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的第一部中文学术文集，收录了1996 年至2022 年间16 篇讨论周、秦、汉代诗歌及诗学的文章，集中关注早期中国诗歌的发展，它与仪式表演的关联，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中国诗歌早期和中世的诠释传统；讨论对象聚焦于《诗经》、西汉颂诗、赋文、秦始皇碑、楚辞等。集内诸篇皆经过作者的补充完善与编者重要的译校修订，现以时间排序陈示。

前　言
权威的颂歌：西汉郊庙歌辞（1996）
作为表演文本的诗：以《小雅·楚茨》为个案（2000）
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的早期历史（2003—2005）
西汉美学与赋体的生成（2003）
《司马相如列传》与《史记》中“赋”的问题（2003）
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功能（2004）
作为记忆的诗：《诗》及其早期阐释学（2005）
出土文献与苏格拉底之悦：《国风》解读的新挑战（2007）
《毛诗》之外：中古早期《诗经》接受研究（2007）
来自群山的宣告：秦始皇刻石碑文探论（2008）
说《诗》：《孔子诗论》的文理与义理（2012）
《诗经》的形成（2017）
早期中国诗歌与文本研究诸问题：从《蟋蟀》谈起（2019）
“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以屈原和《离骚》为例（2021）
反思之一丨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　柯马丁
反思之二丨早期中国研究与比较古代学的挑战：汉学和比较文学的对话　柯马丁 郭西安
编后记丨潜文本、参照系与对话项：理解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一种进路　郭西安
参考文献
文章出处

本书收录了16 篇讨论周、秦、汉代诗歌及诗学的文章
，这些文章大多于1996 至2022 这27 年间陆续发表于英语
学界。它们基本上以时间排序陈示于诸君，反映了自1996
年我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以来对早期中国诗学的思考演变。
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些发表时间靠后的文章以不同方式建立
在我早期发表的文章基础上。有时候，这是在新的语境下以
新的书写方式去重思早期文章的观点和材料；更多时候，则
是引入了尚未见于早期文章的新观点；甚而还有一些文章，
揭示了时过境迁，我是如何推翻或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问题，相反，我认为除了那些实证的
、学究气的“史实”合集，任何值得思考的东西都值得重访
。在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概之以简单的“
对”或“错”，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可获的有关上古的证据极
其稀缺、偶然，并且与我们相隔千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
为与其试图“证明”什么，不如去考量什么是似是而非的、
什么是最为可能的，当下尤应如此。新的考古发现几乎每天
都在浮出水面，在“历史的事实”方面，我们能够提供的只
有假设，而非定论。一个新的考古发现，就可能改写传承百
年的学术界定论。再则，有关上古的“事实”本身就极具选
择性和偶然性，它们并非自在之物，而是视角和阐释的产物
，它们呼唤智识主导下的积极探索和参与。我选择了和他人
不同的阐释框架，这些框架本身也随着时间而有一定程度的
变化。本着这种精神，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反映了我不断
发展的新的兴趣和新的思考方式。我们基本上让所有文章保
持其首次发表时的样态，只有《权威的颂歌：西汉郊庙歌辞
》和《作为表演文本的诗：以〈小雅·楚茨〉为个案》这两
篇例外，因为二者有些地方需要更正。如果读者依序纵观文
集整体，或许能够感受到我愈趋大胆：我最新的想法也是我
与传统思考相去最远的想法。
然而，这些文章所体现的思考轨迹并不等于我的学术
自传。近年来，我对古代中国诗歌中的“作者”权力和其自
治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也不会严称自己拥有此种权力和自
治性。事实上，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与欧洲及北美二十多年来
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进程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我文章中的
许多主题与方法论视角实际上是我这一代学者共同关注的论
争，这些论争在此前是不存在的，但在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
下，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学者中有很多是我的挚友
，是这一学术探索和学术交流的共同事业中与我意气相投的
对话者。尽管本书中的一些话题和论争带有明显的“西方”
色彩，但它们在中国也开始为人所知，如果说我的这些文章
在西方确实有所言，那我希望它们对中国的同行和学生能同
样有所述——当然，我很清楚，是以不同的方式；正如欧美
同行并非完全赞同我那样，我的一些观点未必会得到中国学
者的认同，对此我完全理解并有所期待。激烈的争论并没有
错，我们需要的是基本的共识：哪些东西可以算作证据，什
么才能称作严密的逻辑论证；其他的都可以再讨论。
文集中只有第一篇文章写于我仍在德国的时候，它是
我讨论西汉《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学位论文的结尾；
其他文章都是我1997 年来到美国之后的工作成果：我先后
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执
教至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学术身份是一名美
国学者，即在北美学术语境中工作的学者。但这只是一个方
面。我2013 年获得美国国籍之后仍然保留了德国国籍，仍
属于德国和欧洲的公民，我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仍然扎根于欧
洲教育体系。
我在科隆大学学习了汉学、德语文学、东亚研究及欧
洲艺术史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到今天仍然陪伴着我。在德
国，我第一次学习到如何思考，认识到严谨而深刻的方法论
在智识层面的必要和强大。我还学习到另一点：无论一个人
研究何种文化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自己的或是他者的，都
不应该有任何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的思维限制。我仍然记得
自己在科隆大学上课时，不管探讨对象是中国历史、德语文
学还是中世纪欧洲艺术，我们都需要阅读多种不同语言的学
术著作。学生时代，我从未上过任何一门只用德语进行学术
讨论的课程，否则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我的老师们而
言，卓越学术的定义就是从世界各地汲取精华。这就是何以
本文集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并不是关于古代中国诗歌的讨论
，而是对早期中国研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的探讨。这篇文章
最初是为了在中国发表而作，如今也已经在英语学界发表。
它表达了我的一些主要信念，这些信念是我研究古代中国的
智识和伦理基础，尤其在于我对人文研究中本土主义与民族
主义的断然拒斥。
文集中的其他篇章从多种跨学科视角出发，讨论中国
古代诗歌的发展、诗歌与仪式表演的互动，以及古代中国文
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形成。除此之外，还探讨了中国诗歌早
期及中世的诠释传统，在近期出土新材料的对照下，这些传
统变得全然可见。关于古代中国历史和更广义的早期中