值
得一个新的更完善的中译本
，我便答应下来，自2016
年3月17日开始动笔，2018
年7月12日完成全部初稿的
翻译，2019年2月1日完成
初校，5月27日完成二校。
三年多的时间，我想我已尽
自己所能，给中文学界提供
该书一个完整而可读的译本
。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若干
核心概念的译法。
Confucianism及其形容词形
式Confucian在汉语中并无
固定的译语，列文森本人也
未对这个核心概念做出明确
的界定，但书中有一处，在
Confucianism一词后面夹注
了汉语“ju-chiao”（见第一
卷，第56页），可见列文森
本人是认可“儒教”与
Confucianism之间的对应关
系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
命运”也早已成为该书的通
用译名。比较麻烦的是，即
使是在汉语语境中，“儒教”
一词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准
确界定其内涵，因其牵涉儒
教是否是宗教这一聚讼纷纭
的问题。就我对列文森的阅
读和理解而言，至少在本书
语境中，“儒教”一词并无明
显的宗教含义，“教”更多指
向“教化”之义。即便列文森
在将儒教与基督教对举或比
较的时候，也更多侧重两者
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的
内涵，至于涉及民国初年康
有为等人将儒教宗教化的孔
教运动的部分，则属于特定
历史时期的实践，与“儒教”
自身语义上的界定无关。因
此，书中Confucianism及其
形容词形式Confucian，主
要用来指称中国古代文明的
主流价值体系，凡是这些地
方均译为“儒教”。有关民国
初年孔教运动的部分段落中
，依据当时的历史语境，则
酌情译为“孔教”。但是，在
另外一些地方，
Confucianism及其形容词形
式Confucian更多指向传统
中国社会中的某种主流的思
想学说和社会力量，我以为
译为“儒家”或“儒学”更合适
。当然这两种内涵并不总是
能够区分得很清楚，译者亦
只是根据语境大致推断。读
者只须记得，中译本中凡是
出现“儒教”“儒家”或“儒学”
的地方，原文均为
Confucianism或其形容词形
式Confucian。另外，考虑
到汉语“儒家”一词的多义性
，为避免混淆起见，书中专
门指称具体的人的
Confucianist（s）一词，统
一译为“儒者”。个别复合词
或短语，则做适当变通，如
neo-Confucianist（s）译为
“新儒家学者”， great
Confucianist译为“大儒”等
等。
另外一个出现次数较少
但也同样重要而棘手的词是
nation，我一般根据具体的
语境译作“国”、“国族”或“
国家”，而nationalism则约
定俗成地译作“民族主义”。
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
列文森的论学文体和风格迥
异于专业化的论著，充满隐
喻、双关、对仗等修辞手法
。而他的学术视野又如此广
博，书中征引日文、德文、
法文文献的地方不胜枚举。
尤其是还原中文引文及文献
信息和日文文献信息的工作
，十分繁难，所花费的时间
和精力不亚于翻译本身。这
些都是对译者的巨大挑战，
我只能说自己已尽力做到最
好，若还有疏失之处，则只
好归咎于本人才力的限制，
也不必辩解了。
尽管充满艰辛，但翻译
列文森这样的大家，是对自
己思想与语言的磨砺，也触
发了很多思考，这些收获必
将滋养我未来的学术，我也
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引导更多
的读者进入列文森宽广而深
邃的精神世界。在翻译的过
程中，李世文先生给我以充
分的信任和包容，从未催问
我的进度，使我得以安心修
订译稿；业师北京大学中文
系陈平原教授一直关心我的
翻译工作，令我深受感动；
此外，山口早苗、宋声泉、
崔文东、陈玲玲、杨震等好
友，在文献查核和日文德文
等语言方面给我提供了很多
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
谢意。

五十多年前，最杰出的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家约瑟夫
·列文森指出，20世纪初期
中国所经历的巨大政治创伤
就是从文化主义
（culturalism）向民族主义
（nationalism）的转折。
——魏斐德
列文森可谓是他那一代
史家中的翘楚，且极具争议
性。或是因为他悲剧性的戛
然而止的生命，他的著述不
多；但这些作品却激起大量
的思考与争论，并对很多治
中国史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我也是其中一员。
——高居翰

尽管这本书的主题起初显得零散混杂，时间的线索也不规整但它处理的却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变化在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新的观念要被接受，就必须证明自己和传统是相容的；而到了更近的时期，传统要保持下去，就必须显得和新的、自身具有说服力的观念是相容的。中国价值继续受到青睐，但青睐者是那些看上去较为“传统主义”而不是传统的思想者，他们是怀念过去的现代思想者，不是带着过去的真正思想底色的思想者。当然，其他思想者已经抛弃了很多更陈旧的中国价值。
所有这些思想者创造的思想史有其广度和深度，广度上包括各个主要观点之间的变化，深度上表现为潜藏在这些观点自身背后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似乎是在愉快地从19世纪行进到20世纪，描述从强调体用到强调今文经学的转变，或者从早期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突然涉及几百年左右的历史；因为对旧观念之现代转型的叙述，给对旧观念在现代被放弃之过程的叙述，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例如，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批评传统中国文化，是最近这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那些中国传统中用来关联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术语的内涵的变化，却是几百年里发生的事情。但这两件事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应该被放到一起，不管这会给那种进展平顺一往无前的理想叙述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任何思想史家都不得不面临一个来自疑虑重重的“民粹主义者”的挑战：少数受教育者的文字遗留物真的与整个社会的历史相关么？最近有一位批评家对一堆关于中国正统思想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认为它们实际上只和“官僚的亚文化”（mandarin sub-culture）有关。但只是因为1900年的义和团民对西方新事物表现出农民式的敌意，我们就要得出结论说，儒家知识分子中的自强派和维新派——虽然他们对西方新事物的认可程度有所不同——是在玩一种幻想的哲学游戏，完全远离中国历史的基本情形么？相反，“官僚”的思想潮流是和中国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向下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最缺少教育和最少被记录的阶层。思想史家相信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秉持一种简单的信条，以为文字记录中的精神自然弥漫于整个社会，甚至渗透到那些没有能力表达它的人的心灵中，而是因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中国知识阶层扮演着中国社会之楷模的传统角色。在文人士大夫日益增长的反传统的倾向中，他们只有在不仅彻底改变他们自身的“亚文化”还要改变整个中国的图景的情况下，才可能放弃这个传统角色，从而在他们自身和明显停滞不动的大众（这些大众以传统的态度，期盼文人士大夫去体现他们自己的平常愿望）之间拉开情感上的鸿沟。
这本书的计划和大部分内容是为1952和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思想研讨会苦心经营的。我要特别感谢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费正清（他们是两次研讨会各自的主持人），感谢所有参会的学者，感谢芮玛丽（Mary Wright）和舒尔曼（H.F Schurmann），感谢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但是关于这本书的主题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读者绝不应该认定，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接受我的结论。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不同形式在下列著作和期刊中发表过：《中国思想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芮沃寿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费正清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远东季刊》（The Fast Eastern Quarterly）；《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汉学研究》（Sinologica）以及《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我要感谢它们的编者和出版商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些内容。
我还要特别感谢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高居翰（James Cahill），他建议我使用安柯尔版本（Anchor edition）中的图片，并且帮助我找到这些图片，用来说明第二章的论述，当然这些论述都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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