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是中国学术史的核心,历史上创造的文本方面和经解方面的辉煌成果,大量失传了。西汉是经学的第一个兴盛期,除了当时非主流的《诗经》毛传以外,其他经师的注释后来全部失传了。东汉的经解只有郑玄、何休等少数人的著作留存下来,其余也大都失传了。南北朝至隋朝兴盛的义疏之学,其成果仅有皇侃《论语疏》幸存于日本。五代时期精心校刻的《九经》、北宋时期国子监重刻的《九经》以及校刻的单疏本,也全部失传。南宋国子监刻的单疏本,我国仅存《周易正义》、《尔雅疏》、《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残存七卷)、《春秋谷梁疏》(十二卷残存七卷),日本保存了《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七十卷残存八卷)、《周礼疏》(日本传抄本)、《春秋公羊疏》(日本传抄本)、《春秋正义》(日本传抄本)。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我国保存下来的有《周礼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绍兴府刻)、《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残存十卷)、《孟子注疏解经》(存台北“故宫”),日本保存有《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凡两部,其中一部被清杨守敬购归)。南宋福建刻十行本,我国仅存《春秋谷梁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日本保存有《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经书代表性的早期注释和早期版本国内失传严重,有的仅保存在东邻日本。
鉴于这样的现实,一百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努力搜集影印了多种珍贵版本,但是在系统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唐代开成石经共十二部经典,石碑在明代嘉靖年间地震中受到损害,明代万历初年西安府学等学校师生曾把损失的文字补刻在另外的小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