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松最新中篇小说集。分别是《梅花煞》《春景》《梨花楼》《人中黄》《王三奶奶考》《一溜儿堂》。其中的背景横跨大半个世纪，涉及天津文化与市井民生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些小说描摹个体生命的悲欢沉浮，把碎片式日常细节整合为具有人文价值的叙事经纬，以此洞视各色人等的灵魂奥秘。王松深入民间，打捞历史，为小说文本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酷烈却精致，野性兼优雅，剑走偏锋却不失智慧通透的叙事风格。

梅花煞
春景
梨花楼
人中黄
王三奶奶考
一溜儿堂
·附录·创作谈
“王三奶奶”是谁
关于“矫情”
天津人的“绝活儿”
关于“四块半”
想起“万相归春”
三个不挨着的问题
后记

关于“矫情” ——《梅花煞》的几句题外话
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鼓
曲演员。 她是著名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花五宝的亲传
弟子。后来，我们成 了很好的朋友。 一次闲聊时，她
对我说，她会唱“含灯大鼓”，而且至今还 收藏着这
种表演的道具。我听了很吃惊。含灯大鼓我只听说过。
这种表演形式在今天已基本绝迹，但在曲艺的鼓曲艺术
中堪称一 绝，如今在世的鼓曲艺人，能表演这门绝技
的已经没有几个人 了。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让她把这
道具拿来。她很爽快的就答应 了。尽管我在一些资料
上看过照片，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但这一 次，我还是
一下就被这道具的精美惊住了。的确，它真的是太漂
亮了。 也就是那次，我有幸亲眼见到，她唱了一段含
灯大鼓的著名 唱段《秋江》。 含灯大鼓顾名思义，是
把“灯”含在嘴里演唱。但这个灯不 是普通意义的灯
，准确的说，是一个木制的灯架子，架子上可以 335
点燃若干支蜡烛，下面缀着红流苏。这些蜡烛和流苏，
再加上架 子本身，重量也就可想而知。就算演唱这种
含灯大鼓的演员功底 再深厚，有一个问题也必须面对
，这东西不光叼在嘴里，还要用 牙齿紧紧咬住，这样
开口演唱时才不至于掉下来，可是这样演唱 又谈何容
易。所以，后来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断改良，架子还保留
下来，但蜡烛减少了，或者干脆就不再点焟，只在下面
缀一些流 苏。当然，这样的效果也就大大逊色了。这
一次，这个女演员的 演唱用她们的行话说，是“执功
执令”，灯架子上还点起8支红 焟烛，流苏也缀全了。
在她演唱之前，我特意把这个“灯”拿在 手里掂了一
下，确实有一些分量。但她演唱时，我仔细观察，这
个灯叼在嘴里竟然并没显出太吃力。这时，才看出这种
表演形式 的独特魅力。演员的脸被这八支蜡烛映得很
亮，这种亮给人的感 觉似乎已不太真实，这是用今天
的任何灯光手段都无法达到的效 果。而最关键的还是
她的演唱，她的吐字基本都是“齐齿音”， 如果只听
，不看，绝不相信她的嘴里还叼着这样一个东西。 这
种含灯大鼓再早不是天津的曲种，应该起源于北京，是
当 年八旗子弟在票房玩儿“全堂八角鼓”时琢磨出来
的玩艺儿。直 到后来，才随着曲艺艺人传到天津。其
实不只是这种含灯大鼓， 也包括别的曲艺形式，当年
都是源于北京，火在天津。这件事如 果细想，也有点
意思。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有着 非常
鲜明的差异，但唯独曲艺，为什么相通，而且兼容？当
然， 如果细究，也许行里和行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说法。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矫情”。 我越
来越发现，“矫情”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有说不尽的
哲学意味。比如在天津方言中，它接近于因为较真儿而
争辩，或 者是偏执的较真儿。如果用天津的另一句土
语说，也就是“凿死 336 铆子”；总之，把这几个意
思综合起来，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 “矫情”。 北京和
天津都有浓郁的市井文化色彩，但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就是这个“矫情”，让天津显得有些特殊。天津是个
矫情的城 市，而北京不是。当然，这里所说的矫情，
又多了一层意思。北 京的城市文化特征很鲜明，鲜明
，当然也就不矫情。天津则不 然。虽然文化特征也鲜
明，但这鲜明却在于它的“杂色”，赤橙 黄绿青蓝紫
，“狐黄白柳灰”，不光杂色，各路“神仙”也混在其
中，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
，天津的 城市文化，如果让一百个人说，会有一百种
说法，这些说法好像 都对，又似乎都不全面，就如同
一个拼图，只有把这些说法拼接 在一起，才有可能看
到它的全貌。 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矫情”所在
。 由此可见，天津和北京，一个矫情，另一个不矫情
，而连通 这两个矫情和不矫情城市的，就是曲艺。当
然，除了曲艺还有别 的。正如前面所说，一百个人又
能举出一百个例子。 但曲艺，作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 更深远。
后记
——关于这个“文化城市”的文化
王 松
也许应该先说明一下。
这里所说的“文化城市”，不仅是有文化的城市，
也是能产生文化的城市，而且不仅能产生文化，还能一
直不断的产生文化。可以这样说，产生文化，也是这个
城市的性格。
对，这就是天津。
当然，也是我近几年，一直醉心写这个城市的原因
。
尽管我祖籍不是天津，从小受的文化熏陶也不是天
津，但我生于斯，长于斯。说不清从哪一天，我天始“
认真的打量这座城市”——这是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话；
我这时才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早已
注入我的血液，乃至生命，或者说，就如同“胎记”一
样一直带在身上，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而且，我竟然
很喜欢这个城市，说喜欢还不准确，干脆说，就是热爱
。很多年前，我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位哲学家说的话：
一个人，生活在他热爱的城市，是一生的幸运；当时不
理解，现在才真的明白了。
喜欢什么？热爱什么？
当然，是

王松是理科出身，精于计算，再难缠的地方总会理
出头绪。山穷水复疑无路也不要紧，学数学的王松讲的
是逻辑，讲的是推导与演算，万事皆有可能。这样的计
算与推导使他在作品的结构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且使
他的作品显示出现代小说的技术质地。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
副会长、文学评论家）
王松讲老天津人的故事，很在意其文化和性格的元
素。他坦言，自己虽然祖籍不是天津，但很“喜欢”乃
至“热爱”这座城市，它“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
源于自身”，“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支撑起来的”。王松的小说叙事借鉴了一些曲艺元素
，他喜欢相声，多次谈到“万相归春”的话题，相信世
间万物皆可“入活儿”，并认为天津相声是天津人性格
和城市“杂色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壤
上生长的一朵文化奇葩。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原主编、文学评论家
）
王松其实不是特别善于交往的人，他外表感觉比较
低调谦逊，但是内心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并且还有一
股倔劲儿，这些都表现在他的写作和为人上，他肯定不
是一个圆滑的、左右逢源的人，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准则
，他对人性的认识也许是悲观的，但是他绝对是靠谱的
人，所以他有的时候又显得天真和单纯，这表现在他把
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花在对语言的打磨中。
——兴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作家协
会理事、文学评论家）

天津文化与市井民生，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得主最新中篇小说集

叶汶对我说，有句俗话，人老深，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 拿，其实这个深不是别的深，是指心计，心计深也不是别的意 思，是说办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他说着就意味深长地笑 了，然后摇摇头，又接着说，年轻时不这样，总是脑子一热，一 条道儿跑到黑，说白了就是一根筋，只要认准的事，说怎么着就 得怎么着，用我七爷的话说，不管不顾。 他说，事情的起因，是那年春天，福佑剧场后身儿的一个废 品收购站着了一把火。这福佑剧场后来改叫“红卫兵剧场”，再 后来又叫“战斗剧场”，这次废品站着火之前，刚又改回来。当 时叶汶刚中学毕业，运气挺好，已经没有去农村插队的任务。但 工作不理想，分到一个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说白了也就是“收破 烂儿的”。这个着火的废品收购站，就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下属单 位。据说，这把火是突然烧起来的，火苗子蹿起一丈多高，把前 面的福佑剧场都映红了。幸好抢救及时，才没酿成更大火灾。事 情出在清理火场的时候。当时消防队的人为消除隐患，把库房里所有的破烂东西都搬出来。就在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瓦楞纸 的箱子。这箱子方方正正，不像旧东西，在破烂儿堆里也就挺显 眼。有人把这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的白纸，却又不像一般 的白纸，上面有字。于是就把消防队长叫来。消防队长拿出几张 纸看了看，见一张的上面写着“关于汉奸白燕尘在日伪时期表现 的揭发材料”，再翻翻箱子里别的纸，应该也都是类似的内容。 消防队长不知这白燕尘是什么人，但显然，这种材料上说的应该 不是一般的事。想了想，叮嘱这箱子先别动，就把废品收购站的 站长叫来。站长过来扒拉着箱子看了看，倒没当回事，废品站里 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大咧咧地说，大概是底下的人当 废纸收来的。消防队长毕竟有经验，立刻提醒说，这可不是一般 的废纸，更不能流出去。站长一听，这才意识到事情有点儿大， 于是赶紧给公司打了电话。 叶汶这时在办公室当文书。公司领导接到电话，让他去看看 怎么回事。其实这种事以往也有过，底下的废品站收了什么奇怪 的东西，一时吃不准，就向公司汇报。公司的处理办法一般都是 物归原主。只要认为是不宜当废品的东西，从哪儿收来的还退回 哪儿就是了。但这回不一样，叶汶一听“白燕尘”这名字，好像 有点儿耳熟。接着就想起来，他爷爷懂曲艺，不光喜好，年轻时 还是鼓曲票友，据他爷爷说，当年虽然算不上名票，在京城也小 有名号，经常去子弟八角鼓的票房走局；叶汶好像听他爷爷说 过，当初有一个叫白燕尘的人，最早在北京的票房一块儿玩儿 票，“拆唱八角鼓”唱得最好，后来下海了，在珠市口的街南唱 梅花调。但他爷爷从没说过，这白燕尘还是个汉奸。叶汶去废品 收购站的路上想，就不知电话里说的这个“汉奸白燕尘”，跟他 爷爷说的唱梅花调的白燕尘是不是一个人。
来到废品站，消防队的人已经撤了。废品站的站长姓吴。吴 站长是个瘦子，长着一张黄脸，一见叶汶来了就赶紧说，没想到 收破烂儿收了这么一箱东西，你快弄走吧，省得搁我这儿招惹是 非。叶汶从箱子里拿出这几张“关于汉奸白燕尘在日伪时期表现 的揭发材料”看了看，发现上面说的都是一些老艺人过去的事。 再看，还有几个名字，也都是他爷爷曾提过的，心里就明白了， 这个“汉奸白燕尘”，应该就是那个唱梅花调的白燕尘。 叶汶留了个心眼儿，回来的路上，先把揭发白燕尘的这份材 料拿出来，揣在身上。回到公司，只把这个瓦楞纸箱子交给领 导。下午，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份揭发材料又仔细看了一 遍。这材料是一个叫郝连瑞的人写的。据材料上说，白燕尘的艺 名叫“小白牙儿”，1936年来天津，当时是投奔他师父“老板儿 牙”，后来一直在南市和谦德庄的几个茶馆儿园子唱梅花大鼓， 最拿手的是“含灯大鼓”。1937年8月天津沦陷，那年冬天，一 个下午，白燕尘突然拉着几个人去南市牌坊附近的一个地方。到 了那儿才知道，日本的“红帽儿衙门”已经有人等着，要给艺人 登记。这几个跟着去的人一看，心里都不太愿意。但已经被白燕 尘拉去了，再看“红帽儿衙门”的人一个个儿都铁青着脸，样子 挺凶，又不敢走。后来见白燕尘已经带头儿写了自己的名字，也 就只好都把名字写上了。这个叫郝连瑞的人说，当时登记的人有 十来个，好像有“老板儿牙”“蔫黄瓜”“二窝头”“唐转轴儿”， 还有谁就记不清了，他自己也跟着登了记。他当时不敢不登，他 已看出来了，白燕尘跟“红帽儿衙门”的人不光熟，应该还不是 一般的关系，而自己在园子的后台候场时，跟大伙儿聊天儿经常 拿日本人“砸挂”，还说过日本人不少坏话，他担心白燕尘向 “红帽儿衙门”的人告发自己。这以后果然发现，白燕尘不光跟 “红帽儿衙门”的人熟，也经常有来往。1938年秋天，日本人占 领武汉。白燕尘表现就更活跃了，硬拉着大伙儿上街参加日本人 的庆祝活动，在旭街一带，“白帽儿衙门”的人给维持秩序，白 燕尘还带头儿为日本人宣传演出。 这份揭发材料不长，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