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记录的是曾国藩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种种实践与思考。有学者曾说过："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曾国藩家书》真实、诚恳，并且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可谓清代版的《精进：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少数人为什么能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大事？而多数人，手里一把好牌，为什么就总是出昏招，就总是打不赢？还有一部分成过事的人，暂时挫败之后、暂时成功之后，为什么就慌了，就接近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做了？在成事一项上，曾国藩千古一人。在非常难做事的晚清，他做实事，做很大的实事，持续做很多很大的实事，为师为将为相、立功立德立言，留下了后无来者的方法论和修炼法门。成功不可学，成事可学。《成事》以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为底本，集合曾国藩、麦肯锡、冯唐个人过去二十年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简单实用的成事方法论，帮助中国管理者克服心魔、带领团队，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事。

《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
DominicBarton（鲍达民）序：向历史上的"伟大管理者"学习
冯唐自序：如何成事？
书札
家书
家训
日记
文集
《曾国藩家书》
道光二十一年(1841)
禀祖父(六月二十九日)
禀父母(九月十五日)
道光二十二年(1842)
禀祖父母(八月初一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九月十八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十月二十六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十一月十七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十二月二十日)
道光二十三年(1843)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正月十七日)
禀父母(二月十九日)
致温弟(六月初六日)
道光二十四年(1844)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正月二十六日)
致温弟沅弟(三月初十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八月二十九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九月十九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十月二十一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十一月二十一日)
道光二十五年(1845)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五月初五日)
禀父母(五月二十九日)
道光二十六年(1846)
禀父母(正月初三日)
禀父母(九月十九日)
道光二十七年(1847)
致澄弟沅弟季弟(二月十二日)
致澄弟沅弟季弟(六月二十七日)
致澄弟沅弟季弟(七月十八日)
道光二十八年(1848)
致澄弟沅弟季弟(正月二十一日)
道光二十九年(1849)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三月二十一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四月十六日)

    冯唐自序：如何成事？
    
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就进了麦肯锡，近十年后，加入了我的一个客户，然后在体制内创业，如今在做一级市场投资，一直从事管理工作。一眨眼，都有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了。
    
我清楚记得在大学时，偶尔读到招聘广告，说要求有八年以上某种经验，总是拉着同宿舍的人一起惊诧：什么东西还需要有这么长的经验？这是真笨呢，还是真笨啊？
    
后来，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八年不算长，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炼。
    
开始主要是管理自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三观，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其实几乎没有生活，只是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主要是管理事儿：主要围绕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信息收集得对吗？够吗？真实可靠吗？数算对了吗？推理符合逻辑和常识吗？假设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事实之下，逻辑之内，能立得住吗？这样的解决方案，对于利益相关方都意味着什么？他们都会如何接受？接受或者不接受或者某些程度的接受，合力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沟通方案是什么？沟通会议安排好了吗？谁参加？谁可能会说什么？会议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如何处置？
    
再后来是管理团队：核心小组成员都在想什么？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之后，核心成员还有不同意见怎么办？核心小组成员之外，成千上万的大团队如何管？政治思想工作更管用还是业绩管理更管用还是一起喝酒吐槽更管用？如果要牺牲，牺牲自己、核心小组成员，还是大团队的某一部分？哪部分？
    
在管理实践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琢磨，如何成事？
    
少数人为什么能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大事？
    
--而多数人，手里一把好牌，就总是出昏招，就总是打不赢。还有一部分成过事的人，暂时挫败之后、暂时成功之后，就慌了，接近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做了。
    
原始禅宗的标准是：一个偈子答错了，即使之前十万个偈子都答对了，还是错了。这个人还是没有悟到尘世的本质。成事也一样。不在乎失败，在乎的是成事的人，怕的是有些成事的人，也不知道事是如何成的，也不知道事是如何败的。机会来临，这些人再冲上去，我只好在背后默念，阿弥陀佛。
    
一方面，我一直试图找几本适合中国管理者读的管理类书，不是那些百度一下就可知的知识类书，不是那些MBA教的基本管理学框架（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报表分析、公司金融、衍生品、税法、审计、中级会计等等），不是那些把一个简单管理工具拖成一本冗长说教的时髦书（算了，不得罪人了，不举例了），而是那些真的能指导中国管理者克服心魔、带领团队、穿越两难迷雾的管理类书。
    
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主要目的是为了希望更多的人觉悟到管理的正道--不一定要念MBA、不一定要在麦肯锡点灯熬油好些年、不一定要在现实世界里犯那么多错被世界打脸，即使做不到，至少能偶尔努力去做，稍稍认可能做到的人、乐观其成。次要目的是我想省事。我懒得唠叨，我不是敦煌，本性里，我逼话没那么多。我希望有本书，我交到伙伴们手上，叮嘱他们常读，一读再读，乃至吟咏背诵。如果这本书足够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就不用整天话痨了。
    
可惜的是，我在中国的书店里找不到，我在欧美的书店里也找不到，一本也找不到。
    
另一方面，在我漫长的管理生涯里，特别到了后期，有了困惑，我渐渐没了导师可以帮我解惑。我的管理困惑都在中国，我反复比较，给了我优选帮助的还是中国古书和先贤。我的古书单子包括：《道德经》《论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嘉言钞》《选集》等等。
    
我不得不承认，我读曾国藩的书最多、最勤、最有收获。
    
《道德经》《论语》太久远了，和现代困扰脱节太多。《二十四史》一路（含《史记》、《汉书》）偏学者书，写书的人没成过什么事儿，甚至没干过什么事儿，没被成事的难处反复困扰，读的时候总觉着写书的人有层纸没捅破、也没能力捅破。《资治通鉴》是部伟大的书，可惜就是太长，而且受限于编年体的体例以及写史人的矜持，司马光及其团队心里要说的很多话没有在书里直接说出来。
    
相比之下，在成事一项上，曾国藩就鹤立鸡群，千古一人。他为师为将为相，立德立功立言，救过中国几十年，写过几千万字（不确定多少是他写的、多少是幕僚写的）。更重要的是，他做实事，在非常难做事的晚清，而且，他做很大的实事，而且，他持续做很多很大的实事，而且，他写的东西都围绕着如何成事，提供了少有、后无来者的方法论和修炼法门。
    
每次翻开他的书，功过且不论，满纸背后都是：成事！成事！成事！（GTD：getthingsdone）
    
可惜的是，他留下的文字太庞杂，他没太多管理学基础，他写的东西常常还是不够坦诚直接，和现代人有隔阂。
    
为了不太唠叨，为了有一本中国管理者能反复翻的书，我打算写本书：以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为底本，以成事为主旨，从现代管理角度品读。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抵制了试图总结归纳的诱惑，还是保持梁启超编选的顺序，和《论语》一样，没头没尾，从任何一页都可以读起，在任何一页都可以停下。我渐渐理解了孔子后人和梁启超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没有试图建立一个不重不漏的体系：总结归纳难免遗漏和变形，不如像草木流水一样把文字放在这里，读过之后，读者自然有自己的总结归纳或者再读一遍的欲望。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种迫不及待的愿望：这本书快点写完，这本书快点印出来，我要给三五个人看，我要逼这三五个人仔细看，这三五个人如果真懂了，世界应该能更美好一点。
    
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这本书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